引子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在经过了23个月13轮20多次的艰苦谈判后,最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作为第一阶段协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美两国,有利于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认为,“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对美国、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是双边关系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变数,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被世界舆论广泛认为有利于缓和局势,有利于稳定世界经济。
人们原本以为,随着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关系将朝着缓和方向发展。然而,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又给中美关系带来诸多变数。疫情暴发后,美国一开始还能够与中国保持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赞扬中国抗疫工作卓有成效,他在1月24日曾发推文公开赞扬北京的努力和透明度。到2月底,随着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特朗普也没有责怪过中国,并认为中国面对疫情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也公开表示中国与美国在积极合作。然而到2020年3月,美方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指责中国,多次公开把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随着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美国一些政客的反华言行也变本加厉,纵容一些势力制造“起诉中国”“向中国索赔”等闹剧。4月27日,特朗普总统在记者会上扬言,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中国承担责任,美国正在进行认真调查,表明美国在疫情冲击下向中国转嫁责任的倾向继续升级。
不难看出,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冲击下,美国大选年各方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中心正在聚焦中国,中美关系面临着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时刻。如何把握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精准界定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剖析中美关系的内在逻辑和相处之道,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战略问题。
一、双重冲击:疫情与舆情
当下,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大的全球性挑战,整个世界能否形成抗疫统一战线,中美关系如何发展至关重要。自疫情暴发以来,病毒扩散呈现出加速趋势,从东亚地区暴发,继而在欧美蔓延,并快速传播到全世界。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报告(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ituation Report)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5月11日16时,全球新型冠状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到400.625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达到27.8892万例。其中,美国新型冠状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最多,达127.1645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6万例。其次是西班牙(累计确诊病例达22.4390万例)、俄罗斯(累计确诊22.1344万例)、英国(累计确诊21.9187万例)、意大利(累计确诊21.9070万例)、德国(累计确诊16.9575万例)、巴西(累计确诊15.5939万例)、土耳其(累计确诊13.8657万例)、法国(累计确诊13.7073万例)、伊朗(累计确诊10.7603万例)、中国(累计确诊 8.4450万例)、加拿大(累计确诊6.7996万例)、印度(累计确诊6.7152万例)、比利时(累计确诊5.3081万例)、荷兰(累计确诊4.2627万例)。不难看出,疫情冲击已经重创几乎所有的最发达经济体,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下图)。
图 全球主要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5月11日)
资料来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Dashboard,”Data last updated: 2020/5/11, 9:27am CEST, available at: https://covid19.who.int/。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维护和巩固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任务。作为全球性的大规模流行病,新型冠状肺炎对中美关系的冲击体现为“双重冲击”:新型冠状肺炎问题不仅是一个中美关系面对的疫情冲击问题(Pandemic shock),更是中美关系面对的一个舆情冲击问题(Panic shock)。相比而言,尽管疫情冲击对中美关系具有破坏力,但更具破坏力的是疫情冲击所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尤其是舆情冲击成为左右中美关系发展方向重大破坏性力量。
(一)疫情冲击
作为一种人类前所未见的新型病毒,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首先在湖北武汉暴发,形成了对中美两国共同的挑战。毫无疑问,疫情对中美两国的冲击都是巨大的,表现为感染人数急剧上升,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整个社会停摆,对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冲击。从疫情对中国的冲击来看,自2020年1月初以来,中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4万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超过73万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提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依法将新型冠状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措施严格管理,坚持全国一盘棋,组织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将近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并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各省区市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打响了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总体战、阻击战”。经过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得到巩固,为世界防疫赢得了时间。当然,疫情也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中的一些短板、漏洞、弱项,比如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同时,疫情对社会经济也形成了巨大冲击,众多企业和多个行业面临困难,就连经济表现最好的中国在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为1992年有季度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尤其是各地宣布进入一级响应以后,全国范围内采取严格管制措施,超过十多亿人居家禁足,对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尽管疫情缓解后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但在世界疫情蔓延的情况下,整体经济环境和市场预期持续走低,中国也很难摆脱“池鱼之灾”。
从疫情冲击形成的重创程度来看,美国比中国还要严重。截止到2020年5月13日,美国新型冠状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全球最多,超过13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八万例,而且疫情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控制。在疫情的冲击下,美国医疗卫生体系和物资保障体系面临巨大压力。根据美国重症医学会估计,美国总共将有96万名患者由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需要使用呼吸机,但美国的呼吸机只有大约20万台。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估计,如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一年,美国将需要35亿个口罩,缺口在99%左右。虽然美国被普遍认为拥有最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但面对疫情仍然呈现出捉襟见肘的尴尬窘境。与疫情冲击伴随而来的经济冲击,造成了美国生产供应链的危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美国对世界的依赖程度之深。彭博数据库汇总了截至2020年3月26日各金融机构对全球主要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测。高盛(Goldman Sachs)经济学家在2020年3月20日预计,继第一季度下降6%之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二季度将下降24%,经济衰退程度史无前例。美国金融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也令人担忧。美国三大股指全面暴跌,标普500指数甚至于十个交易日内接连触发四次“熔断”,终结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股市的“十年长牛”,诱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恐慌,多国股市创历史最大跌幅,所谓的经济增长、股市高涨和失业率下降的“特朗普景气”被终结。截至2020年5月9日,美国失业人数大幅攀升,连续八周失业人数高达3650万人。面对疫情冲击,美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2020年3月25日和27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先后表决通过两万亿美元经济刺激法案并获得特朗普总统签署,启动了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法案。然而,2020年经济负增长应该是大局已定,社会情绪中的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日益严重,美国正在遭受21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危机。
(二)舆情冲击
迄今为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已经对整个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呈现出了卫生灾难、经济衰退、社会停摆、治理赤字等众多问题。然而,对中美关系来说,疫情所引发的社会混乱和心理恐慌等舆情冲击更加严重。一百多年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解释了群体恐慌的社会心理根源,认为理性的个体一旦加入群体,就会产生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尤其是在面临危机条件下,群体最易滋生出如盲目、冲动、狂热、轻信、教条、顽固、偏执和不负责任等心理,而统治者则借机利用群体的这些特点建立和巩固自身统治的,勒庞称之为“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定律”。2020年的新型冠状疫情冲击下,中美关系集中展现了类似的倾向。
舆情冲击的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社会中滋生蔓延的所谓“中国病毒论”。在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全球之际,中美外交部门陷入“病毒起源论战”。美国保守势力利用疫情对中国发起舆论战,《纽约时报》刊文批评中国疫情暴发是“国家治理的失败”,《华尔街日报》则冷嘲热讽地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评论文章,引发中国官方和舆论强烈抗议。随着美国疫情的暴发扩大,美国对华舆论打压升级。多名美国政要公开批评中国对疫情不透明,要为世界疫情大流行负责,显然在美国政府抗疫不利的情况下,通过攻击中国来“甩锅”,转移国内视线。比如,不少国会议员对中国发起所谓“赔偿诉讼”,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指责中国是 “新冠流行病蔓延的罪魁祸首”。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一度公开声称新型冠状肺炎为“中国病毒”。在美国一些政要的鼓噪下,像谷歌、脸书、推特等美国网络公司也加入了“战斗”,在社交媒体上到处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负面”消息,这些曾经鼓吹自身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在疫情之下一下子转变成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工具。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病毒论”完全是无稽之谈,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更是故意栽赃。早在2020年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和美国驻华使馆就已经发出了赴武汉旅行的健康警告。1月23日,中方采取了关闭离汉通道等空前全面、彻底和严格的措施,多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美国国务院于2020年1月23日命令所有非应急美国人员及其家属离开武汉,1月25日,美方宣布关闭驻武汉领馆,安排包机将其公民和外交官从“疫情严重”的武汉撤离到美国。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月31日,美国卫生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 Azar)正式宣布美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从东部时间2月2日起采取严格的临时性防疫措施,对所有中国公民和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关闭边境。同时,美国多家航空公司自2月初开始停飞中国航线,基本上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不难看出,自疫情暴发一开始,中美两国就保持了积极的沟通,相关措施果断、有力、及时实施,避免了更多人感染。在3月初之前,特朗普总统在公开讲话时多次乐观地表示,“我国疫情尚在掌握之中” “新冠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做好了准备;我们有全球最好的专家”。直到2020年3月13日,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特朗普才改口承认疫情“很糟糕”。通过追溯美国疫情暴发的历史,从2020年2月初美国对中国关闭边境到3月中旬疫情在美国暴发,所谓美国疫情“中国输入论”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相比之下,舆情冲击对中美关系伤害更大。在疫情冲击下,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也在持续上升。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Harris Poll)在2020年4月3日至5日对美国1993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77%的美国受访者因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扩散而指责中国政策,其中有67%的民主党人、75%的独立人士和90%的共和党人将疫情大流行归因于中国,7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准确”地报告了疫情对其民众的影响,69%的人赞成特朗普总统针对中国制定更严格的贸易政策,54%的人表示中国政府应为疫情支付赔款,这对特朗普而言有利于继续将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的责任公然推给中国。2020年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3月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结果,大约有2/3(66%)受访的美国人表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比2017年的47%上升了很多。6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一个主要威胁。两党态度存在差异,共和党人(72%)比民主党人(62%)对此更为担心。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2020年4月27日发表《美中关系的终结》一文,认为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使两国民众敌对情绪加深,加之两国政府情绪化决策,将加剧双边关系破裂风险,打破全球多边力量的平衡。“美国优先”政策和中国扩大影响力的常识可能引发新一轮论战,罗奇主张中美领导人应停止指责,恢复双边信任与合作。因此,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正在经历最为艰难的时刻,能否顶住中美疫情期间的“双重压力”,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
二、“软战”:中美关系新现实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战略合作的共识已被打破,战略竞争有新的发展,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新局面。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冲击下,中美关系竞争的一面非但没有因为中美贸易谈判签署第一阶段协议而有所缓解,反而竞争更加激烈,向着大众传播、公众舆论和治理体系等领域扩散。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是原有的老矛盾和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矛盾和新问题层出不穷。应当如何精准界定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坊间有不少评论,不乏有人将其界定为“新冷战”,认为中美关系难以走出历史上大国间发生冲突的老路。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新冷战”的界定仍然停留在朦胧的感觉层次,与形形色色的中美争端现象混杂在一起,并没有科学界定其本质特征。
冷战是20世纪中后期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现象。根据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持续40多年的美苏及其盟国间或东西方间的敌对方式和状态。“冷战”一词最早见于1947年4月美国总统顾问、参议院议员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在国会的答辩中,后为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所采用,广泛流行。尽管学界对冷战的认识形形色色,但基本以两极思想为主导,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集团。两大集团呈现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等方面的对抗斗争,但不发动直接的武装进攻,此种集团间对抗且又不直接战争的状态就是冷战。
如果以集团分化、全面对抗、没有战争三个标准来衡量当下的中美关系新现实,就不难发现中美关系并非处于“新冷战”状态。一是阵营分化。迄今为止,尽管有人指出当今世界已形成“两极格局”,但显然并非冷战格局,主要原因是当今世界并没有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战略集团,大国间也没有爆发以代理人战争方式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的战略竞争,无论美国从什么角度向中国施加压力,其核心不是为了争霸世界,而是解决国内问题,“实现美国再次伟大”,获取更多国家利益;二是全面对抗。冷战是大国竞争和对抗的状态,但大国竞争不必然等同于冷战。历史上很多大国都曾处于对抗状态,但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对抗被称为冷战,那是因为美苏对抗呈现出全面对抗的特征,只有大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各领域的全面对抗,才能被称为冷战。当下中美关系虽然在某些领域有竞争,但并没有发展成全面对抗,而且在竞争领域中美两国仍存在大量合作的事实;三是没有直接战争。美苏冷战时虽借助代理人战争纵横捭阖,但受制于核武器,始终没有发生战争。当下的中美关系与之不同,中美在贸易领域、高科技领域、金融领域等不仅在直接对攻,而且不断升级,虽没有发生传统意义的热战,也没有发生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但中美之间形形色色的新型战争比如贸易战、金融战和高科技战则刀光剑影,搅动亿万民众乃至整个世界动荡不安,与爆发战争的破坏力已相差无几。基于上述几个标准衡量,所谓“新冷战”论夸大事实,中美关系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热战、冷战等概念来界定,需对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进行与时俱进的再定义。
事实上,坊间热议的所谓“新冷战”不是中美关系新现实的本质,而是中美关系新现实呈现出来的表象。整个世界既没有出现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中美之间也没有呈现角逐世界霸权的全面战略竞争,即使在某些领域存在战略竞争也并非你死我活的对抗,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体。以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战为例,除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外,国际社会的其他各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观众而已。除了少数国家采取了“一边倒”的追随战略外,绝大多数国家均表现出了极为聪明的“战略对冲”(Strategic Hedge),亦即对双方既两边下注伺机套利,又保持一定距离以免遭受“池鱼之灾”。作为竞赛双方,中美两国真正关注的不是对手的反应,而是两国国内民众的反应以及国际社会第三方的反应。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白宫团队对国会山的民主党议员表现出极为不屑的态度,甚至对共和党建制派的良言劝说也是置若罔闻,他们唯一关注的是支持特朗普的“铁杆选民”和大票仓的反应。有学者认为,在整个谈判期间,唯一能够改变特朗普态度的是其票仓的选民态度,比如包括“铁锈带”地区中的宾夕法尼亚州(20票)、密歇根州(16票)、威斯康星州(10票)和摇摆州俄亥俄州(18票)、印第安纳州(11票)、艾奥瓦州(6票)等地区的选民。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十分重视捍卫核心利益和党内的团结。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多次重申,对于中美经贸谈判,中方希望达成协议,但绝不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显然,无论从美方的态度来看,还是从中方的态度来看,战略竞争的决定因素不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权力关系,而是彼此国内事务的政治关系,既不是权力之战,也并非制度之战,而是权力和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之争,争夺的核心是各自的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
政治正当性,又称为“合法性”,是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广义的正当性概念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或规范系统是否为人们所接受,狭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或政治秩序是否正统。政治正当性是政治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异常复杂的问题。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家在论述到政治权威的统治秩序时,总要或多或少提及合法性或权力的正当性问题。一个政权的正当性取决于它是否获得被统治者们的普遍认同,正当性被认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将很快地崩溃瓦解。从法律上来说,正当性并不等同于遵守法律,某些行为可能并没有触犯法律比如某些违反人道主义的法律,其法律本身不具有正当性。相反,某些群体的行为可能触犯了法律,比如反种族主义的抗议行动造成了宪政危机,但却是具有正当性的。因此,衡量正当性的关键不在于其形式上是否合法,而在于实质上是否正当,是否符合社会基本价值和信仰,是否获得社会广泛的认同。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正当性建立在一个共同认可的基础上,这些基础包括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权威类型。韦伯认为,历史上的政权正当性基础基本是以上三种权威类型不同程度的混合。意识到政治正当性对国际政治意义的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思想家亨利·基辛格,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当今世界左右政治游戏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并未过时,但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均面临国内政治正当性的挑战(political legitimacy),整个世界秩序也面临着包括来自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正当性诉求。按照基辛格的逻辑,中美关系除存在权力竞争的一面外,还存在着对政治正当性的争夺。前者主要涉及学界热议的中美能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后者则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政治正统性问题,核心是究竟“谁站在正确的一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国际关系的性质。
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关于谁站在正确一边的问题,历来是由强者说了算,即“强权即公理”。千百年来,成王败寇,当在一场战略豪赌中权力角逐分出胜负之后,政治正当性的问题往往就随之有了答案。然而,在战略竞争尚未分出胜负之前,权力斗争是国际关系的一道明线,正当性竞争则往往是不可回避的暗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和寡助之间争的也是一个“正当性”问题。在冷战期间,美苏尖锐对抗,有力量对比和权力斗争问题,也有政治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不过两者势同水火,道不同不相为谋,导致政治正当性之争的全部能量都被转化为权力斗争的主线。相比之下,中美关系和美苏关系有所不同,两大战略力量已经在全球化力量推动下混为一团,庞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人员往来已经将两个国家纠缠在一起,呈现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剪不断理还乱。在此背景下,“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中美贸易战已经表明,全球化已导致中美之间的缠斗令双方皆难以放开手脚肉搏,即便一些策士极言所谓“脱钩”“断供”之论,短期之内恐难奏效。在中美关系欲战不得、欲脱不能的条件下,如何说服国内民众同仇敌忾,如何争取国际盟友号令天下,似已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现实和新常态。近年来,美国在气候变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贸易战、“美加墨贸易协定”(The 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AC)的“毒丸条款”“印太战略”等议题上使尽浑身解数,都难实现“内争一统、外求一致”的反华共识。相比之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则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内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对外塑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逐渐稳住了阵脚,巩固了自信,在中美“软战”中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正在日益掌握主动权。因此,在全球化潮流中,“软战”已经成为理解中美关系新现实的一条主线,也是界定新时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坐标系。
三、疫情期间的中美“软战”
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后,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诸多之怪,其根本线索就是基于争夺政治正当性的“软战”。尤其是疫情冲击所引发的舆情冲击,中美关系之所以屡屡遭受惊涛拍岸,最主要的原因并非来自中美力量对比的权力转移,而是来自中美两国的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是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变化的主要矛盾。具体而言,从“软战”的视角出发,中美关系正当性之争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美高层交往
中美建交40多年的历史表明,高层交往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引领作用。每逢重大危机时刻,中美两国领导人总是登高望远,令中美关系峰回路转,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略有不同的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保持沟通的同时,也在极力争取彼此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
自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元首和高层保持接触,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先后两次通电话,就疫情防控进行沟通,交流经验,总体上是积极的。在2020年2月7日的通话中,习近平指出,中美就疫情防控保持着沟通,希望美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调整应对举措。中美双方可保持沟通,加强协调,共同防控疫情。特朗普则表示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援助,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密切沟通。在2020年3月27日的通话中,两国元首交流了中方为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采取的举措,强调中美应该团结抗疫。特朗普总统还明确表示将亲自过问,确保美中两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开展抗疫合作。感谢中方为美方抗疫提供医疗物资供应,并加强两国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包括抗疫有效药物研发方面的合作。中美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2020年3月26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推动发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对推动国际合作做出了贡献。除此之外,其他高层合作也持续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后于2020年1月29日、3月16日和4月15日三次通电话,针对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行为,杨洁篪指出,“中方表示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聚焦合作,排除干扰,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蓬佩奥也多次表示,美方愿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并提供必要协助,共同应对这一国际卫生安全挑战。“美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加强双方抗疫合作,并继续就美中关系的发展保持沟通协调。”总体看来,无论在双边会谈,还是在多边场合,中美高层间的直接对话和双边合作的基调是稳固的。
然而,两国高层在面对民众时表现出了不同倾向。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积极与各方开展通信和通话外交。2020年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给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回信,感谢他和盖茨基金会对中国防控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工作的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共同抗击疫情。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与30多个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进行了40多次“电话外交”,积极与各方进行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支持和参与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提出召开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建议发起二十国集团抗疫援助倡议、探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急联络机制、适时举办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等,推动全力打好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相比中方的大国担当,美国领导人在面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第三方时表现出了“双重标准”和不同面孔。特朗普总统在面对国内民众讲话和发布推文的时候,表现出了立场的摇摆性和随意性,尤其是公开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纵容国内种种“起诉中国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特别是在2020年4月27日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在回应德国《图片报》要求中国赔偿1490亿欧元时扬言“让中国承担责任”,肆意破坏和毒化中美关系。2020年3月25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借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声称中国应该为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负责。欧洲六国外长对蓬佩奥“抹黑中国”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并拒绝签署由美国提出的包括“指责中国是新冠流行病蔓延的罪魁祸首”的联合声明。此外,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社会势力遥相呼应,频频制造反华闹剧。2020年4月22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表斯蒂芬·柯林森(Stephen Collinson)的《特朗普和拜登就中国问题开战,可能定义2020年大选》一文,强调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势必把矛头指向疫情发源地中国,以进攻态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也在中国问题上呈现强硬立场。无论谁赢得了对中国的政治对抗,中美关系都在恶化。2020年4月24日,美国政治新闻网、福克斯新闻、《华盛顿邮报》等曝光了长达57页的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向竞选机构发送的备忘录,建议共和党候选人通过“积极攻击中国”来应对新型冠状疫情危机,批评中国掩盖事实造成全球疫情大流行及美国就业岗位流失;民主党人对华态度软弱;共和党将因中国应对疫情不力而推动对华制裁。不难想见,随着大选日期临近,美国对华“软战”必然在大选中不断发酵升级,这冲击着中美关系的堤坝。
(二)中美经济关系
长期以来,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然而,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经贸摩擦越来越多,成为中美摩擦的“推进器”。尤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双边贸易的巨大逆差被认为是美国吃亏了。近年来,美方频频在贸易逆差、知识产权、经贸规则、结构改革等问题上指责中方,频频挑起摩擦,实施长臂管辖制裁中国企业,甚至炒作“中美经济脱钩论”,意在切断中美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规锁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军工产业发展,给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都带来严峻挑战。美方这一做法意在通过使用关税和经济政策、政府监管等手段,影响跨国公司贸易和投资流向,操纵和左右市场形势,核心是经济领域中的“软战”。
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软战”有了新发展,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疫情暴发之初,正当中国在全力抗击疫情时,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2020年1月30日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发生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将“有助于”加速制造业回流美国。然而,当疫情在美国暴发时,美国贸易办公室一开始对中国进口口罩和医用手套等几十种医疗产品免除关税,但很快就发现还需要进口医疗机械、药品和药品原料等,担心受制于中国,这使得美国强硬派利用疫情推动中美进一步“脱钩”。2020年4月19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开始强调把重要的供应链“留在美国”的重要性,并宣布将启用《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强制命令企业生产防护设备,特别是呼吸机等,并任命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作为《国防生产法》实施协调人,在疫情期间继续推进对华贸易战。同时,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尽管美国从2019年上半年就开始对中国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尤其是将华为等一系列中国的科技公司加入实体清单。2020年4月28日,在疫情蔓延形势严重的时刻,美国商务部仍提议向中国出口实施新的限制措施,要求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其他技术时必须获得许可,不管是军用还是民用。新规还取消了此前允许美国相关技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向非军事实体出口的规定,进一步收紧了对华出口管制,美国财政部对海外投资者加强审查的新规则生效。美国继续打压华为,在技术竞争方面对华实施严格限制。尤其在2020年2月14号慕尼黑安全大会前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等频频抛出“华为威胁论”,强调华为对国家安全、民主政治制度的危害,企图阻挠英国等西方盟国在5G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设备。面对诋毁,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当场予以反驳,批评美国政客的荒唐逻辑,赢得了在场观众的一阵掌声。事实上,美国所做的一切无非就是争取各方面的支持,阻挠中国经济崛起,核心还是在经济领域中的“软战”。然而,美国的“软战”如意算盘并不容易得逞。无论在七国领导人会议上,还是第56届慕尼黑安全大会上,美国有关5G的无理要求被拒绝,多个国家联合对美国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抨击。当然,美国在经济领域中对跨国公司进行威逼利诱,对世界各国进行游说施压,以此来开展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软战”短期内不会结束。中国可能需要做好长期周旋的准备,并制定好“软战”战略的谋划运筹。
疫情期间中美“软战”的另一个维度是如何处理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作为遭受疫情重创的两大经济体,中美应对重点和方式方法存在很大差异,集中体现于中美不同的“软战”策略。在疫情暴发后,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确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强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等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在抗疫过程中,中国政府对于病毒感染者基本做到了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检尽检、应治尽治,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医护人员、医疗设备和物资保障,全力保障疫区抗疫,通过建设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等定点医院和众多方舱医院,并在全国范围内加强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建立起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的疫情防控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总体来看,中国疫情防控的核心是“救人”,在此基础上稳妥推进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恢复。相比之下,美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核心是“救市”。在2020年3月12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后,面对股市大跌和失业率上升,美国政府采取几轮救市措施,包括推行基本“零利率”的政策、无限额的量化宽松、美联储绕过金融机构直接购买美国公司债券以及推出两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等,围绕的核心始终是如何救助资本和企业,而在保护易感人群和救治感染者方面作为有限。中美疫情防控思路和重点的差异表明,中美两国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是不同的,中国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是民众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中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获得人民的支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美国政治正当性的基础是资本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美国政治的首要任务是获得资本的支持,这一正当性基础的根本差异决定了中美在“软战”策略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三)中美人文交流
人文与社会交流对话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柱,也是中美“软战”的重要战线。近年来,在中美人文交流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不乏美方人士攻击中美人文交流,炒作所谓“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认为中国借助人文交流对美国实施意识形态“影响”和“渗透”,并警告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中国在美的“渗透和影响”正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在美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监视活动越来越严重。广受争议的是,从2018年到2019年,多位美国华裔研究人员因与中国的联系遭调查、起诉。2020年1月28日,哈佛大学查尔斯·李波(Charles Lieber)教授因涉嫌向美国国防部做出“虚假和欺诈性陈述” 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逮捕并被刑事指控,理由是他与中国政府招募外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千人计划”有联系。这次起诉标志着美国的调查方向已经扩大,从华裔群体延伸至美国学术体系最高端的研究人员。疫情暴发后,美国边境关闭、航线停航,中美人文交流进入了所谓的“技术暂停”。
然而,中美在疫情期间的社会争论非但没有因为“技术暂停”而中止,反而呈现出不断升级和愈演愈烈的态势。2020年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将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社、人民日报社五家中国媒体纳入《外交使团法》的适用范围,对他们的活动进行限制。2月19日,中国对《华尔街日报》《纽约日报》《华盛顿邮报》三家媒体在中国的记者,以吊销记者证的方式予以反制,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外国记者的记者证。3月2日,美国国务院进一步要求五家中国新闻机构驻美的中国籍员工总数减少至最多100人,并应于3月6前提交详细名单。美国总统甚至公开声称“中国病毒”。一些美国智库、媒体频频发表相关报告和评论,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多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也都发表了抨击中国的言论。3月31日,美国《国会山报》报道,特朗普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加剧了美国的仇外心理和对亚裔的敌视,导致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频发。鉴于美方的态度和措施,2月24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提醒中国游客切勿前往美国旅游。综合一系列中美相互较量的事件,不难看出双方对彼此的反感和不满达到何种程度!
在中美“口舌之争”愈演愈烈之际,两国在疫情防控上的合作并未完全断绝,尤其在医疗信息和救治经验分享、医疗物质援助和技术研发上始终保持着合作势头。在疫情暴发之初,中美在抗击疫情上就保持了紧密的合作。2020年2月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宣布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提供援助,准备从现有资金中拨款多达一亿美元,通过直接的方式和多边组织帮助中国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控制和抗击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并协助完成了向中国人民捐赠近17.8吨医疗物资的运送工作,包括口罩、防护衣、纱布、呼吸器等重要物品。据崔天凯大使介绍,中方尽己所能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提供支持,位于美国疫情“震中”的纽约州是重点支持对象。中国一些省市、企业和民间机构继续向美国提供医疗物资捐助,中方还为美国在中国采购医疗物资提供了必要协助。比如华为向纽约州和华盛顿特区捐赠了数万件防疫物资。在信息分享和技术研发上,中美始终保持着密切合作。中方建立了面向所有国家开放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网上知识中心,两国卫生部门和防控专家也一直保持密切沟通。美国的疫控中心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的联合专家考察组,《纽约时报》记者也肯定了中国的做法,称美国应该学习中国。2020年1月3日,中方开始正式向世卫组织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时主动通报信息,并将五条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上传网站,与全球和世卫组织共享数据。2020年3月29日,中美两国疾控中心召开技术性视频会议,两国卫生部门负责人保持通话渠道,两国防控专家就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进行了有益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的“争吵”还没有达到“脱钩”和“分手”的程度,更不同于美苏间的冷战。两者“争吵”的焦点仍然是谁站在正确一边,尤其是向国内民众解释谁站在正确一边,通过指责他国来争取国内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支持,本质上也是“软战”的一种形式。2020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刊文分析一语中的,随着疫情在美国的肆虐,美国政府单纯依靠防疫政策无法挽回支持率,特朗普竞选团队在重点州检测民调数据时发现,超过77%的美国人对中国在疫情中的态度表示不信任,基于这种民意态度,共和党人制定了通过指责中国来提升支持率的策略。
(四)战略安全关系
传统上,战略安全关系主要从力量对比的权力政治视角来理解,将中美战略安全领域的关系理解为能否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从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美国学界倾向于在遏制中国的战略框架下理解中美关系,进而将中国加强中俄新时代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构建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等统统视为具有地缘战略意义的战略博弈,进而也被界定为“新冷战”的一个根据。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中美在战略安全关系领域中的互动,就会发现将其理解为“新冷战”是一个误读,中美在战略安全关系中的互动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软战”,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更是突出证明了这一点。
在疫情暴发后,美国并没有停止在战略安全领域推进“印太战略框架”,其核心仍然是争取更多盟友和伙伴的支持。“印太战略”的概念最初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特朗普政府接受后进一步凸显其军事色彩,把亚太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其意图在于把太平洋、印度洋广袤地区通过美日印澳四大国的合作在地缘政治上捆绑在一起,其核心更突出控制这些国家,而针对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招牌。针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日本官方在强调“印太”时已经不再提“战略”,尽量淡化其针对中国的色彩,而澳大利亚则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予以对冲。为进一步加强“印太战略框架”,2020年2月24～25日,特朗普总统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希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融合。然而,尽管美印两国达成了30亿美元国防军售协议,并签署了三项能源领域的谅解备忘录,但美印间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根深蒂固。无论在美印领导人的会谈和公开演讲中,还是在事后美印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均未出现“印太战略”的影子。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冲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四艘航母——“罗斯福”号、“里根”号、“尼米兹”号、“卡尔·文森”号均发现新型冠状肺炎确诊病例,在整个海军舰队中有26艘作战舰艇中至少有一名水兵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的“印太战略”体系受到很大冲击。显然,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框架及其投入来看,表面上美国以中国为对手,但事实上中国仅仅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假想敌”。美国的真正意图是巩固美国的地区霸权和全球霸权,通过推进“印太战略框架”加强对盟国的控制,将更多的地区大国绑到美国的战略框架中。美国高官在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表现也表明,美国通过夸大“中国威胁”来恐吓国际社会,并通过排挤中国技术、中国产品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来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市场控制、技术控制和战略控制。因此,对美国而言,遏制中国是假,因为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是不是美国的敌人仍存在争议,其真正意图在于控制盟国,巩固霸权。美国在世界各地到处鼓噪“中国威胁论”,拿中国说事来打压其他国家,背后的目的都是这样的战略意图,其本质是“软战”,不是冷战,更不是热战。
从中美双边的战略互动来看,美国在疫情期间也在很多议题上继续为中国设置障碍,在战略上牵制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在2020年1月公开祝贺蔡英文连选连任台湾领导人,表示支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释放出危险信号。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继续加大海军舰机抵近侦察,美军舰艇和飞机依然在南海保持高常态化的军事活动,鼓动越南、菲律宾等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对中国施加新压力。在香港问题上,美国在继2019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后,妄图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西藏问题上,美国通过了《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在未来藏传佛教领袖十五世达赖喇嘛的继任权问题上继续干涉中国内政。所有这些行动的共同特征是培植境内外反华势力,力图推动建立反华统一战线,核心也是“软战”。
通过考察高层交往、经贸关系、人文交流和战略安全四个领域的中美关系,可以发现疫情期间的中美关系均具有“软战”的共同特征。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也许中国目前还不足以构成对美国的实质性威胁,关于中国是否是美国的敌人还缺乏定论。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言,中国最多是美国值得重视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所做的一切并非是真正要与中国重新回归冷战轨道,而是通过以塑造中国为战略假想敌,借助疫情塑造反华统一战线,加强对盟国的控制,巩固美国全球霸权地位。因此,如何力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华统一战线,力争在世界范围建立反病毒统一战线,是中国对美战略的一个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四、中美“软战”的政治根源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各种类型的战争从根本上都是政治冲突的发展。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呈现出“软战”的格局?其根源何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考察中美政治利益的冲突根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冲突发生的根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二是迅速发生的、不可预测的权力转移。“战后时期是一个权力迅速转移的时期”。作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行为体,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和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这是学界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基本逻辑,也是一些学者鼓吹“新冷战论”的理论基础。
然而这一逻辑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将中美两国假定为壁垒分明的两个大国,背后亦且有着界限明确的两大阵营。反观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陷入了冷战格局,造成冷战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因素:一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两个对立阵营,实现真正和平是“不可能的事情”(impossibility);二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新的战争成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improbability)。在许多学者看来,冷战是解释“不可能”的和平和“不太可能”的战争两个特殊因素的产物。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呈现出的是“两个平行世界”,斯大林所建立的苏联模式恰好是与西方世界敌对,是建立在妖魔化对方(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和封闭(社会主义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基础上的,而杜鲁门主义的“自由世界”模式也是建立在妖魔化对方(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视为邪恶的洪水猛兽)和遏制(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基础上的。在冷战模式下,无论是苏联阵营还是美国阵营,双方互动犹如“瓶中之蝎”陷入冰冷的冷战。
显然,当下中美关系的新现实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有很大不同。尽管核武器在今天依然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稳定力量,但作为冷战根源之一的两大阵营条件并不存在。当下中美两国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虽然有竞争有冲突,但也有合作有协调,很难把中美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战略力量。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当今的中美共处同一世界,全球生产链和供应链彼此纠缠,已很难分割开来,所谓的“中美脱钩论”要么很难做到,要么代价极高;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在同一个世界中却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彼此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很难用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来理解,中美两国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市场准入、外资审查等领域有复杂的制度差异。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卷入全球化浪潮后都面临如何统筹“一体两翼”和如何调适“一球两制”的问题。所谓“一体两翼”是指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国内发展和全球发展平衡的问题,完全纳入国内发展体系和完全开放全球发展体系都有很大风险,需要寻求两者间的平衡之道,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各国均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谓“一球两制”问题是指在同一个全球化世界中,中美两国分别呈现出以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竞争发展的格局,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取代或战胜另一方。如何在维护一个地球大家园的基础上,妥善调适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间的摩擦和矛盾,也是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无论是统筹发展上的“一体两翼”,还是调适治理上的“一球两制”,都不可避免地直面中美间的竞争和摩擦,要想保持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瓶中之蝎”那样冰冷的对抗关系是不可能的,中美关系需要长期面对直接的竞争和对抗,只不过对抗的轴心不是“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议题,也不是“低级政治”(Low Politics)议题,而是软政治(Soft Politics)议题。
何谓软政治议题呢?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关于政治、安全和军事等领域的事务,往往采取军事实力的手段解决,被称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议题,而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事务主要以经济文化手段来解决,被称为低级政治议题。无论高级政治议题还是低级政治议题,都是外显的硬政治(Hard Politics)问题,即都是建立在“划分敌我”基础上的政治,如马克斯·韦伯在1895年发表的经典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所强调的,此种政治问题面对的是存在尖锐政治敌我对立的复杂国际环境中的生存问题,而这种生存本质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硬实力。德国思想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则直接把此种问题的本质界定为解决敌我关系问题。与此相对应,软政治议题则是解决敌我分化尚未确立条件下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其致力于寻求国家间关系的求同存异和聚同化异。当今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就是在中美并没有确立相互为敌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彼此间的“一体两翼”和“一球两制”的复杂关系问题,是为“软战”。一旦中美已经达到相互为敌的对抗状态,就不再属于“软战”状态,而是冷战或热战的状态。因此,建立在中美力量对比和权力转移基础上的“新冷战论”不符合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建立在中美利益融合、对比竞争基础上的“软战论”才是中美关系新现实的本质所在。
不难看出,尽管中美关系仍存在力量对比变化引发的硬权力政治问题,但随着两国力量的接近,两国在力量上均属于具有超级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越来越趋向于力量平衡。在中美力量日益平衡且融合发展的条件下,非权力因素成为左右两国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中美软政治的分界线是在同一个世界中的中美两国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制度体系间的协调问题,亦即“一体”和“两翼”的关系问题和“一球”和“两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两国国内发展道路和治理体系的正当性问题,故而中美“软战”的真正根源来自国内政治,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取决于中美能否妥善解决国内政治的正当性基础问题。从国内政治正当性基础来看,中美两国各自国内政治鸿沟越大,共识越少,中美关系的纷争就将越多,这是中美“软战”基本规律。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谁越是缺失国内政治正当性共识的基础,其面临的“软战”压力就越大,就越可能成为“软战”的发起方,通过诉诸国际关系集中释放压力。以疫情期间的情况为例,在疫情暴发早期,由于中国国内疫情压力大,舆情一度紧张,李文亮“吹哨人”事件、武汉政府“口罩门”事件、红十字会事件等舆情事件不断发生,美国媒体积极介入中国舆情争论,中国面临着更大的“软战”压力,导致中美在媒体地位和记者证事件上形成尖锐对抗,推动了中美关系正面冲突的一个小高峰。随着中国疫情形势好转和渐趋稳定,中美关系也渐趋稳定,中美领导人通话并共同参与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中美关系出现缓和。随着美国疫情形势越来越严重,美国国内开始出现舆情争论,关于病毒来源和政府责任的听证会和舆情对美国政府形成较大压力。此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问题质问美国的做法,引发了美国政府强烈反弹,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美国部分政客开始公开指责“中国病毒”,通过激化中美关系来释放国内压力。随着疫情进一步严重,美国社会内部更变本加厉地出现“追责中国”的论调,各地出现起诉中国的闹剧。迄今为止,美国至少有六宗起诉中国的案例: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内华达、得克萨斯等地的个人和企业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密苏里州则以州政府身份对中国提起诉讼。另外,美国不少国会议员也提出向中国追责的提案,希望制裁中国,或以法律手段惩罚中国。根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规定,外国政府享有不在美国法院管辖的豁免权。然而,这些起诉中国的案例的杀伤力在于释放国内压力,甚至共和党高层和白宫都不同程度释放“以攻击中国”作为竞选战略的言论。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中美国内政治正当性基础变化的产物,也是中美“软战”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种情况:在国际社会中,谁的发展模式、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更有特色,更与众不同,谁就越被视作异类,其所面临的“软战”压力就越大,越可能成为“软战”的对象。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受到西方影响,能够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国家已屈指可数,近年来中国发展的突出成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日益升温,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照。随着疫情在欧美国家暴发,关于中国全球影响力的讨论开始在舆论界多了起来。2020年3月,兰德公司发表《可替代的世界:理解大国意识形态竞争的潜在路径》报告,认为中国仍在力求确保自己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和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2020年4月14日,美国媒体发表文章分析中美双方在“捐赠外交”上引发了紧张,美国对中国积极向世界各地运输抗击疫情的医疗用品表示不满,开展在援助宣传的全球竞争,批评中国要求其他国家公开表示感谢的行为有悖人道主义救援传统,并应推动美国企业转移供应链政策措施的实施。2020年4月21日,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政策分析师莱利·沃尔特斯(Riley Walters)和高级研究员成斌的文章,要求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负责,建议制裁侵犯人权的个人,与盟国积极合作,推动国际诉讼以及使用公共外交手段对付中国。4月28日,《商业内幕》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正利用新型冠状病毒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超级大国,包括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加强对香港和台湾的工作,中国希望在巩固自身全球地位的同时,将美国驱逐出超级大国的位置。2020年4月29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应对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效果表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暴露了美国模式的不足,扩大了中国在欧盟成员国的影响力。对于美国舆情的变化,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形象指出这是一种“逢中必反”的思维(ABC Mindset, Anything but China)。在这种思维看来,无论中国做什么都缺乏正当性。当中方最初向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时,有人说中方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当中方为确保出口医疗物资质量和符合国际标准出台了一些举措,有人又开始指称中方阻碍物资出口。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2020年4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声称,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让他在202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连任失败,表示“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行事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国内持此种看法的大有人在,说到底是美国人在内心里对中国不放心,是把中国看作为异类的“中国异质论”在作祟。对他们而言,只要与美国不一样,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不对。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软战”战场,它代表了两种形态的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如果总是用国内标准来理解对方,处理国际关系,拒绝接受国与国交往的普遍国际关系规范,就必然走向“软战”。毋宁说“软战”的对手并非来自对方,而是来自自己,来自自己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来自本国国内的政治纷争,而国际关系仅仅是国内政治的衍生物和牺牲品。只要中美关系还没找到化解国内政治问题的药方,中美“软战”就将一直持续下去。
结 论
对中美关系而言,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并未缓解因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引发的战略竞争,反而更加激化了战略竞争。疫情冲击和舆情冲击叠加的双重压力,激化了两国国内政治正当性之争,中美关系的新现实不是正在步入“新冷战”,而是正在滑入“软战”。其基本逻辑是中美两国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高层交往、经贸关系、人文交流和战略安全等各个领域均表现为谁对谁错的标准之争,意在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和伙伴。如何力争建立世界反病毒统一战线,力避出现反华统一战线,是当下中国应对中美关系“软战”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
“软战”格局形成的根源并非来自双边关系,而是来自疫情冲击下的国内政治分化,来自中美两国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的政治化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然而,中美之间源自于国内政治分化导致的“软战”问题,仅靠中美双方是无法解决的,而是需要第三方的介入。环顾世界,疫情冲击下的世界各国都强化了各自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弱化。在中美“软战”之间,除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选择了置身事外的战略对冲态度,采取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骑墙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第三国均无法承担调解中美“软战”的角色,唯一可能的思路就是回归全球治理体系,在联合国框架或者其他国际组织框架中探寻中美“软战”化解之道。然而,目前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态度冷淡,美国在推动“废约”“退群”的同时,也在努力削弱中国在联合国及其他机构的影响力,比如近期美国就成功阻挠中国代表被提名为参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总干事。显然,特朗普政府拒绝全球治理,是当前中美关系最大的挑战。美国选择参与全球治理,更多在国际场合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当然,中国可能因此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但这一压力可以为中美“软战”确立游戏规则。因此,只要美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上采取合作态度,即使中美关系因此而面对更多国际压力,也要比一个更加孤立主义的美国更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