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博弈是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特别是在全球保护主义日益升级的时候，规则之争更成为前沿阵地。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视频峰会演讲时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意味中国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以规则变革为切入口，构建更具系统性、战略性、制度性的开放体系。然而，中国能否成功通过CPTPP实现规则“突围”还面临着非常大的考验。
当前，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正引领全球新一轮经贸规则的重构，并呈现加速之势。“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以来，面对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WTO无力塑造适应全球经济新变化的多边贸易规则，导致近年来区域主义盛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种区域经济整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超大型自贸协定遂成为自贸协定发展的新特征，也成为全球各大经济体经贸政策的主轴。2018年以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等超大型自贸协定相继签署，这些协定具有全方位覆盖、多元化领域、高质量/高标准等特点，凸显了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数字贸易、环保劳动、竞争政策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变革趋势，对中国市场体系与规则体系形成了全新挑战。
无疑，积极考虑加入CPTPP显示出中国更大力度倒逼国内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实现规则“突围”的意志和决心。近年来一些超大型自贸协定打造所谓的“ABC 规则”（anyone but China），涉及非市场经济地位、竞争中立、产业补贴、市场/制度壁垒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规则冲突的焦点，也是中国与国际规则接轨和融入的重点。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推动这些焦点问题的解决，就很可能被排除在规则体系之外，甚至陷入被规则“合围”的困境。
CPTPP被称为“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贸易协定”，具有全球新一代贸易规则的典型特征，不仅包括经济因素，更包含了众多非经济因素，规则重心也转向一国经济社会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环境政策、监管框架等“边境内措施”。其内容涵盖了大量新议题，如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协定、竞争中立、电子商务、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中小企业、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透明度和反腐败等。从CPTPP谈判内容看，“边境内措施”内容超过“边境措施”，给中国目前的规则体系带来巨大挑战。
以竞争中立为例，目前澳大利亚、欧盟、经合组织、美国的定义基本是一致的，认为它意味着国有企业需按市场原则与民营、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国有企业不受特殊优待。中国方面的“竞争中立”则强调不同所有制企业一律平等竞争，既不歧视民营、外资企业，也不歧视国有企业。不过从现实看，中国在政府财政补贴、政府信用支持、市场准入等方面距离竞争中立还有较大差距。
再以产业补贴为例。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快改革进程，逐步消除市场扭曲和贸易扭曲，极大降低了政府补贴的幅度和范围。然而，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依然存在，其中违反WTO规则的补贴有相当部分是由地方政府机构提供给出口商的。未来我国产业补贴政策的变革应重视WTO义务的履行，最大程度地降低与WTO规则冲突的风险。
从根本上看，中国加入CPTPP是大战略，也是大势所趋。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为参照，中欧双方在市场准入透明度、补贴规则的透明性、解决强制技术转让的规则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均取得重要进展，展现了中国巨大的政治意愿。加入CPTPP也是如此。尽管短期内CPTPP中的某些条款未必能马上达标，但中国已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作为贯穿“十四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它在不涉及制度红线的一些重点领域将加速推进重大改革，并取得制度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