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在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指导和赞助下，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完成了《中国公众对美印象调查（2019年）》。这项民意调查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设计和执行，邀请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周文重、中国日报社前总编辑朱英璜、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担任顾问。问卷设计咨询了几位美国对华关系专家的意见。调查时间是2019年6月10日至7月6日。
在中美交流基金会的赞助下，由美国民调机构Prime Group编写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调查》和《美国华盛顿专家对华态度调查》于2019年6月10日至20日在华盛顿完成，收到的公众合格问卷为2401份，专家的合格问卷为200份。此外，双方机构还存有2015年由Prime Group所做的同样内容的调查，可资比较。同美方报告相似的是，中方报告的调查对象也区分为“一般公众”和“北京专家”两类。“一般公众”（下文称“中国公众”）调查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0个城市的居民，共收到3216份合格问卷；“北京专家”包括单位地址在北京的党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与美国有贸易、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合作交流的管理人员，共收到200份合格问卷。
本综述旨在梳理中美各自报告中引人注目的发现，分析对比中美公众关于对方国家的感受和对双边关系的观察，解读其中部分感受和观点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在此基础上，本综述对中国人应当如何更好地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提出一些思路。
一、中美相互形象
（一）中国人对美国的认知
1.主要发现
问卷调查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一般印象。在对美国的感受上，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之间有一些显著的差别。公众对美国有好感的比例为21%。专家对美国的好感（32%）比公众高很多。公众对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好感率是17%；而专家对特朗普的形象好感度是5%。
与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相比，公众对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下降了19%，而专家对美领导人的好感度下降幅度更大（84%）。
在问到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美国和美国人时，公众和专家选择率从高到低依次是“军事强大”“富有侵略性”“傲慢”“有创造力”，而很少有人认为美国和美国人“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或“对中国友好”。如95.7%的教学研究者和80.6%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认可美国有“强大的军事”；90%的教学研究者和63.3%的企事业单位人员认可美国“富有创造力”。
虽然多数的中国专家和公众都对美国及其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批判，对当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十分不满，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也十分敏感，但是，仍有77%的北京专家和56.7%的中国公众认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
就同一个问题，不仅公众与专家的态度有所差别，而且这两个群体内部也有不同的对美态度群体。以专家集体为例，党政机关和教学研究事业单位人员这两个群体在一些认知上就有较显著区别。例如，认为美国“富有侵略性”的党政机关人员的比例是90%，教学研究者是79.7%。认为美国“宽容”的党政机关人员比例为6%，教学研究者是33.3%；认可“美国是朋友”的教学研究界人士比例为13%，而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仅为4%；8.6%的教学研究界人士认可美国“爱好和平”，而党政机关仅为4%；54.3%的教学研究界人士对美整体印象积极，而党政机关仅为16%。
2.解读
一般而言，专家比公众更有机会亲身接触外国人和出国访问，因此他们对外国的印象不像公众那样容易受到国内媒体的影响。专家对美国的印象不像公众那样负面，说明中国公众同美国增加社会接触，应当有利于他们更加全面地评价美国。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给中国公众和专家的印象甚至比美国在中国的总体形象还差。
与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相比，中国公众和专家对美国领导人的好感度显著下降，这说明他们认为最近几年中美关系经历的一些波折，主要是美决策层的变化所致。我们进一步看到，相对于中国公众，北京专家对美领导人的态度转向负面的幅度更大（84%）。
中国公众和专家对美既有批判，也在一些方面存在好感，这体现了公众和专家对美态度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既反映了中美关系史的跌宕起伏，又凸显了现阶段中美关系在相互依存中进行战略博弈的复杂性。
（二）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1.主要发现
美方的调查报告了解了美国公众和在华盛顿的专家对中国的印象。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为21%；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好感度是9%。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和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一样，都是21%。而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认知（好感度为9%）却比北京专家对美国的认知（好感度为32%）负面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明显下滑，但同2015年的同一项调查相比，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没有变化。美方调查报告显示，“千禧一代”（millennials）和“90后”（Gen Z）的青年人对中国的好感（31%）高于上一代美国人。
但是，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好感从2015年的16%下降到了2019年的9%，而不良印象从2015年的61%上升到2019年的76%。这一转变显然同中美关系的恶化有关。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支持度是32%。华盛顿专家对特朗普的好感度只有22%。
关于形容中国和中国人特点的词语，美国公众选择最多的几项依次是“军事强大”“富有侵略性”“勤奋”“有创造力”，而美国公众里认为中国“对美国友好”“爱好和平”“遵守国际规则”“宽容”“诚实”“对生态环境负责”的都少于20%。华盛顿专家对上述词语的选择，比公众还要负面得多。居然有高达82%的华盛顿专家认为中国“富有侵略性”；专家中只有3%认为中国“对生态环境负责”，2%认为中国人“宽容”，1%认为中国“遵守国际规则”，1%认为中国人“诚实”。
2.解读
更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好感明显高于华盛顿专家，显示出公众对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抹黑”中国的舆论接受程度并不太高；二是美国公众对特朗普的认可程度远远高于华盛顿专家，后者对特朗普的印象普遍很差。正如后文将要显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人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态度。
华盛顿专家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比美国公众更多，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读。我们通常以为，美国人对中国存有偏见和误解，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了解不够深入。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的接触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增加，未必会对中国人和中国产生更多好感，反而可能因熟悉而产生更大的怀疑甚至负面判断。在研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美国专家中尤其如此。
二、对双边关系现状的认知
（一）中国人眼中的中美关系
1.主要发现
关于中美关系现状的总体评价，56%的中国公众持负面看法，只有14%的公众认为中美关系还不错。北京专家对中美关系持负面看法的高达72%，正面评价的只有3%。
在问及中方对中美关系和美国问题的主要关切时，77%的公众和90%的专家提到贸易摩擦，65%的公众和56.5%的专家关心网络安全问题，22%的公众和24.5%的专家关心美国对朝鲜的政策，22%的公众和21.5%的专家关注美欧关系，23%的公众和21%的专家关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枪支管制，15%的公众和27%的专家关心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只有18%的公众和11%的专家关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至于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的熟悉程度，79%的公众和91%的专家回答他们熟悉双边贸易摩擦，60%以上的公众和专家知晓美国和朝鲜领导人的双边会晤、美国国内关于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论、中美网络安全问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问题，等等。51%的专家熟悉或比较熟悉美国对朝核问题的立场。
关于哪个国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负更大的责任，80%的公众和75%的专家指向美国，3%的公众和专家认为中国应负主要责任，13%的公众和14%的专家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
至于哪个国家从中美贸易额增加中获益更多，31%的公众和22%的专家认为中国获益多，18%的公众和16%的专家认为美国获益多，34%的公众和38%的专家认为双方的获益是均等的。
近半数的中国公众（40%）和专家（43%）相信美国经济增长对中国有利，近四分之一的公众（24%）和极少数专家（8%）认为有害，49%的专家则持中间立场。67%的公众和72%的专家认为中美共同利益将双边关系推向合作，28%的公众和17%的专家认为中美利益竞争将导向冲突。
绝大部分公众（87%）和专家（84%）赞成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方式，只有9%的公众和7%的专家表示不赞成或不大赞成。只有20%的公众和5%的专家表示信任美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不信任美国领导人的公众和专家分别是52%和63%。
2.解读
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观察中美关系的角度和立场，同中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绝大部分受访者都相信，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对双方都有好处，美国是中美贸易战的始作俑者，美国领导人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是不可信任的，而中国的对美政策符合中国利益。
从本次调查可以看出，中国公众比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更偏向乐观，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信任度也比专家高。我们对这一微妙差别的解释是公众和专家的信息来源有差别。至少在2019年6月以前，中国主流媒体不愿多放送消极信息，给人们的感觉是“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只是暂时的”，主流媒体更不愿直接批评美国主要领导人。但是，专家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美国人和美国媒体，了解中美关系的真实现状，因此相对悲观。这同上文指出的华盛顿专家比美国公众对中国所持反感更多，有着类似的原因。
在此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由于在执行调查时（2019年6月至7月），中美贸易摩擦处在激化状态，而美国对华政策涉及的某些其他问题，如中国香港、新疆、台湾地区、人权等问题，尚未充分显露，中美“技术脱钩”等问题也还没有被炒热，因此问卷设计没有包括上述议题。如果今天重新设计问卷并重新调查，受访者的反应可能会同本次调查结果有所差别，多半会更为激烈地批评美国。
（二）美国人眼中的双边关系
1.主要发现
关于中美关系现状，只有15%的美国公众和2%的华盛顿专家做出了正面评价，专家的正面评价比2015年的同一项调查结果下跌了30个百分点；35%的公众和42%的专家没有给出确定回答。
在问及美方对双边关系和中国问题的主要关切时，53%的公众和69%的专家指向贸易摩擦，41%的公众和58%的专家指向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分歧，34%的公众和35%的专家关切中国环境污染，17%的公众和42%的专家关切知识产权保护。公众和专家不那么关切的中国事务包括同邻国的边界纠纷、新疆、网络管控、台湾、腐败等问题。一半的公众担心中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青年一代公众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关切仅次于贸易摩擦而高于其他问题。
至于对中美关系和中国政治问题的熟悉程度，57%的公众宣称他们了解贸易摩擦，其次熟悉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49%）、网络监管（47%）、同中国的网络安全纷争（44%）、台海形势紧张（37%），等等。
关于哪个国家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负更大的责任，在受访公众中，21%认为美国应负更大责任，23%认为中国应负更大责任，39%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在专家中，这三个数字分别为22%、35%、39%。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共和党专家（63%）和极少数民主党专家（9%）将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而接近半数（46%）的民主党专家认为美国应为中美贸易摩擦负责。
至于哪方从中美贸易额增加中获益更多，认为美方获益更多的公众和专家分别占18%和22%，认为中方获益更多的分别占22%和35%，认为双方平等获益的分别占37%和39%。
有29%的公众相信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有利，19%认为有害，51%不持立场。39%的公众认为中美共同利益将双边关系推向合作，而32%的公众认为中美利益竞争将导向双方的冲突。
公众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认可度只有37%，而专家的认可度低至27%；不赞成其对华政策的公众有44%，专家有71%（45%非常不赞成、26%比较不赞成）。其中67%的共和党专家认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99%的民主党专家和75%的独立人士不认可，表现出党派意见的严重对立。
对于已经出现的中美贸易战，只有17%的公众和8%的专家认为它会对中美贸易关系起促进作用，而高达50%的公众和84%的专家认为它会对贸易关系起破坏作用。
美国公众对中国领导人能处理好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为15%，专家对此的信任度只有4%，认为不可信任的专家多达68%。
2.解读
在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评估方面及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信任方面，华盛顿专家比美国公众的看法更为负面。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两份报告的发现是类似的，即专家比公众的观点更为尖锐。
这部分调查中，有三点发现给人以很大冲击。第一，大部分美国公众和专家都没有将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责任推给中方。有五分之一的公众和专家认为美方应负主要责任，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认为双方应负同等责任。这同中方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将贸易纠纷归咎于美方形成鲜明对照。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客观地说，贸易战确实是美方挑起、中方应战的；不过，认为中方应负主要责任和双方应负同等责任的美国人大概会争辩说，中方没有对等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够等，导致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因此中方也是有责任的。
第二，美国公众和专家几乎一边倒地不赞成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做法，更不赞成同中国打贸易战。我们提供的解读是：首先，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公众中威信不高，在专家中声望更低，所以大家对他的对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自然会有严重的不同意见。其次，我们注意到，共和党同民主党的调查对象之间，态度差别很大，共和党人有相当多特朗普政府对华立场的支持者，而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正好相反。最后，反对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方式的美国人，到底是认为它的对华立场太强硬，还是嫌它太软弱，在这个调查中并没有反映，可以推测两种偏向都存在。
第三，这一报告突出地反映出，无论是公众还是专家，美国人都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青年人的关切更为严重。相比之下，中方受调查者很少关注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全球治理问题。在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中，这些问题也远远不及经济增长受到的关心多，反映了中美公众对所谓“后现代”问题的认知差异。
三、双方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和建议
（一）中方的期待和建议
2019年夏季的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中国公众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将会改善，有23.1%的公众认为中美关系将会恶化，还有近四分之一的公众认为未来中美关系与现在差不多。北京专家的预测要悲观一些，35%的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将会改善，低于公众的预期；23.5%的专家认为将会恶化，还有近40%的专家认为未来中美关系将维持现状。在回答是否担心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的问题时，68%的公众表示担心。
超过一半（54%）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40%的人认为应当限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59%的专家认为中国应当保持与美国的接触与合作，25%的人认为应当限制美国的全球影响力，16%的人表示不确定。这表明专家比公众更希望保持中美合作而不是削弱美国的影响。
占压倒性多数的中国公众（69%）和北京专家（76%）认为中美在教育和技术领域发展或维持合作使双方都受益，因而应当加强，只有19%的公众和5%的专家认为中美教育科技交流对美国好处多于中国，所以应当削减。
对公众而言，支持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将导致两国走向合作的三条最重要理由是：（1）合作总比对抗对双方有好处；（2）合作有利于鼓励中国继续经济制度的现代化；（3）将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表明潜在对手国家能够避免对抗。
多数中国公众和北京专家认为，美国已经或者能够采取的最好行动是：（1）在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等议题上同中国合作；（2）投资于科学技术；（3）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二）美方的期待和建议
关于中美关系的预期，29%的公众和32%的专家相信10年后双边关系会得到改善，而43%的公众和32%的专家认为会比现在更糟。
34%的美国公众和37%的华盛顿专家希望对华教育和技术交流得到促进或保持现有水平，29%的公众和29%的专家觉得对华教育和技术交流对中国的好处更多，所以应当减少。
公众中的39%和专家中的36%认为应该促进双方在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32%的公众和29%的专家认为应当设法降低中国在海外的影响。
尽管双边关系发生了消极变化，美国公众和专家仍然将下述看法和建议，按照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排出了顺序：（1）美中两国应当在诸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反恐、防止朝鲜扩大核武能力等共同利益问题上寻求合作；（2）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国家，美中两国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要比从冲突中获得的好处大得多；（3）两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有差异，但相互合作比相互为敌手更为重要。他们还普遍认为，美中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合作，将减少它们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问到中国已经或者可以采取的积极行动时，美国公众排列的重要性顺序是：（1）同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防止朝鲜扩张其核武器计划；（2）大幅度减少贫困人口，创造强大的消费市场，可以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和服务；（3）投资于科技，推动创新，造福整个世界；（4）在政治、经济、环保、文化领域同美国合作；（5）采取步骤使美国企业更自由公平地进入中国；（6）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采取步骤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华盛顿专家列出的顺序基本相同，但增加了“推行政治改革和扩大自由”。
（三）对双方期待和建议的解读
比较而言，中国公众对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期待值最高，而北京专家、美国公众、华盛顿专家相对悲观。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公众对本国实力发展的预期较好，而其他几类人群看到目前双边关系下滑的趋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这一发现也说明，无论特朗普2020年是否连任总统，中美关系的困难局面都可能延续，对此应当有思想准备。
中国公众和专家对于同美国在各个领域合作（特别是促进教育与科技交流）的热情很明显地高于美方。一方面，这一反差说明中方人士并未因美方近年来为双边合作制造的障碍而感到过分失望，仍然希望维护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美方对合作交流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也提示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经济与技术“脱钩”的危险。
中美双方的问卷都涉及关于对方国家应采取何种积极行动以促进合作的建议。可以看到，中方的建议更多是原则性的，而美方的建议更加具体，聚焦于希望中方在朝核、环保、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响应美方的呼吁。
四、结论
我们认为，中美交流基金会主持的这项2019年中美关系民意调查，很有必要，恰逢其时，其调查结果对关心双边关系和两国外交的政府部门、智库、学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对现有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解读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美双方在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上观点严重对立，战略互疑增加，相互好感减少。同中方相比，美方对双边关系现状的评估和未来发展的预期都较为负面，预示着短期内中美关系难以好转。
第二，对未来10年中美关系的预期，表示乐观的中国公众是表示乐观的美国公众的1.75倍，而持悲观态度的美国公众和专家的比例，远远超过持悲观态度的中国公众和专家的比例。在近年来美国对华态度越来越消极的趋势下，中方对美国的期待仍然较高。这种现象对中方来说可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中方人士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对美政策保持稳定的必要性，因而支持中国政府对美政策立场；另一方面，由于对双边关系恶化的可能性及其消极后果估计不足，又可能缺乏相应的思想准备，一旦出现严重危机，中方可能应对失当。
第三，美方对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持较为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投资环境改善给美国带来机遇；美方的不满也集中于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等方面。中俄军事合作、南海、台湾、人权等地缘政治和中国国内敏感问题并未受到美方很大关注。这一结果说明，美方民间社会对中国的关切同政府和国会是有区别的，他们更关心同本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因此，经贸合作仍可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对美国公众和企业界做工作方面，中方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第四，美方对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要期待，集中于协助国际社会解决朝核问题、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建议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同美方加强沟通，寻求更为紧密的政策协调。中方在同美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时候，不能只讲物质生活的进步，而更应强调中方在生态文明方面所付诸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绩。同时中方应当真正重视气候变化议题，通过同世界各国合作，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引领作用。
第五，鉴于美国的中青年比上一代人对中国持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尤其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技术进步等方面对中方有更高期待，中方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努力同美国中青年增加接触。
第六，美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特朗普对华政策和中美贸易摩擦的态度差异明显。共和党人倾向于将贸易摩擦归咎于中国并更多支持特朗普的强硬对华立场。特朗普政府三年多来在对华关系中“开倒车”的态势，应使中方对当前美国政治极化产生的效应做出清醒估计，审慎评估2020年美国大选过程及其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最后，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立场观点和观察角度差异很大，中美双方的调查对象都不认为双方的战略博弈是零和性质的，都赞同“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表达了增强合作、避免冲突的强烈愿望。中方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丧失耐心和信心。
本文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执笔完成，协助调查工作和综述起草的有孙艺林、陆宁波、郭楚、李方琦、焦健、徐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