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辞旧迎新之际，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完成和国产特斯拉的大幅降价接踵而至，两者从宏观、微观层面共同折射出后疫情时代生产端的历史性变革大势。
在2020年所打开的全球大变局之中，工业化大生产向数字化生产的跃变已鸣枪起跑，并有望在2021年进一步加速。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变革有望对内匹配“多元消费”时代，对外重塑全球“黄金增长”范式，因此将是“双循环”新格局的应有之义。
展望“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有望积极拥抱变革，以大规模生产、创新生产、精细化定制作为基础能力的“花萼”，以低成本、“一件起订”、高迭代作为商业优势的“花瓣”，绽放数字化生产的“花冠模式”。随着“花冠”的绽放，生产端新变革所迸发的时代红利，料将重塑商业逻辑与比较优势，进而结出贯穿于未来长远的确定性硕果。
“双循环”新格局中的数字化生产
2020年开启的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刻颠覆传统经济的底层架构，作为支柱之一的生产端必然也不会缺席。在疫情催化之下，数据成为生产的基础性要素投入，数据的交互被纳入生产的核心组织形式。由此，诞生已逾百年的工业化大生产正在加速跃变为新的生产形式——数字化生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这一跃变也已经成为“双循环”新格局下的应有之义与大势所趋，并有望奠定新时代“中国智造”的竞争力基石。
从内循环来看，中国的数字化生产将匹配“多元消费时代”。回顾历史，1913年前后，美国经济一方面在供给端开启工业化大生产，另一方面在需求端迎来“大众消费时代”。两者相辅相成，最终推动美国经济从依赖“外循环”的经济大国，升级为用好“双循环”的经济强国。聚焦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步入“多元消费时代”，海量消费潜力有望将从三个方面渐次释放。
首先，新型城镇化发展，叠加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的优化，将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的重心下沉，使其更广泛地惠及广大居民，由此面向大众、低线城镇和农村地区的高性价比国产品牌将收获新一轮增长。其次，90后、00后等年轻世代的经济实力逐步崛起，叠加数字经济的跃迁，个性化、多样化的细分市场将茁壮成长，细分市场的领跑者有望享受年轻一代的个性化溢价，“线上+线下”的互动式消费将催生新的市场增量。最后，随着中国社会消费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叠加全球疫情时期服务进口需求的长期回流，未来国内的旅游、文娱、医疗、教育等服务类消费将获得更宽广的发展空间。
相较而言，不同于美国当年的“大众消费时代”，中国“多元消费时代”不仅是消费潜力体量庞大，同时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差异化、快速迭代的结构特征。由此，传统的、同质化的、批量化的工业化大生产难以满足新时代的消费者需求，更为精准、灵活的数字化生产的发展正当其时。由此，供给端的数字化生产，配合需求端的“多元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迈向经济强国的时代双轮。
从外循环来看，中国的数字化生产将重塑全球增长范式。从中国改革开放至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全球经济以及中国经济共享了一段长期较快增长的美好年代。究其原因，是因为上一轮全球化打造了国际大循环，并据此构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积极融入全球体系，向全球提供廉价的要素资源（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全球提供资本、技术和组织经验，提升了全球体系下各要素的生产效率。由此，要素供给量的增加，叠加生产效率的提升，共同迸发出持续的增长动能。但是，在上一轮全球化长期繁荣的背后，顽疾也在不断滋生。
从生产效率来看，部分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不断激化社会矛盾，并推动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大国优先主义的涨潮，进而从全球化的推动者退化为破坏者，对全球生产效率的提振作用大幅减弱。从生产要素来看，在数十年的要素驱动型增长之后，新兴市场也已陷入资源、人口、环境的硬约束，通过低成本扩大要素投入获取高增长的模式难以延续。由此，原来的“黄金范式”趋于崩塌，国际大循环摇摇欲坠。展望未来，数字化生产的兴起有望针对性地重建“黄金范式”。
从生产要素来看，在传统要素边际回报递减的历史趋势下，数据作为新的要素投入，有望贡献更高的边际产出。尤其是在疫情扰乱全球经贸交流的困境之中，数据要素更具跨地区流动的便利性优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望围绕数据要素进行重构。从生产效率来看，围绕数据展开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无论是“硬技术”（芯片、5G、工业互联网等），还是“软技术”（AI、区块链等），都决定了数字化生产将成为生产效率提升的前沿阵地。当前，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升级领跑全球，同时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三大中枢之一。由此，如果能加速推进数字化生产的变革，中国经济一方面有望助力全球重构“黄金范式”、重塑国际大循环，另一方面能够从国际经贸体系的被动跟随者升级为主动引领者，从根本上避免脱钩、防范外部风险。
那么，从宏观布局下沉至中观体系和微观市场，中国的数字化生产将具有哪些具体的特征和优势？
展望“十四五”时期，我们认为，中国的数字化生产将立足于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工业互联网对供给端进行数字化改造，并与高度数字化的中国居民生活相连接。由此，其将具备三类基础性的能力。第一，大规模生产：为科技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产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经济回报，进而支持和激励新一轮创新。第二，创新生产：支持生产进程中灵活、精确地动态调整，加快新技术的应用，缩短产品迭代周期，增强新供给对新需求的拉动，并减弱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冲击。第三，精细化定制：消解供求两端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订单能够被拆分后直达生产体系的各个终端，由此规模化生产能够深入小众化、多元化的细分市场，在提升消费者福利的同时，降低生产者的市场风险。
如果将上述的基础能力视为“花萼”，那么以此为支撑，可以衍生出更具魅力的商业模式变革“花瓣”，进而构成数字化生产的繁荣“花冠”。具体而言，这些“花瓣”包括如下三类：
其一，大规模生产+创新生产=低成本。对于新赛道上的独角兽企业而言，将新技术、新产品快人一步地投入量产，不仅意味着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大幅降低产品成本、占领市场蓝海，更能够以此主导市场技术标准、建立客户粘性，从而在细分市场上形成头部优势。在后疫情时代，随着全球“独角兽”在技术水平上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领域的攻守或将成为决定存亡的关键命脉。
其二，精细化定制+大规模生产=一件起订。基于这一优势，即使是传统的标准化商品，例如家电、汽车等等，都可以进行菜单化、个性化定制。不再是“厂商提供什么，消费者接受什么”，而是“消费者想要什么，厂商生产什么”。事实上，从2017年至今，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助力，中国制造业在这一方向的革新已在稳步推进，目前已经呈现从产品外观向核心功能、从小家电到大设备、从单一生产环节到产业链全链的深化趋势。
其三，创新生产+精细化定制=高迭代。基于生产线的灵活性，以及对消费者需求及应用场景的大数据挖掘，硬件消费品的迭代周期将显著缩短，变得类似于软件产品。不再是“1代”、“2代”、“3代”这样的每年或者数年一升级，而是“1.1版本”、“1.2版本”、“1.3版本”这样的几个月一升级。由此，凭借更为高频、细致的品质迭代，企业将更好地抓住消费者的新痛点，形成“唯快不破”的竞争优势。而高迭代的产品也为引入、验证和推广新技术提供了便利，从而激励研发端加速技术革新，进一步形成“研发-生产-消费”的正向循环。
从国际国内两大循环的互动来看，基于数字化生产的“花冠模式”，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首选的“智造中心”之一，从而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纽带。着眼当前，中国的数字化生产能力正在为扎根中国的全球先进制造业企业赋能。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只用了不到一年就完成了从建厂到量产的进程，不仅实现“中国速度”，更夯实了成本控制能力。基于此，2021年新年伊始，国产特斯拉开启大规模降价，扭转了新能源车较之于传统车的性价比劣势。无独有偶，在全球疫情爆发之后，宝马集团选择中国沈阳作为其一系列新能源车型的全球生产基地。
展望未来，中国的数字化生产能力有望“筑巢引凤”，吸引更多的全球优质企业入驻。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RCEP，以及2020年12月30日完成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分别扩大了中国与日韩、欧洲这两大全球科创中心的投资便利性。基于此，在“十四五”时期，更多的外资先进制造业企业有望入驻中国，构建新时代的数字化工厂，在互惠共赢之中进一步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智造中心”的地位。
含苞待放：数字化生产的新机遇
全球经济走向数字化生产料将是一场百年量级的历史性变革，其影响之深、辐射之广有望比肩此前从作坊时代走向工业化大生产的裂变，而中国有望在这一变革中成为全球的领跑者之一。2021年伊始，站在这一变革的起点，固然难以尽览其波澜壮阔的全貌，但是一些确定性的大趋势有望帮助我们提前布局，把握新时代的机遇。
从时序来看，在享受短期的周期反弹之际，更需关注长远的时代变革。虽然2021年全球经济大概率会触底反弹，并通过低基数效应带来短期的靓丽增长数据，但是放眼长远，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金融仍需重寻增长新动力。而以数字化生产等新变革为支柱，数字经济的发展料将是这一问题的答案。提前深耕这一领域，也更易于找到穿越周期的成长性资产。
从区域来看，中国将引领数字化生产的新时代。一方面，在数字化生产时代，在缺少工业互联网、高素质技术工人、核心关键技术等基石的情况下，东南亚、印度等地区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虽然能够吸引部分低端产业的转移，但是难以削弱中国制造业在新维度上的竞争力。相反，通过数字化生产的变革，中国将从全球“制造中心”升级为“智造中心”，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望进一步提升，并由此为中资制造业企业和中国金融市场打开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凤巢”，加速扎根中国、充分利用中国数字化生产能力的国际企业，也有望在后疫情时代获得更加稳健的增长动力，并收获全球金融市场的长期青睐。
从结构来看，“花冠模式”将有助于定位投资新机遇。面向数字化生产的新赛道，如何判断一家企业未来能否脱颖而出？在核心关键技术的竞争领域之外，不妨用“花冠模式”对其商业优势进行甄别。在面向产品的环节，是否能够通过数字化的升级，融合大规模生产、创新生产和精细化定制的基础能力。在面向消费者的环节，是否展现出低成本、一件起订、高迭代的竞争优势，并据此发展出可持续的商业生态。越是具备上述特质的制造业企业，越是可能成为数字化生产时代的弄潮儿，并向金融市场映射出不断成长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