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入2021年，回首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看到人类再一次在伤痛和磨难中艰难前行。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语言的具体写照，显然是当前全球政治变革的最大变量。然而，当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变化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反倒是激化了一些固有的冲突性和对抗性的矛盾。了解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政治的“变”与“不变”，是准确和科学判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政治效应的关键。
2020年新冠疫情给世界政治带来的新变革
首先，新冠疫情开始颠覆冷战结束后建立在“霸权稳定论”基础上的全球安全秩序。美国特朗普政府频频“退群”，在美国国内故意淡化疫情危害，拒绝在应对疫情问题上强化多边合作和国际治理，加速单边主义行动等，这不仅造成美国疫情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稳居“世界第一”，也使得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遭遇自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削弱。世界政治加速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的转型成为难以避免的大趋势。
“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一是认定美国是奉行“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原则且其国际行为是受内在民主体制约束的“良性霸权”；二是美国的自我战略定位是美国的领导力既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力量优势，更能代表国际主流的主张；三是美国不会重回“新孤立主义”，保持美国的国际责任和投入是华盛顿的战略利益。然而，新冠疫情来袭之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抛弃了传统理论和观念中的“美国形象”。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极变”——“两极”“单极”还是“多极”的变化，必定来源于国际体系中大国崛起与衰落的力量调整。但导致美国每天死亡和发病人数巨增的新冠疫情表明，国内政治变量却是比大国兴衰更为直接的因素。
其次，世界政治将会进入“新战国”时代。多个主要国家在一系列不同的“问题领域”扮演“主导者”的角色，努力显示自身在促进危机缓解和全球合作进程中的国家作用。例如，中国在推进抗疫药物全球供应上的贡献，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与合作，以及应对疫情的的“首脑云外交”；法国在调解黎巴嫩局势中的积极行动；德国在疫情后在接受北非和中东难民问题上主动与欧洲国家进行的协调；欧盟在推进自由贸易进程中和中国达成的双边投资协定，等等。这些都显示了危机中的世界更需要“大国担当”的时代精神。未来很长时间内，世界不可能、也不会重回“两极体系”，多极化的进程将会以大国引领“问题领域”、从而进行全球合作和治理机制革新的方式更加实体化地展示出来。具体来说，“多极化”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世界重新陷入阵营对抗的地缘政治分裂，也不是简单的多极制衡，而是在多种全球性议题上的国际治理机制与多边合作中的“多极”驱动。
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将出现调整甚至局部的倒退。面对美国国内沉重的政治和社会分裂、依然严峻的疫情，以及特朗普对败选拒绝接受、依然还在煽动“民主党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偷走了选举结果’”这种阴谋论，即便新总统拜登发誓要重拾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其重回传统美国外交的进程必定是困难重重。而且虽然特朗普下台了，但“特朗普主义”仍将是拜登政府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内政壁垒”。二战结束75年来，美国国内如此分裂并拖累美国的外交进程，还是首次。
第三，疫情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和高科技发展进程，联合国所致力于的全球“脱贫”目标将明显滞后。新冠疫情的冲击，绝不仅仅是公共健康危机，疫情的持续蔓延和恶化正在引发经济困顿、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等综合效应。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其下降的幅度在2020年将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10月13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在2020年下降4.4%，发达经济体萎缩5.8%，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下降3.3%,美国萎缩4.3%，欧元区下降8.5%。新兴经济体中，印度的下降幅度最大，将跌落10.3%。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逆转了自1990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计2020年全球贫困人口将出现7.1%的增长，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也将新增贫困人口70万。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标准，贫困人口指的是每日生活开支在1.9美元之下的人群。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10月份的预测报告，2020年全球新增贫困人口将达到1.3亿，明显高出6月份的8600万的预测数据。
疫情带来的经济困顿和一些国家民众对政府抗疫行动的不满激化了社会矛盾，并进一步上升为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2020年全球49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骚乱，甚至暴力冲突。美国黑人弗洛伊德5月25日被白人警察窒息致死事件引发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反系统种族迫害的“黑命贵”（MIT）抗争活动，并在美国31个州造成了街头的暴力事件。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引发民众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总统卢卡申科被要求下台，明斯克出现了“颜色革命”的征兆，甚至有可能引发俄欧关系上的“第二次乌克兰危机”。泰国民众对泰国国王去德国“避疫”表示不满，连续数月进行街头示威行动。如果2021年全球疫情继续出现第三波、第四波，那么经济低迷、社会紧张而招致的政治动荡等综合性的“疫情效应”有可能进一步蔓延。
新冠疫情冲击下世界政治的“不变”
首先，新冠疫情并没有改变世界政治中的国家、社会、种族和宗教势力之间已有的对立和冲突，更没有降低大国博弈的烈度和延缓地缘战略竞争的进程。相反，它甚至成为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助燃剂”。国际战略格局的稳定正在遭遇冷战结束30年来最大的挑战。中美关系的恶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共同威胁”历来是中美关系开启务实合作的催化剂。无论是冷战期间的苏联威胁，还是2001年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制造的9.11事件，亦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中美有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上的不同，但“共同威胁”最终都成为让两国搁置争议、推进务实合作以及追求互利共赢目标的战略动力。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危害是中美两国在2020年面对的最大“共同威胁”，但两国不仅未能有效合作，甚至几乎中断所有对话机制，关系急剧恶化。究其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的所谓政治与战略精英错误地认为，新冠疫情将会给中国开辟力量上升的“机会之窗”，促成美中两国的力量对比出现实质性有利于中国的转变。因此，华盛顿在对华政策上的“中国焦虑”急剧上升，把全面打压中国、制造“高科技新冷战”、寻求商贸和市场关系上的“对华脱钩”作为稳定美国霸权地位优势的工具。其结果，不仅导致两国关系跌入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近50年的最低点，更是危险地将中美关系推到了“新冷战”的边缘。2020年，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贸易战扩大到了高烈度的科技战、外交战、人才战、媒体战、价值观战，在台湾问题上更是疯狂挑衅“一中政策”，五次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等军政高官访台。在12月末，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台湾保证法案》。2020年7～8月，美国两次派遣双航母编队进入南海海域，执行了九次挑衅中国主权与安全的“自由航行行动”。12月，美国战舰又一月内两次驶过台湾海峡。
其次，新冠疫情在2020年并没有改变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战乱地区的动荡和冲突，甚至部分地区的军事冲突形势更加紧张。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仍然不时出现直接的、零星的军事冲突。也门的分裂和内乱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相反，特朗普政府却在也门内战中挣到了大笔的军售美元，而也门民众因为疫情、战乱遭受饥饿和流离失所的情况却越发严重。
2020年还有一个残酷的国家间军事冲突，就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围绕纳卡争议地区所爆发的边境冲突。两国动用了无人机、导弹等在边境地区大打出手。虽然在俄罗斯的强烈干预下，两国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但该地区局势依然脆弱。除此之外，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因领土争议在2020年也出现了局部的暴力冲突事件。
而导致美国每天死亡和发病人数巨增的新冠病毒丝毫没有降低特朗普政府在中东问题上打压伊朗的气焰。特朗普政府坚持单方面实施对伊朗的制裁，美伊关系持续恶化。2020年1月3日，美国动用无人机暗杀了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年终，又有伊朗首席核专家遭暗杀。12月初，美国向波斯湾派遣航母和核潜艇，伊朗做好了随时准备回击美国各种行动的准备。特朗普12月21日发推威胁要对伊朗发动直接军事打击。虽然12月末美国宣布在波斯湾巡航的美军航母返航，但12月30日两架从美国本土起飞的B-52D战略轰炸机又飞抵波斯湾上空再度对德黑兰进行军事恫吓。当天，美国宣布向沙特出售3000枚价值2.9亿美元的精确制导炸弹。伊朗随即宣布放弃伊核协定的承诺，将浓缩铀提炼水平上升到20%。
第三，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经济下行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不仅没有缩小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了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财富分配两极化的趋势。
新冠疫情所引发的经济活动的局部停顿和制造业、供应与消费的低迷状态，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带来沉重打击，仅全球航空业就有45万人面临失业的压力。但由于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和金融短缺危机，因而有大量的闲置资本涌入股市。202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股市收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平均股票指数都创造了历史新高，其中数字经济和网络金融领域内的上市公司的价格最高，成为2020年全行业最大的受益者。2020年，美国上市公司老板中财富增长最快的是亚马逊的贝佐斯和特斯拉的马斯克。两人2020年合计净资产增值2170亿美元，成为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全球首富。全球前500名最富有的企业家的资产净增值为1.8万亿美元，是八年来最高的年增长值，相比八年前增长了31%。而根据美国劳动部的报告，2020年11月美国有1500万人失去或者缺乏有保障性的工作；12月末申请失业救济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接近90万人。
2020年结束了，新冠疫情产生的全球震荡在2021年还将延续。笔者认为，不管2021年全球疫情、政情和经情出现什么样的起伏和动荡，国际社会都必须坚持加强团结与共同应对的基本价值观与原则。但在疫情综合效应的冲击下，要展示人性的尊严与光辉、保持对全球治理的信仰与参与、回击权力政治思维中某些国家赤裸裸的利益与标准至上的傲慢与狂妄，国际社会依然路途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