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放缓是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事实。实际GDP 增长率已由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14.2% 降低至2019 年的6.1%（见图1）。与此同时，不论是生产法核算视角的三大产业增速，还是支出法核算视角的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增速，抑或是收入法核算视角的工资增速、资本回报率和税收收入增速等，均呈现出不同幅度的下降。判断经济增速的合意性，不仅要看经济增长率绝对水平的高低，更要看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相对高低。正因如此，潜在增长率成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政策讨论中绕不过去的一个“枢纽性”问题。从短期来看，潜在增长率水平直接影响到对产出缺口和宏观经济景气冷热度的判断，进而影响着财政货币等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定调和力度把握。更重要的是，从中长期来看，潜在增长率关系到对“十四五”规划、第二个“百年目标”等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研判部署，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城市结构与乡村治理、交通电力基础设施投资、人口生育政策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统筹制定。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中多次兴起关于潜在增长率的讨论，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2019 年底关于“保6”的大讨论，围绕的关键问题之一即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在6% 以上还是6% 以下。
围绕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问题，经济学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取得若干共识的同时也仍存在不少分歧。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系统性梳理近年来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问题的研究文献，总结共识与分歧，从而加深对中国经济增长减速问题的认识，为未来相关研究拓展提出方向性建议，并为中长期前景研判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在正式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潜在增长率这一基础却又备受争议的概念做几点辨析和澄清。
首先，一般认为“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的概念较早地由Knowles（1960）、Okun（1962）、Levy（1963）明确提出和阐述。Knowles（1960）和Levy（1963）对潜在产出的定义类似，认为其是“在合理稳定的价格水平下，使用最佳可用技术和最低成本的投入组合，且资本和劳动利用率达到充分就业状态时，经济所能生产的物品和服务量”。相对而言，Okun（1962）的定义对后世文献发展影响更大，他认为潜在产出是指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产出水平。事实上，更早的Wicksell（1936）提出的自然利率理论以及此后Friedman（1968）的自然失业率理论也构成了潜在产出概念的理论渊源——经济在理论均衡状态下存在自然利率和自然失业率，利率和失业率等于自然率时的产出水平即是潜在产出。简化而言，潜在产出的概念主要涉及两个限定条件：一是实现充分就业；二是非加速通货膨胀。而这两个限定条件之间又紧密关联，例如20 世纪50 年代以来，围绕“菲利普斯曲线”展开的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讨论的核心就是就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就业与通胀关系在短期和长期可能存在差异和变异，“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也进一步使得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问题走向复杂化。
其次，基于凯恩斯主义传统和新古典主义传统的文献对潜在产出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差异。凯恩斯主义更倾向于从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下来认识潜在产出，认为潜在产出反映了供给端的长期生产能力，但在需求端冲击的作用下，实际产出可能偏离潜在产出，从而产生经济周期。实际上，早在提出潜在产出概念之时，Okun（1962）就曾注意到需求端因素对潜在产出的作用，“当期（实际产出）未能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将会影响未来的潜在产出”。正因如此，致力于稳定经济的逆周期调控政策是有价值的，有助于在产出缺口为负时，防止潜在产出被动降低，陷入恶性循环。新古典主义则更倾向于从外生技术冲击的角度来认识潜在产出：理性经济主体对外生技术冲击做出反应，从而产生经济周期，潜在产出更多被理解为实际产出的趋势项。由于上述理解上的差异，对应到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的测算上，基于凯恩斯主义传统的理解更契合于下文中的“增长核算法”或“生产函数法”，基于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理解更契合于多种类型的“滤波法”。不过随着文献的发展，两种认识传统与不同方法之间已经变得更加融合，而非彼此对立。
最后，须将“潜在产出”与“最大化产出”“潜在增长率”“最高可能增长率”区分开来。对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的一个常见误解是，认为其是经济能够实现的最大化产出及对应的最高可能增长率。实际上，这种将全部要素资源最大化利用的“最大化产出”通常是难以持续的。例如，在战争状态下，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往往会得到最大化的利用，因而能够实现较高的产出水平和增长率，但这种非正常状态无法长期维持。相比而言，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描述的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和非加速通货膨胀的正常状态。
二、代表性文献梳理比较
潜在增长率是一个不可观测变量，需要在其他可观测变量的基础上通过某种方法进行测算。文献中用于潜在增长率测算的方法主要包括滤波法、增长核算法（亦称生产函数法）、结构计量模型法、一般均衡模型法和国际经验类比法。
滤波法的基本思想是将产出或其增长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分解为趋势项和波动项两部分，前者代表潜在产出或潜在增长率。文献中常用的滤波方法有线性趋势法、HP 滤波法、卡尔曼滤波法、BK 滤波法等。滤波方法的优势在于对数据要求相对较少，操作简便，例如单变量滤波方法仅运用GDP 一项数据就可以进行估计；缺点在于缺乏经济学理论支撑，只是对时间序列统计数据的纯粹技术分析。此外HP 滤波等方法在处理样本尾部数据时会出现偏差（Baxter and King，1999）。
增长核算法，亦可称作生产函数法。增长核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预测未来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以及技术进步速度，将其代入某种形式的生产函数方程，从而计算出未来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增长核算法的优势在于有经济学理论支撑，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对数据资料的要求较多、生产函数的具体设定形式存在争议、生产函数难以反映现实经济中要素与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等。
结构计量模型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奥肯定律”“菲利普斯曲线”等经验规律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将产出、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运用可观测变量对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估计。模型设定的具体方法包括联系方程模型、状态空间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等。这类方法的优势是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失业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经济中除产出之外的其他变量，尤其是需求侧因素的影响；缺点在于所依赖的经验规律在稳定性方面常常存疑，SVAR 识别过程中的约束条件设定也存在一定主观性。
一般均衡模型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假定影响经济发展的若干主要因素未来趋势的基础上，运用可计算均衡模型（CGE）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模拟包括产出在内的各经济变量在未来各期的值。一般均衡模型法的优势是综合考虑了经济中各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可以纳入要素报酬分配、产业转型、税制设计、金融摩擦等因素，且能够深入到行业层面，DSGE模型还能兼具微观基础，从经济主体微观行为出发推导出宏观经济变量；缺点在于模型往往较为庞大复杂，对数据资料的要求也比较高，构建和维护不易。
国际经验类比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比照其他先发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的历史经验，来类比和预测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这种类比既可能是简单的直接参考比对，也可能是基于跨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回归分析。国际经验类比法的特点是从历史经验中寻求规律、预判未来，其优势在于绕开了关于生产函数形式、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参数设定等技术细节的争论；缺点在于往往难以全面考虑不同国家在地理、文化、制度、规模、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多方面的差异，且只能用于后发国家，对已经接近和处于增长前沿的国家难以适用。
综合来看，在研究实践中，滤波法多用于历史回溯性研究，而非未来前景测算；结构计量模型法多用于与宏观经济逆周期调节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当各国中央银行研究制定货币政策或政府制定财政政策时，往往更倾向于采用结构计量模型法；生产函数法在预判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问题时使用最多，例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本央行等机构均采用生产函数法测算未来中长期的潜在产出及增长率；国际经验类比法多用于对后发国家在步入经济增长前沿之前的增长潜力研究。回顾近年来研究测算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文献发现，使用最多的方法是增长核算法和国际经验类比法，因而下文中主要对这两类文献的测算结果加以梳理和评述。尽管文献中对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因测算方法、前提假定、参数选取等的不同存在一定差异，但大体而言，2025 年的测算结果多落在5%~6.5%，个别文献的测算结果低于5% 或高于7%；2035 年的测算结果多落在4%~5%，个别文献低于4% 或达到6% 以上；2050 年的测算结果大致处于2.5%~4%（见表1、表2）。
（二）“增长核算法”代表性文献的测算结果
增长核算法是研究测算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文献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步骤是：首先，根据统计资料直接获取或加工计算得出历史及未来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等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其次，设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并根据历史上的产出和要素数据估计生产函数中的相关参数值；最后，将已经计算好的未来要素序列以及假设的未来全要素生产率序列代入估计后的生产函数方程，从而计算得出未来的潜在产出及增长率。
增长核算法文献中颇具代表性的是陆旸和蔡昉（2014，2016）的系列研究。陆旸和蔡昉（2014）采用纳入人力资本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了中国经济2011— 2050 年的潜在GDP 增长率（见表1）。他们认为，1980—2030 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与1960— 2010 年的日本很相似，由于这一变化，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迅速降低，应当避免像日本那样坚持采用经济刺激计划试图维持之前的增长速度进而导致泡沫膨胀和破裂。陆旸和蔡昉（2016）采用类似的方法对研究进行了更新和拓展，测算结果相比之前有所下调。另外一个运用增长核算法的代表性文献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该研究在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引入投资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A以及可变要素弹性B，测算结果为：2016—2020 年的GDP潜在增长率为5.7%~6.6%，2021— 2030 年降至5.4%~6.3%。易信和郭春丽（2018）采用未纳入人力资本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测算2020— 2049 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中间情形下，C2025 年、2030 年、2035 年、2040 年、2045年渐次放缓至5.5%、4.9%、4.4%、4.4%、4.0%，2049 年降至3.7%。刘伟和范欣（2019）采用在纳入人力资本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测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是2015— 2020 年潜在增长率为7.63%，2021— 2025年为7.29%，2026— 2030 年和2031— 2035 年分别下降至6.97% 和6.49%。徐忠和贾彦东（2019）综合运用生产函数法等四种方法的测算结果为：2019—2024 年、2025— 2029 年中国经济潜在产出增速分别为5.5% 和4.6%。除此之外，还有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中国银行“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研究”课题组（2016），昌忠泽和毛培（2017），周跃辉和周定根（2018），郭学能和卢盛荣（2018）D，茹少峰和魏博阳（2018）等。
尽管上述文献由于生产函数形式选取和参数设定不同等原因而在测算结果之间存在广泛差异（见表1），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均发现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呈下降趋势。不过也有例外——张屹山等（2016）基于生产函数法的测算显示，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将呈现先下行、后上升的过程，而非持续下降：潜在增长率在全球金融危机至2018 年下降至接近5%，主要原因是“结构调整的提振作用在此阶段尚不足以扭转由状态方程所反映的下行趋势”，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体现，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在2019 年前后迎来上行拐点。
注：a 为2021—2030 年值；b 此行分别对应为2025 年、2030 年、2035 年和2049 年值；c 为2019—2024 年值；d 为2025—2029 年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三）“国际经验类比法”代表性文献的测算结果
国际经验类比法是另外一种用于预判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常用方法。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细类：一类是运用从大样本跨国数据中归纳得到的经验规律来类比中国；另一类是借鉴日本、韩国等可比性相对较强的个别具体国家相关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类比中国。
其中，前一细类文献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白重恩和张琼（2017）。该研究首先借鉴Lucas（2009）的分析框架，根据国际经验预测了中国经济2016—2050 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而结合中国未来劳动力的增长情况计算得出未来各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见表2），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GDP 增长率=劳均GDP 增长率+ 人口增长率+ 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数比重的变化率。在该研究框架中，潜在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持续下降，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中国距离“前沿”经济体越来越近，劳动生产率在收敛规律的作用下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人口总数增长趋缓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劳动力规模也处于减少趋势。Pritchett 和Summers（2014）通过对跨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分析指出，“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是关于经济增长在经验上最突出的特征，他们据此建立了一个运用一国当前十年经济增长率对过去十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 估计出系数值之后，将中国当前十年的经济增速代入回归方程计算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并以此向前迭代。
运用国际经验类比法的另外一种常见思路是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经济体在相应发展阶段的历史轨迹来类比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情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如刘世锦、林毅夫、张军等人的系列研究。刘世锦团队较早地运用国际经验比较方法，并综合其他方法，对我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在2011 年指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在2013—2017 年时间窗口“下一个台阶”，预测年均增速由2011—2015 年的9.1%降至2016— 2020 年的7.1%。他们的最新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十年的潜在增长率在5%~6%，或是5% 左右（刘世锦，2020）。林毅夫（2012，2013）运用历史上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达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之后20 年的增速来类比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认为“2008 年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1951 年的日本、1967 年的新加坡、1975 年的中国台湾和1977 年的韩国。日本1951— 1971 年GDP 年均增长9.2%，新加坡1967— 1987 年GDP 年均增长8. 6%，中国台湾1975— 1995 年GDP 年均增长8. 3%，韩国1977— 1997 年GDP 年均增长7. 6%。……因此，从后发优势的观点出发，中国具有在今后20 年继续实现年均8% 的高增长率的潜力。” 张军（2013，2017）以及张军等（2016）也基于类似的思路，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处于中国经济类似发展阶段的增长轨迹出发，预测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高善文（2019）根据人均GDP 和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占比两项指标将2010 年的中国经济对标于1968 年的日本、1987 年的中国台湾地区以及1991 年的韩国，得出的结论是2020— 2030 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不太可能超过5%，并且需要担心能否“保住4%”的风险。然而，卢锋（2019）采用PPP 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占美国比例、城市化程度、一产劳动力占比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认为2010 年中国经济更合理的对标时点应当是1953 年的日本、1978 年的韩国和1980 年的中国台湾地区，这种对标方法预示的中国经济中增速前景则明显乐观于高善文（2019）的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在对标时点之后会首先经历一个明显的增速上升周期，然后才放缓。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类比方法背后所依据的逻辑思想可以简化抽象为“差距即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潜力”，然而这种发展潜力究竟是否能转化成现实，仍取决于诸多不确定因素。此外，上述类比方法常遭诟病的原因还包括，中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在经济规模上存在数量级差别，面临着迥然有别的地缘政治环境等。
除了以上两类主要方法之外，文献中还有少量运用其他方法测算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的研究。李善同（2010）运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CR-CGE）对2008— 2030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前景进行情景分析预测。在“基准情形”下，2016— 2020 年的GDP 增长率预测结果为7.0%，2021— 2025 年为6.6%，2026— 2030 年为5.9%。李平和娄峰（2015）运用一个系统动力学- 计量经济学- 投入产出综合经济系统模型，预测2016— 2020 年和2021— 2025 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基准情形下分别为6.8% 和6.1%。相比于增长核算法和国际经验类比法，CGE 模型法的一个优势是，在进行GDP 潜在增长率总量预测的同时，还能对未来经济中的需求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城乡居民收入比等若干结构性问题给出判断。例如李善同（2010）基准情形下的预测结果显示，到2030 年，居民消费占GDP 的比重会上升至49.8%，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变化为3.5%、45.6% 和50.9%，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5.03 倍。昌忠泽和毛培（2017）采用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MA）基于各省历史GDP 增长率数据对各省2016— 2025 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指出区域层面的潜在增长率呈现分化趋势：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省市增长率大幅下降，河北、浙江、海南、山西等省份增长率小幅下降，而天津、福建、山东、江西等省市的增长率则可能上升。
注：a 为2013—2023 年值；b 为2023—2033 年值；c 为2021—2025 年值；d 为2026—2030 年值；e 为2030—2035 年值；f 为2046—2050 年值。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四）另一条研究思路：目标倒推路径
在探讨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前景的研究中，还有一支文献较具代表性。与上文诸多文献中先测算潜在经济增长路径、后推演未来发展水平的思路不同，这支文献采取了目标倒退路径的思路，即根据中国经济未来希望达到（或假设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倒推要实现该目标所须满足的增长速度和路径。代表性的研究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2017）、盛来运和郑鑫（2017）。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2017）尝试从人均GDP 水平的角度来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 年和2050 年经济发展蓝图进行刻画和定位。该研究的测算结果显示：如果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收入水平含义理解为届时达到世界银行分类标准下的高收入下限门槛的话，那么中国只需要在2017 年之后的18 年时间里保持人均收入年均2.8%以上的增长速度即可；如果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收入水平含义理解为达到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群体的1/4 分位数水平的话，A那么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则须在接下来的18 年时间里保持人均GDP 年均约5.8% 的增长速度。对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果将其在收入水平方面的含义理解为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中位数的水平，那么需要在2017 年之后的33 年里保持年均4.1% 以上的经济增速。分阶段而言，如果中国经济能在2017— 2025 年保持年均6% 的增速、2026— 2035 年保持年均4% 的增速、2036— 2050 年保持3% 的增速，那么到本世纪中叶就能达成上述目标。
盛来运和郑鑫（2017）按照2013—2015 年各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分为五个阶段：高级阶段、中高阶段、中级阶段、中低阶段和低级阶段。他们的测算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如果到2049 年要想分别达到现代化中级、中低、低级阶段，那么2021—2049 年人均GDP增速至少应分别在年均5.26%、4.70% 和4.05% 以上，对应的GDP 增速至少应分别在年均4.99%、4.44% 和3.78% 以上。在进一步假设了经济增速遵循线性递减规律之后，他们计算出了对应于2049 年达到现代化中级、中低、低级阶段的高、中、低三种增长路径。以中方案为例，2021— 2030 年对应的年均GDP 增速为5.55%，2031— 2040 年为4.38%，2041— 2049 年为3.27%。他们认为，到2049 年中国人均GDP 有望达到相当于美国60%~70% 的现代化中等水平，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
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研究的质疑或批评主要发生于两个层面：一是在定义层面，针对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概念本身的合理性；二是在技术层面，针对潜在增长率的具体测算方法及过程。
（一）对概念本身合理性的争议与质疑
争议之一在于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作为总量概念，忽视了结构。潜在增长率相关文献始终遵循着Knowles （1960）、Okun（1962）、Levy（1963）等早期文献对潜在产出的定义设定的两个判定条件：一是实现充分就业；二是非加速通货膨胀。满足这两个条件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及其增长率就被认为是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然而，充分就业和非加速通货膨胀都是总量概念，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历剧烈的经济结构转型，而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结构性失业与结构性招工难并存、结构性通胀与结构性通缩并存的局面，这时上述两个判定条件就会失效。这一点在近年来的中国经济中表现较为突出。由于就业和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而，一方面城镇新增就业、失业率、消费者物价指数等总量指标遗失了结构性信息，无法充当潜在产出以及潜在增长率的判定条件；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同的结构性指标作为判定条件，则可能得出不尽相同乃至相悖的结论。
争议之二在于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概念重供给端、轻需求端。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概念主要考虑供给端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需求端因素，增长核算法测算框架下尤其如此（Plosser and Schwert，1979）。然而在现实经济中，需求端因素会反作用于生产端，从而影响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如果需求不足，供给端的生产潜能则无法完全释放，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难以实现，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似的问题：如果“潜在增长率”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难以发挥，那么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以我国为例，由于劳动报酬份额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国民经济储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导致长期以来内需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压制了要素资源利用和潜在产出水平。如果未来消费率能够适度提高，那么国内经济循环将进一步壮大，生产端的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也会上升。正因如此，近年来有个别文献开始尝试将需求端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中国银行“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研究”课题组，2016），但进展较为有限。
争议之三在于潜在产出和潜在增长率概念存在重劳动、轻资本的偏颇。Okun（1962）之后的主流文献中对“潜在产出”的定义主要强调充分就业，即劳动力要素的充分使用，而对资本要素充分使用的讨论较为缺乏。而现实中却可能出现一种要素被充分使用而另一种要素未被充分使用的状态。以中国经济近年来的情况为例，在总体就业形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资本要素的利用率却不够高，钢铁、煤炭等上游行业以及服装、家电、玻璃、日用品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
争议之四在于潜在增长率研究多以GDP、人均GDP 等指标展开，而GDP 指标与居民真实福利之间的对应关系长期以来受到挑战。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尽管测算显示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接近于零，与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之间差距拉大，但调研显示日本国民的福利水平相对于美国而言并未降低。GDP 确实是当前国际比较中被使用最多、接受度最高、统计核算方法相对完善和可比性较强的一个统计指标，但人均GDP 水平并不完全等同于福利水平：一是在相同的人均GDP 水平下，由于分配结构的差异，两国国民所享受的平均福利水平可能并不相同，其中原因既包括宏观层面劳动、资本、税收之间的要素报酬结构，也包括微观层面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不平等；二是GDP 作为一个产出视角的概念，未涵盖生态环境、资源消耗、人体辛劳等成本因素，且欠缺对幸福感、和谐度等主观因素的考量；三是GDP作为一个主要衡量产出水平及增长速度的单一维度数量化指标，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在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之后，这一不足表现得更为突出。另外，在同样的人均GDP 水平下，大国居民所享有的某些福利可能高于小国。例如，由于基础科研、交通通信网络、精神文化产品等公共品在总生产和总消费中所占比例通常会随着现代化水平而提高，而这些公共品往往具有规模效应。
（二）对测算方法技术细节的争议与质疑
1. 增长核算法的争议
第一，在生产函数具体形式、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的参数设定上存在一定主观性乃至随意性。例如，绝大部分文献中都以“柯布- 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来表示总体生产活动，然而真实经济中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远比“柯布- 道格拉斯”刻画的更为复杂和多元化。再如，不少文献简单地采取了固定要素产出弹性的参数设定，而这种假设与过往三十年中国经济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大升大降的结构性巨变是不相符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郭晗、任保平，2014）。
第二，总量形式的增长核算框架忽视了结构转型因素。像中国这样仍处于高速和中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比例结构、要素报酬份额结构和支出结构都处于较快的转型过程之中，采用固定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会遗失这些结构转型特征。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积累两个因素的“可加性”与“可分割性”面临质疑。现实经济中，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积累之间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技术进步往往内涵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更新；另一方面，机器设备等资本更新活动又往往是技术进步诱发和推动的结果。简单地采用资本偏向型（Capital-Augmenting）技术进步的生产函数形式并无法真正回应和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忽视了经济增长“骤然减速”的可能性。大多增长核算法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趋势外推”的色彩，而Rodrik（1999）、Jones 和Olken（2008）、Kar 等（2013）、Pritchett 和Summers（2014）等文献均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增速下行更可能是骤然发生，而非渐进发生。例如，日本经济在20 世纪60 年代的年均增速高达10.4%，然而，当经济增速在1970 年骤然放缓至0.4% 之后，增速中枢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骤然放缓至4.3% 附近，并在90年代初之后再度降至1.0% 附近。再如，巴西经济在1965— 1980 年的年均增速高达7.9%，但在1981 年经历-4.4% 的萎缩之后经济长期萎靡不振，在后续的二十年时间里只实现了年均2.1% 增长。同样有代表性的韩国，在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均经历了增速中枢的大幅下台阶。此外，墨西哥经济在1980 年前后也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骤然减速的典型案例（见图2）。Pritchett 和Summers（2014）总结了国际上28 个年均增速达到6% 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案例，发现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只有2 个国家转向了更高速增长，3 个转向了负增长，10 个转向了0~3% 的增长，中位数仅为2.1%。他们据此强调，在经济长期增速预测时，应当避免依靠趋势外推。遗憾的是，多数基于“增长核算法”的潜在增长率预测研究都缺乏对经济增长骤然减速或突然停滞（Sudden Stop）可能性的考虑。
第五，现有的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可能低估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和福利改善的贡献。过去二十年来，以信息技术（IT）和通信技术（CT）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免费服务、催生新业态、发展共享经济等方面促进了经济发展，广泛改善了人们福利水平，但现有国民经济统计体系难以充分反映这一因素（许宪春，2016），这一现象在文献中被称作“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展望未来，与产业界认为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汽车等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不同，既有文献中对未来TFP 数值的假设仍主要基于简单的趋势外推或某种主观猜测。
2. 国际经验类比法的争议
国际经验类比法受到的争议主要是：在假设不同经济体在相同发展阶段具有相同增长潜力的同时，忽视了不同经济体之间在经济规模、制度环境、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自然资源禀赋、外部国际环境等方面可能广泛存在的差异性。尽管确如林毅夫（2012，2013）和张军（2013，2017）等文献所述，我国当前以人均GDP 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于20 世纪50 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韩国，存在一定可比性，但两者之间亦存在巨大差异，使得类比可能失效。例如，我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均数倍于日本和韩国，这一方面使得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产业链完整、经济韧性强等优势；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难度和艰巨性可能远大于后者。又如，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与日本和韩国当时迥然有异的外部环境。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冷战时期东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以及盟友美国的支持，而我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大国，近年来已经受到美国政府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日益严峻的打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力量博弈与关系重塑注定是一个长期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远比当年的日本和韩国更为复杂。再如，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当时的日本和韩国存在较大差异，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未富先老”挑战。此外，尽管人均GDP 处于大致相同的阶段，但GDP 在不同要素及不同部门间的分配结构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差异，而要素报酬结构又可能反作用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经济中劳动报酬份额在GDP 中的占比明显偏低，偏低的劳动报酬份额可能限制内需，从而制约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实现。总而言之，考虑到上述诸多差异，简单用其他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的历史增速来类比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前景可能存在一定偏颇之处，需要谨慎视之。
总而言之，鉴于潜在增长率概念本身合理性存在争议及其测算方法的不足，我们在看待有关文献中的测算结果时应当秉持审慎态度。
四、文献中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前景的共识与分歧
尽管不同文献可能由于研究方法、前提假定、参数选取等原因在具体测算结果上存在差异，但经过系统性地梳理比对之后可以发现，在我国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长率问题上，文献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基本共识。当然，与此同时也存在不少认识分歧。在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时，这些共识代表着较为确定的基本面，而这些分歧则意味着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深入研究。
（一）文献形成的基本共识
到目前为止，文献中对中国经济未来潜在增长率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四方面。
2013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A达到10.058 亿人的高点，此后开始进入下降区间，2019 年降至9.891 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也由74% 左右降至70.7%。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预测项目”B的估算，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到2035 年将降至9.433 亿人，2050 年进一步降至8.384 亿人，届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分别降至64.6% 和59.8%（见图3）。劳动力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不仅会在生产端由于要素投入的相对减少而直接拖累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要素报酬分配结构、宏观需求结构等渠道间接影响潜在增长率。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过去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未来在一定时期内甚至可能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企业用工成本加速上升、社保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等形式体现出来。
2. 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同时，劳动力质量或人力资本积累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
2019 年，我国高中阶段全口径毛入学率达到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6%，相比21 世纪初均有高达40 个百分点的提升（见图4）。当前每年有超过60 万研究生毕业，超过380 万的本科生毕业，超过360 万专科生毕业，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年青人受教育水平，大幅提升。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可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人口质量红利”，从而接替以往的“人口数量红利”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动力。
21 世纪初到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攀升，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较大。然而在过去十年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实际增速已由金融危机前的20% 以上降至2018 年的0.47%。资本形成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亦由金融危机前的6.3 个百分点持续降至2019 年的1.9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资本形成率由47% 的高点降至43% 左右（见图5）。根据“储蓄= 投资+ 净出口”国民经济恒等式，未来我国储蓄率受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影响将处于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在净出口/GDP 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投资率大概率仍将处于下降趋势，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继续趋于减弱。
4. 随着中国经济向世界技术前沿靠近，后发优势趋于减弱
落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因而能够通过进出口贸易、外商投资、技术交流等方式较快地学习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来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一规律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被称为“收敛效应”。客观上，这种后发优势助力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经过四十余年的追赶，我国多数传统产业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世界技术前沿，尽管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距离世界技术前沿仍有差距，但由于各种原因再想简单吸收学习国外技术变得越来越困难，未来的技术进步将需要更多地经由自主研发来实现。相比于吸收学习而言，原创性技术研发不仅速度相对较慢而且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从而使得未来潜在增长率相比以往减慢。
（二）文献中存在的主要分歧
1. 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路径存在不同认识
可以说，关于TFP 增长情形的不同设定，是造成不同文献对未来潜在增长率测算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陆旸和蔡昉（2014）在测算中假定2022—2030 年的TFP 增长率维持在2010 年2.37% 的水平上。中国银行“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研究” 课题组（2016）综合城镇化率、人力资本等因素认为2015—2025 年的TFP 增速在1.8% 左右。易信和郭春丽（2018）在三种情形下分别设定2049 年前的TFP 增长率为2.0%、2.5% 和3.0%。而刘伟和范欣（2019）假设TFP 在2015— 2035 年的增长率为0.96%。
总体而言，文献中对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TFP 平均增长率的设定区间广泛地分布于0.9%~3%。造成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预判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科技进步客观上存在不确定性。创新的本质决定了其产出的高度不确定，因而科技进步的速度和质量很难事先用设定的参数去假设。此外，实验室技术的大规模产业推广扩散路径也存在不确定性。二是要素再配置的空间和潜力挖掘程度存在不确定性。TFP 增长不仅取决于技术进步，而且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优化程度。文献表明我国要素配置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错配（Misallocation），而针对这些错配的优化再配置过程本身也是提升TFP、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过程。要素错配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矫正，既取决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也取决于户籍制度、金融体制等结构性改革的深化程度。
作为对照，刘俏（2018）采用目标倒推路径的思路来描述未来中国TFP 增长面临的挑战，他设定了两个目标：其一，如果到2035 年时中国的TFP 要达到美国65% 的水平，那么需要中国的TFP 增速每年比美国高1.95个百分点，即实现约年均3% 的TFP 增长；其二，假定2035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如果希望届时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40%，那么未来需要实现年均1.6% 的TFP 增速。然而，刘俏（2018）认为对于已经接近工业化尾声的国家而言，想要长期保持不论3% 还是1.6% 的TFP 增速都面临较大挑战。
2. 对机器替代人工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有不同认识
在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带动下，机器替代人工将成为趋势，不仅发生在制造业领域，而且已经开始向占比更大的服务业领域拓展。一种观点认为，机器替代人工能够提高生产率，因而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而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机器替代人工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从而削弱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能。这两种观点分别采取生产端视角和需求端视角，均有一定道理，但对于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哪种因素占主导，尚存在较大争议。
3. 外部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嵌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之中，一方面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在加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石油、铁矿石等能源资源供给和芯片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也对外部世界存在较强依赖。在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将在较长一段时期面临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从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科技、金融、人才、地区安全等领域对我国进行施压，试图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韧性，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约束集，从而加剧中长期潜在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文献中影响未来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类：积极因素、消极因素及不确定因素（见表3）。其中，积极因素主要包括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带动、劳动力质量与人力资本提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链优势、城镇化仍然存在较大空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潜力巨大等；消极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资本积累速度减慢、后发优势趋弱、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亟待突破、社会利益格局复杂化导致改革难度加大、老龄化社会的潜在挑战及“人口负债”问题等；不确定性较大的因素主要包括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美大国关系面临历史性调整、机器替代人工可能引发生产关系和分配结构变革等。
五、总结与启示
研判潜在经济增长率不论对于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公共政策制定，还是短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都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对像我国这样当前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这项工作显得更为重要。本文梳理了潜在增长率的主要测算方法，分析比较了代表性文献的测算结果，归纳了已有研究中形成的基本共识及存在的认识分歧，并在评述相关研究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尝试为未来研究指明拓展方向。
由于测算方法、前提假定、参数选取等的不同，文献中对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结果也存在一定差异。大体而言，2025 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多落在5%~6.5%，个别文献的测算结果低于5% 或高于7%；2035 年的测算结果多落在4%~5%，个别文献的测算结果低于4% 或超过6%2050 年的测算结果大致处于2.5%~4%。按照目标倒推路径的思路，如果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应的经济含义简化地理解为人均收入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中位数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只要在未来三十年里保持年均4.1% 以上的增速就能实现该目标。研究表明，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能够满足这一要求。
需要强调的是，潜在增长率研究揭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结果。一方面，潜在增长率的实现取决于经济中各类主体在政策激励下的行为决策。如果政策制定出现偏差、扭曲激励，那么潜在增长空间就可能被限制、难以得到充分释放，从而导致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而如果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激励劳动、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资源优化再配置，则能充分释放增长潜能。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一些条件发生变化，潜在增长率也可能随之改变。所谓条件变化，既可能来自难以预知的外生事件，也可能来自人的主观能动性。前者如科学技术跃迁、国际安全环境转变等；后者如生育率提升、劳动参与率和敬业精神变化、耐心程度和储蓄意愿的改变等。因而，应当强调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反映和结果，应当避免用“机械主义”的错误观点来刻板地看待潜在增长率研究的估算数字，要认识到通过恰当的改革开放创新举措来理顺激励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潜在增长率。这恰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高质量发展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不重要。恰恰相反，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把握和治理仍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方面。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仍至关重要。当前“经济增长治理”的要义：一是在短期要确保实际经济增速不过度偏离潜在增长率，避免产出缺口过度放大；二是在中长期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提高潜在增长率水平。前者的任务主要由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等逆周期调节工具来实现，后者的任务则须要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的方法来实现。其中，当下最为紧迫、对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最为有效的改革领域主要包括：一是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丰富国家创新生态，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二是以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三是广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同时，拓展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双管齐下扩大内需，壮大经济内循环；四是教育体制改革，实施国民人力资本提升工程，不断培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样化、多层次人力资源；五是提高生育率，缓冲老龄化压力，避免人口断崖；六是加快实现城乡社会一体化治理，逐步破除城乡二元壁垒，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释放发展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