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信息革命开启了全新数字时代，推动数字革命蓬勃兴起。“数字革命对世界的贡献类似于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机器所做的事情”（参见：《商业新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推动经济发生格局性变化，企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并推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
因此，要从大的视野格局、新的战略方位，来认识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新形势，用数字化理念重新定义企业改革、重建改革逻辑。
一、企业形态发生深刻变革
（一）从工业化思维转向数字化思维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加快推进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型，要求我们必须从工业化思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用数字思维深化对产业数字化的理解和企业模式创新的认知。
从产业发展层面看：工业化思维以个体竞争为原则，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以创造“更多、更快、更经济”的产品为目标，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奉行产出至上、市场为王。
数字化思维突出互联共享为原则，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提供“更快、更好、更便宜”的服务为目标，以小规模定制为特点，奉行质量第一，效益至上。
核心体现的是由“生产导向”到“客户导向”，工业时代的竞争是规模最大化的竞争，企业通过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从而形成市场竞争优势。与之相适应的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以保持竞争的绝对优势。
而数字时代是通过开放合作实现效益最大化，企业通过贴近客户、理解需求，实行小规模定制、精益化制作，形成供需合理匹配，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实现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各自效益最优化。美国学者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一书中指出：科斯等经济学家致力于确定最佳规模，以求降低交易成本。但今天的网络结构能够充分利用日益无障碍的连接优势，在公司规模无须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业绩扩张。
这方面实践已经走在前面，大量涌现的互联网企业、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之所以能够快速高效成长，很重要一点就是坚持数字化逻辑。
（二）企业组织从层级化结构到网络化结构
这是数字时代企业组织形态变化的大趋势。正如凯文·凯利指出的：传统企业的科层制组织结构，已不适应数字时代企业跨界融合、市场驱动、信息交互、业务协同的要求，去中心化、平台化、无边界是企业组织变革的重要趋向。所有的产业都在向分散式结构靠拢，未来这个趋势会持续发展。
在数字创新时代，企业由过去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组织变成通过各种信息和合作关系联结的网络和生态，并且逐步形成跨界的各类产业共同体，在共同体内每个企业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同时，创新的快速迭代要求企业组织变得更加灵活，不同部门和个人之间能实现快速结合、快速调整。这些都要求数字创新时代的企业重构新的组织模式。
阿里研究院把数字时代的企业组织形态称之为数字经济体，这一超大规模经济组织。认为现代经济正在从“公司”向“数字经济体”演化。数字经济体就是众多商业模式的集合体，是超大规模协作组织方式。
对此，有学者指出：以无边界、自组织为特征的企业组织形态，是数字时代企业组织变革的大趋势。这其中无边界是变革的逻辑基点，表现为通过信息技术，以各种经济联接为纽带进行组织形态优化，基于新型分工协作进行跨企业边界的资源整合，构建集聚各方优势、激发人的创造活力的无边界组织。使企业组织形态呈现组织功能单元虚拟化、组织要素分散化、组织形式弹性化和网络化，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边界模糊化。
同样，以自组织为特征的价值网络是企业组织形态的重要发展方向，网状自组织是扁平化组织的进一步深化，突破了组织结构的有形界限，推动高度集中的决策中心组织转变为分散的多中心决策组织，有利于内部分工合作，也有利于整合外部资源。
（三）“传统供应链转型价值链”
我们已经进入“供应链世界”，何谓“供应链世界”？这就是康纳先生所讲的：“任何需求都会有相应的供给，任何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获得实物或虚拟供给”，这种状态就是“供应链世界”。供应链世界最有意义的就是传统供应链转型价值链。
首先，提高价值性。简单地说，“供应链是各种交易组成的体系”，是将产品和服务从生产方转移到涉及消费者的组织、人、技术活动、信息和资源系统。而“全球价值链更加侧重表达生产附加值的过程”。在供应链重构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企业商业模式变革，除了要参与构建供应链体系之外，还要提升供应链的内涵，注重供应链价值实现，也就是更加注重价值链的构建。
其次，建设数字供应链。数字时代促进从传统供应链向价值链转型的关键是要建设数字供应链，康纳在《超级版图》书中设专章论述“数字供应链”。通过数据业务化、业务数据化，构建线上线下、全流程、一体化的供应链体系。促进在地理互联、经济互联、数字互联上深度参与全球资源、资本、人才和其他有价值的资产流，构筑“无边界”合作共同体。阿里、eBay等国内外电商企业，其跨境电商业务遍布全球各个国家，形成庞大的“数字供应链”，在提供有价值服务的同时，也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数字流动越是超越实体流动，互联互通就越能惠及人人”。
再次，共同创造价值。基于互联网的“传统供应链转型价值链”，其核心路径是“供应商将变为整个生产过程价值创造的合作者”。一方面，要使供应链全流程加入价值创造；另一方面，要促进产业链与供应链融合发展，共同推升价值链。
最后，建设数字自贸区。通过电子服务平台，将贸易便利数字化，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全流程无缝对接，数据驱动、平台支撑、高效协同响应的经济生态系统，打造价值链的实现载体。
（四）从中心化向平台化转变
平台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织方式，也是产业组织的重大创新。
第一，从过去的生产中心、销售中心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平台体系，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实现联程设计、协同制造、联动市场。比如，海尔的互联工厂。
第二，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促进基于数据的跨区域、分布式生产、运营，提升全产业链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搭建工业云平台，强化技术软件化云服务。
推进制造技术软件化提升，并根据技术需求进行软件化创新。把知识技能、核心技术系统集成、封装为软件包，使技术软件化，应用平台化，工程模块化。用软件定义工业流程，推动流程再造、体系创新，全面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
第三，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
1．创新定制化，让用户参与产品设计开发，把消费者的创意转变为设计产品；
2．大企业内部创新（如海尔的岗位创新）；
3．建立研发众包、开放创新交互、在线设计等平台。
总部经济因工业化而生，因全球化而兴，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路径。目前，总部经济的极化效应仍然突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仍很明显。
第一，总部经济的渐变。通常意义上的总部经济，是指在特定优势区域，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带动生产制造基地建设和关联产业发展，形成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总部经济更多呈现的是商务园区、中心商务区（CBD），具有产业物理空间集聚、关联要素集成的特征，是工业时代的标志性经济现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和信息技术的渗透，产业集群的地理、环节界限正在淡化，产业集群逐渐升级为平台生态，产业合作方式更加共享、开放，以物理空间集聚为特征的总部经济正面临新的挑战。从欧美国家的老工业区从锈带向智带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伴随着这些产业集聚区的智能转型，也透视了总部经济的渐变。创新集群和新的产业集聚形态，正在替代过去的产业集聚形式，这些创新集群型园区突出创新性、功能性特点，形成智力共享生态系统。吸引优质生产要素集中集聚，将高度竞争的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络，“一种全新的制造业形态正在美国兴起”[1]。由此重新定义产业集群，也将重新定义总部经济。
第二，平台型总部经济兴起。随着互联网广泛应用和平台经济的涌现，平台型总部经济应运而生。平台型总部经济以其特有的优势放大极化效应，并且正在重塑产业边界、重构空间格局、再造产业生态。
第三，平台型总部经济特点。平台型总部经济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总部经济，工业时代的总部经济基本上遵循的是线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组织方式和流程，瞄准产业链条的衔接和渠道组合。而平台型总部经济是依托“云网端”新基础设施，创造全新商业环境，它“超越了传统的渠道组合”，平台、消费者、服务商构成网状协作，着力做大“朋友圈”，做好价值的“加法”，形成产业链各环节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与要素协同的经济形态。平台一般由一家或几家公司构成（平台领导者），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基础，为消费者、商家提供信息、交易、物流等基础设施。大量的消费者和服务商是平台经济的主体，通过平台进行连接，完成信息交换、需求匹配、资金收付、货物交付等经济活动。体系内的企业能够互相影响、协同治理、相互合作，共同实现价值最大化。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距离大大缩短，沟通成本降低，支撑了大规模协作的形成和“共生关系”的建立。
（六）从集团化向产业生态圈转变
依托“云网端”新基础设施，创造全新商业环境，平台、消费者、服务商构成网状协作，形成开放、共享、普惠的在线经济生态系统。
第一，推动企业从过去的“空间集聚”向“功能集群”转变，即依托核心企业，形成优势互补、特色突出、功能集聚的产业生态圈。其中核心企业是技术转化的承担者、制造创新的先行者、产业集群的引领者。
第二，从产能合作向产业链合作延伸，形成产业链互补链接、上下游融合发展的产业共同体，以共创、相互赋能、共享的合作模式实现产业形态升维。其特点是以需求为导向、反向供应链的产业组织方式，更多注重数据驱动、实时链接、智能配对和利益共享。
第三，从自成体系向融合发展转型：
（1）生产服务一体化，服务制造化和制造服务化，到2020年服务占比将达到58%；
（2）产业间跨界融合和基于互联网的多业态融合。
第四，“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建立智能经济体系，智慧环保、智慧物流、智慧装备、智慧服务。智能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集中体现，因为“大数据带来人工智能”。
二、重新定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游离于全球大变局之外，必须融入大变革当中，顺应时代变革的大势，把握转型发展的大局，用创新思维、数字逻辑重新定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不仅要做大做强，还要做新。大而不强不行，大而不新更不行。
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重新认识国有企业改革，有许多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需要做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当前国有企业改革观察与思考
第一，企业改革是资本化取向而不是数字化取向。国资监管从管企业、管资产到管资本，资产资本化拓宽了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新路径。国有企业以“混”促“改”，推动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等混合所有制改革，使各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资本增值能力。这些改革是建立在资本化基础上的。
在数字化大趋势下，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通过网络协同、数据智能，重组流程、赋能组织，推动业务创新和管理变革，数字化打开了企业的边界，重建企业互利合作关系，形成基于数字的改革架构和组织体系。国有企业改革如何在资本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中实现新突破？这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新的路径选择。
第二，企业改革追求的目标是“公司化”而不是“平台化”。企业改革资本化取向要求公司化为目标选择，因为公司是资本化的载体，国有企业改革以公司制为目标，这是国企改革的重大进步。但是，应当看到，公司制度是工业时代最典型的制度模式。而在数字时代，企业架构以平台化为特征，以“平台+生态”为标志。两者的差别是企业组织从有层级、有边界，到去中心、无边界。因此，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如何融合公司化和平台化优势，重建改革秩序，放大改革效应，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第三，改革逻辑仍是“竞争逻辑”而非“共生逻辑”。工业时代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企业通行的逻辑就是“竞争逻辑”，一切以竞争最大化为原则。而数字时代是以开放、共享、互惠为原则的，企业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建立在“共生逻辑”基础上，这已成为新兴企业成长的基本遵循。国有企业要依此构建新的改革逻辑，我认为这对于破解改革难题、走出企业改革困扰具有现实意义。
（二）数字资源成为战略资源，对于企业资源优势需要重新评估，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优势需要重新界定
凯文·凯利指出：物体会从本身固有的状态变成流动的状态，甚至变成流动的数据。不管你处于什么行业，都和数据相关。数据需要关联起来，需要流动起来，否则它就是无效的。随着资源数字化我们对资产形态也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在资产整合中，如何判定资源资产优势、资产增值和流失等，都要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在数字资源方面，国有企业并非占有绝对资源优势，相反一些平台企业拥有巨大的数据资源优势，在企业间进行战略合作时也存在如何评估资源权重的问题。
（三）发展共享经济让使用成为重要，这需要重新认识所有权和使用权
从实践层面看，共享模式淡化所有权而放大使用权，或者说共享是使用权的共享，所有权被虚置。随着共享经济深入发展，所有权可能更加存在于理论意义上。
凯文·凯利在讲到未来趋势时，专门强调“使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拥有物品的性质将转变为：你不是拥有，而是使用这个物品。比如Uber优步，让你觉得不拥有车也可以使用车的服务，Facebook网站也没有实体，阿里巴巴也没有实体，没有库存。这些公司虽然售卖产品，但它们并不拥有自己售卖的产品。产品从客户来，消费者扮演生产者，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使用权比所有权更加重要。凯文·凯利预测：共享在过去20年已经有所发展了，但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么，共享效应的进一步放大，会带来更深层意义的结果是什么？会如何破解改革中的所有权困惑？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四）平台经济发展将深化联通功能、放大公平效应
企业无论规模多大在平台上只是平等成员，公平原则是平台准则，每个成员分享机会、共有权利。搞任何特殊都是对平台规则的破坏。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特殊垄断优势将被弱化，特别是随着工业云平台的建立，工业APP上线，所有企业都可以自由地下载所需的软件程序，优势的转换将改变企业行为。这对国有企业将是一个全新考验。
（五）“在线”使场景革命真实发生，联结更为便利
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智能互联（万物互联），标志人类已经进入“在线社会”：实时在线、全程连接、全域覆盖，使线上线下真正融为一体，将全面提升平台经济的功能和水平，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传统计算技术把物理的离线世界变成数字化的离线世界，互联网技术把离线变成在线，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不亚于人类第一次使用火[2]。加上5G技术的应用，场景革命将真实发生，终端和场景将更为丰富，最终形成万物互联的全新生态。推动产业全流程变革，强化基于在线平台的互动合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拓展新空间。国有企业准备好了吗？
三、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一）必须认清东北国企特殊经济背景和生成机理
表现为“三个固化”：一是资源固化了产业，依托资源优势形成产业优势。二是产业固化了市场，资源型产业的特殊性，使其市场化受到一定制约。三是市场固化成为格局，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1．产业的特性和发展的惯性，既降低了人力资源使用的门槛，弱化了创新的动力支撑，导致创新活力不足，创新型人才集聚度低，新产业、新业态成长滞后。
2．十年东北振兴取得积极成果，但由于侧重点是装备制造业，许多面临转型，其结果是长板更长了、短板更短了，传统增长点仍占较大比重，而新增长点明显不足。
3．加上“熟人社会”效应制约市场经济发展，市场规则和法治建设往往被各种关系所替代，体制成本过高，营商环境亟待改善。
（二）实施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
有两条路径：一是反应型数字化，主要还是复制一种数字化战略以应对竞争对手的数字化成功；二是变革型数字化，着力改变商业模式、用户体验和运营流程，更加体现客户的参与互动，这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标志。国企要主动变革，通过数字化再创竞争新优势、造就企业新文明。
1．推动产业数字化。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改造，推动体系重构、流程再造，形成新的数字化场景。
2．推进数字产业化。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培育大数据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3．以工业数字化为重点，加快工业云平台建设。实现技术软件化、软件平台化、应用模块化。
（三）打造数字园区，构建开放载体，提高整合产业技术资源的能力
强化平台支撑，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实现个性定制、联程设计、协同制造、延伸服务。形成优势互补、特色突出、功能集聚的产业生态体系。面向东北亚深化开放合作，加强创新互动和产业融合，放大合作效应，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1．要整体规划设计、全面优化布局、系统改造提升。要对园区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监测和运营维护的全过程使用数字化手段进行管理，形成平台、孵化器、核心企业一体的开放空间，使得园区整体数据可以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
2．要技术方案与商业模式相匹配。因为数字化实质上是技术经济化过程，“任何用信息连接人与人、机器与机器或人与机器的技术都是数字化的”，这是一个“商业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新兴技术概念”[3]。数字园区建设不能为数字而数字，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要实现技术优势最大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统一。
3．服务“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园区也要“走出去”。结合特色产业优势，与境内外优势大企业联合共建“境外合作园区”“离岸创新园区”，搭建开放式跨境合作平台，促进远程研发、离岸孵化、协同发展。
数字化大潮势不可挡，必将引领新时代、开辟新纪元。这要求我们必须跟上时代变革的步伐，主动融入数字化大潮当中。“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美）弗雷德·巴克著，徐一洲译．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2]王坚著．在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3]（美）贾森·艾博年，（美）布莱恩·曼宁著，邵真译．商业新模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