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研究日趋升温。一个持续的争论就是中国到底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还是维护现状者。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将挑战甚至破坏国际秩序。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将对东亚乃至世界造成深远的影响。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个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对世界有利，中国没有必要成为修正主义者，推翻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外交学院的高飞教授认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将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维护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向世界传递强劲的正能量。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具有实践理性，中国模式并非零和游戏，是可以双赢的。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中国视角的国际秩序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崛起应吸取王道思想，坚持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义价值观，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汀阳教授提出的新天下体系，超越了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倡导建立以世界为整体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存在争议，中国崛起是否会对当今国际秩序造成根本性影响，崛起后的中国将秉持怎样的国际秩序观？是打破旧世界的破坏者，构建新秩序的革命者，还是维持原有国际秩序的守成者？本文将系统梳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变历程，分析中国国际秩序观演变的内在动因及逻辑机理，并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判和展望。
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逐渐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卷入国际秩序，到参与和融入国际秩序，再到推动国际秩序发展的过程。笔者将以近代史为起点，简要阐述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的主要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关闭已久的大门，中国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列强侵略宰割的对象。中国不再是地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以中国中心论为核心的朝贡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随之瓦解，华夷之辨和宗藩体制被彻底颠覆。中国被迫卷入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了国际秩序的被动参与者。
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参与国际事务，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西方列强的普遍承认，得到进入国际社会的“入场券”；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平衡大国关系，谋求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以牺牲主权和平等为代价步履蹒跚地迈入了国际社会，虽然在一战和二战中取得胜利，积极参与国际联盟、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雅尔塔会议等多边场合积极争取自身战略利益，但是中国无力改变既有国际秩序，以失败告终。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秩序观(1949年——1978年)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鼓舞了亚非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缩小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战后初期的国际秩序发生显著变化。新中国向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观发起了革命，废除了旧中国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达成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终结了中国近现代百年屈辱历史。新中国先后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独立自主、反帝反霸是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的主要特征。
(四)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国国际秩序观(1978年——2012年)
1978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主动从意识形态之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融入现行国际秩序，利用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维护本国利益、促进本国发展，实现了从弱国到强国、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拓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理念，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融入并改善世界体系，成为世界体系中负责任的大国是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深入到了“毛细血管”，前所未有地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推出一系列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正确义利观、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主张，极富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了人类发展潮流，开辟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新境界。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积极主动引导并维护国际秩序的发展是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的主 要特征。
笔者对近代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进行了分阶段总结归纳，如表1所示:
(一) 理论假定
国际秩序观体现一个国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和立场，既包括一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认知，也包括对国际秩序理想状态的价值倾向和追求，由内部和外部两种环境共同塑造而成。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制度及规则是塑造一国国际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国际权力结构是指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之间的实力分配格局，是决定一国国际秩序观的“硬指标”。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国家实力造就并维系着秩序，国家间实力分配的变化最终导致秩序的变动。结构现实主义将之总结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决定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及规则包括国际组 织、国际机制、国际规则等一系列社会性因素，是决定一国国际秩序观的“软指标”。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国际机制确保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和平与合作，制度和规则是维系国际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关键因素。当一国遵循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广泛参与国际组织、多边国际机制时，该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依存的程度将十分紧密，合作困境也将得到缓解，该国将深度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秩序的有力维护者。
从内部环境来看，国际秩序观直接体现为一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观念认知。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观念是干预性变量，当观念被嵌入规则和规范中，即被制度化后，就会制约公共政策，发挥独立作用。建构主义认为，观念是一种自变量，权力和利益均由观念建构而成。国家战略观念是塑造国家国际秩序观的基础，受战略文化、外交哲学、意识形态、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战略观念相对稳定，但绝非一成不变。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际局势的发展，国家战略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国际秩序观也将随之发生调整。
笔者将结合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制度与规则、国家战略观念这三个要素，对近代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演变的五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析，研究各阶段国际秩序观形成的内在动因，进而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国际秩序观演变发展的逻辑机理。
在国际权力结构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让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中国的综合国力开始远远落后于以英国为首的世界强国，沦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边缘。从经济来看,1900年中国的制造业产业在全世界占比仅为6.2%，英国为18.5%，美国为23.6%。从技术来看，工业革命让英国的技术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蒸汽机、动力织机、铁路极大增强了英国创造财富的能力。从军事来看，蒸汽推动的炮舰、重武器让英国经历了一场“火力革命”，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世界权力结构开始加速变化，其中心从东方迅速向西方转移，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国际制度/规则方面，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全球殖民体系。欧洲均势秩序进一步制度化，国家间权力竞争成为维持国际秩序的常态，主权平等原则成为维系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中国对既有国际制度及规则持反对态度。一方面，中国拒绝接受国际制度体系。以外交制度为例，清政府认为互设外交机构有损“天朝”威严。咸丰皇帝曾指出，公使驻京“为患最剧，断难允行”，甚至希望以关税全免为条件，让英国等国放弃公使驻京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不认可主权平等原则与均势秩序，清政府处心积虑地维护朝贡体系，确保“天朝上国”的体面与尊严。但是在东西方的碰撞中，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欧洲均势秩序打碎了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传统东亚地区秩序。
在国家战略观念方面，清政府坚持以中国中心观为核心的天下观念。从战略文化上看，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天下观念形成了以“仁”“义”“礼”为核心的王道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国际公平规范、“义利合一”的国际正义原则和“以礼待人”的国际行为规则。从外交哲学上看，天下观念坚持“和而不同”的和平外交理念，奉行“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睦邻思想。在具体实践中，清政府坚持“孤立主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采取“以夷制夷”的方式来平衡国际关系，企图继续维持“天下体系”的霸主地位，让中国回到世界秩序的中心。
第一次工业革命加速世界权力结构变化，权力中心从东方转向西方。中国从“世界之中国”转向“中国之世界”，被西方强行纳入国际秩序，不得不屈从于无政府状态的丛林秩序，遭受列强的侵略与宰割。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传统东亚地区秩序观被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欧洲均势秩序观彻底取代。
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下降，跌落至历史谷底，在国家间权力分配格局中处于低端位置。从政治上看，清政府灭亡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内外交困的混乱局面，既无法保证领土统一和主权完整，也无力抵抗外敌侵略。从经济上看，中国根本无力发展经济，也没有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国民生产总量甚至低于晚清时期。然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美、法、日等国的新兴工业大规模加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趋势增强，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持续加速。这直接导致中国沦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对象，在国家间实力分配中更加趋于劣势地位。
从国际制度/规则来看，大国间激烈争夺，通过两次世界大战重塑国际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为世界领导国，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立了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国际联盟成为进行权力管理并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争霸、两极对峙，建立了以雅尔塔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格局。联合国成为维持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机构，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所确定的规则和制度成为约束并衡量世界各国政府政策与行为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秩序，愿意接受现行国际秩序下的制度安排与行为规则，并运用外交手段平衡国际关系，争取战略利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寻求与英美等协约国“正式且完全的合作”，中国对德、奥宣战。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会，希望收回被攫取的山东权益，但是列强根本就不尊重中国的独立与主权，通过牺牲中国的利益相互达成妥协，中国成为大国利益交换的筹码。
从国家战略观念来看，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界观念开始取代以中国中心论为核心的天下观念。从外交哲学看，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为核心的进化论颠覆了“以和为贵”的传统外交思想，丛林世界观成为中国认识并解释世界的新观念。从战略文化看，中国开始认同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实质的西方战略文化，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让中国的战略文化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转变为冲突型文化趋向。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秩序、参与国际机制，希望借大国相互制衡维护国家利益。由于权利分配相差悬殊，中国仍然无法真正融入国际秩序，中国的努力最终失败了。
中国的综合国力跌落至历史谷底,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持续处于低端锁定状态。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秩序，接纳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战略观念，既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也是为了获取战略利益，提高国际地位。但是由于国力羸弱，中国无力改变现行国际秩序。
(四)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国际秩序观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终止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极大提振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政治上看，确立了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为中国尔后的一切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对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巨大的制度优越性。从经济上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49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仅为557亿元1976年中国的社会总产值达到5433亿元，增长了近10倍，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是，由于旧中国积贫积弱，再加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问题，虽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较以往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国际社会仍然处于边缘地位，综合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能跃居国际舞台中央。
从国际制度/规则来看，这一阶段依然延续二战后美苏两极对峙的国际秩序观。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涵盖地区和全球、多边和双边的多元化国际制度，涉及经济、贸易、金融、货币和政治、安全等多个领域。这些制度均以美国及其盟国为主导，许多机制仅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只限于大西洋地区。中国先后提出了“一边倒”的统一战线思想和“三个世界”理论，否定以西方为主导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制度，并对现行国际秩序进行革命。中国还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针对对外交往的国际规则进行了“中国式”创新与革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也得到了更多国家、特别是广大亚非国家的认同，奠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思想基础。
从国家战略观念来看，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战略观念的核心。从外交哲学看，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外进行世界秩序的革命，对内进行阶级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从战略文化看，经过近现代战争的洗礼，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战略文化的主导，表现为冲突型战略文化，即国家间关系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事经验和斗争哲学，强调通过斗争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从具体实践看，这一阶段初期，新中国提出了“一边倒”的统一战线思想，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否定不平等不合理的西方秩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寻求支持和援助。这一阶段后期，由于苏联霸权主义直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中国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观———“三个世界”理论，对早期“一边倒”外交战略思想进行了革命与颠覆。
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一阶段初期，为了维持新兴社会主义政权，再加上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接受了两极对峙的二元秩序观。但是由于中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观念，当现行国际秩序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时，中国持坚定反对态度，形成了独立自主、反帝反霸的国际秩序观。
(五)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国际秩序观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变的历史大变动时期，逐渐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多极化格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开始崛起成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日益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总量在1978年仅占世界份额的1.7%，2012年这一占比增长到11.3%。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终于在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外交上看，截至2011年，中国已与160多个国家建交。中国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从大国外交到周边外交，从发展中国家关系到多边事务，中国积极同各国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和合作，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国际交往格局。中国通过自身不断的革命性变化改变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国际地位随之提高。
从国际制度/规则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现行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主导者和主要受益者。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了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掠夺和转嫁危机的秩序，其结果不仅造成小国弱国的长期贫困，还影响了南北正常关系的建立。中国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觉加入世界体系，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充分运用现行的双边和多边机制融入国际社会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局，努力扩大在现行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努力在现有国际体系的框架下改变现存体制，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区域合作领域，中国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通过民主协商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维护区域和平、发展与繁荣，为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区域模式提供了经验借鉴。在国际合作领域，中国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新理念新主张，推动建立一种新型的、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通过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和交流来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分歧。
从国家战略观念来看，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完善与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的战略观念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从外交哲学看，中国主动放弃了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主义”思想，超越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差异，构建了全方位对外关系新格局。从战略文化看，中国放弃了“一条线”战略，从零和博弈的冲突性战略思维中解放出来，开始转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合作型战略文化。战争的可避免性、对手的可合作性、暴力效用的降低都是中国战略文化变革的重要表现。从具体实践看，中国抓住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不再号召建立反苏或反美的统一战线，而是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方针，通过自我塑造、自我完善积极发挥对外影响。中国先后提出了“国际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际秩序新主张以及以“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建立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丰富内涵的新型国际秩序观。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和强国。中国的战略观念发生重要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超越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合作型趋向。中国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努力维护国际体系的和谐与稳定，是这一阶段中国对世界秩序的主要看法。
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开始真正步入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开始进入转型过渡期和历史交汇期，国际格局从完全由西方主导转向东西方平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系列“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此起彼伏，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国际格局面临多领域、多层次、多角度的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原则，频频“甩锅”推责，动辄“退群”使绊，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全球领导者作用，反而给全球抗疫合作拖了后腿，美国的国际影响力直线下降。疫情扩散给欧洲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并未表现出较高的团结度，破产潮、失业潮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欧洲衰落持续加剧。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但中国积极开展全球抗疫合作，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取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扬，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持续上升。
从国际制度/规则来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持续提升，开始成为规则的主导者和制定者。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创设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多边金融机构，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国际组织机制化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议程设置权全面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的新发展观、新安全观、全球治理观等新理念，弥补了现有国际机制的短板和不足，让全球治理的格局更趋公正合理，突破了现实主义困境，超越了零和思维和霸权模式，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声音，规划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为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提供了全新路径选择。
从国家战略观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完善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从观念内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外交战略做了新的论述，他指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时代潮流，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我们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体现了中国外交观念的最新发展。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走上“国强必霸”的路子，也不会落入“中国威胁论”的窠臼。中国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不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发展自己，更无意开展“老大”“老二”的地位之争。中国只会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最大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创建了一批国际制度、规则与国际机制，对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提出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观，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通过运用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制度与规则、国家战略观念三个自变量对五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析归纳，可以发现中国国际秩序观演变的发展逻辑，如
国际权力结构、国际制度与规则和国家战略观念互相作用，形成一体多面、有机统一的整体，共同对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形成演进发挥重要影响。
国际权力结构直接决定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是国际秩序观形成演进的“动力源”。当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的战略观念难以发挥作用，不能形成有效可持续的国际秩序观。例如，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沦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对象，其战略观念就难以奏效，既无法维持自身政权统治，也不能以平等身份参与国际秩序。当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处于有利地位时，国家的战略观念有助于形成有效可持续的国际秩序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提升，逐渐靠近权力中心，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日益增强，成为国际秩序的开创者和引领者。
国际制度和规则直接反映国家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一国对待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态度成为反映其国际秩序观的“晴雨表”。例如，晚清时期，中国游离在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的欧洲均势秩序之外，不认同西方国际制度和规则，但是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权力的中心，对待国际制度和规则的态度是从反对到屈从，体现出这一阶段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变化，即以“中国中心论”为核心的朝贡体系的崩溃。民国时期，中国期待融入国际社会，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和援助，因此中国积极适应西方国际制度和规则。但是由于国力羸弱，在权力分配中长期处于低端边缘，中国只能顺从大国意志，全盘接受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对于部分损害国家主权的不平等制度和规则也只能被迫接受、无力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世界权力分配中开始居于重要地位，当现行国际制度和规则损害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平等时，新中国倡导对国际旧秩序进行革命，坚定反对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逐步靠近并居于世界舞台中央，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和规则，开始对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制度和规则进行改革，并制定和主导了一系列新制度和新规则，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开始逐步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也开始逐步发挥引领作用。国家战略观念是国际秩序观形成演进的“方向 盘”。当中国的战略观念不能认同现行国际秩序时，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表现为分离或革命主义，对现行国际秩序持反对态度。例如，晚清时期，清政府沉溺于延续千年的朝贡体系，试图维持“天下体系”和“王道统治”，拒绝承认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西方条约体系，游离于现行国际秩序之外。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苏争霸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完整，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发起了革命，努力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和身份。当中国的战略观念认同现行国际秩序时，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表现为参与主义，对现行国际秩序持接受态度。例如，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不惜以牺牲国家平等和主权为代价融入现行国际秩序，维持其统治地位稳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围绕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以平等地位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改革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持以国际法为准则的国际秩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国际社会一道建设和平稳定、开放多元、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
中国崛起是否会对当今国际秩序造成根本性影响？崛起后的中国将秉持怎样的国际秩序观？是打破旧世界的破坏者，构建新秩序的革命者，还是维持原有国际秩序的守成者？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将走向何方?
首先，中国崛起是改变世界权力结构的大事。中国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已经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对国际事务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权力中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从以西方为主导转向东西方平衡。国际秩序也正在经历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同步，并逐渐成为促进国际秩序转型和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国际秩序转型也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将在构建国际新秩序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
其次，崛起后的中国不会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战略观念是决定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关键因素。中国无意于谋求地区乃至国际霸权，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更不会塑造“中国第一”的霸权秩序观。“国强必霸”的逻辑违背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形成与演变的内在机理。中国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扬和平、和睦、和谐的传统文化理念，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崛起不会对国际秩序造成破坏，相反，中国将以稳健步伐构筑国际新秩序，从区域大国走向世界大国，成为维护全球和平、安全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将承担大国责任，提供更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治理，成为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
最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是中国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大国责任的自我塑造。现实主义观点认为，只有通过权力制衡，才能避免崛起国改变权力结构，从而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核的先进性，突破了现实主义困境，超越了以往的零和思维及霸权模式，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崛起路径。中国仍是参与主义国家，并且没有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的意图。在区域秩序里，中国也没有诉诸武力或者单边主义行动。“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追求的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中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中国都未超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范围。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公共产品的创制，中国不仅是秩序内的参与主义者，还在现有秩序之外积极创设新的国际制度与机制平台，寻求“增量发展”，是构建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引领者。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制化、合理化，适应全球力量对比新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