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因“9·11”恐怖袭击而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要角色。①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把基地打造为当代恐怖主义的首要代表、全球圣战的旗手。过去十多年，基地各分支机构和联系组织热衷于暴力恐怖袭击，“基地主义”（Al-Qaedism）②到处落地生根。借助互联网平台，基地恐怖主义以“独狼”（lone-wolf，loneoffender）和“本土恐怖主义”（homegrownterrorism）等新形式加强了自身存在。
自成立以来，基地组织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迄今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莫过于2014年伊拉克分支（AQI）与基地中央分道扬镳并建立“伊斯兰国”（ISIS，ISIL，IS，DAESH）。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而反恐斗争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种常态，跟踪和研究恐怖主义也不容懈怠。对于公众舆情和反恐决策，彻底搞清楚诸如基地恐怖主义的来龙去脉、内里实质俨然已成当务之急。本文无意预测未来，只想研究基地恐怖主义何以至此，包括其肌体的形成和演化、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一、基地研究的特色和不足：文献简述
现有英文文献中有关基地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涉及多个学科。③
（一）在重要问题上缺乏基本共识
除基地及其创始人的历史事实少有争议外，其他问题如基地的成因、其与宗教的关系、其生命力、反恐策略评估等，一直见仁见智乃至水火难容。《恐怖主义和反恐策略争论》④一书，便浓缩呈现了这种百家争鸣的状况。
（二）不同学科的侧重点各异，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定见相当明显
仅以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研究为例。
历史学的宏观研究着眼于恐怖主义大历史及其流变性，把基地置于恐怖主义历史源流之中。微观研究多关注基地本身，包括其核心领导人的生平和主张。不少学者试图把历史悠久的恐怖主义分为若干阶段，将基地组织称为当代恐怖主义的代表。但围绕新旧恐怖主义之间的异同、“宗教性”是否是基地恐怖主义的标志性特点等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⑤
社会学倾向于从组织和运动角度研究基地体系及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其动员机制和生命力等。不少文献讨论了各种社会因素在基地恐怖主义形成发展中的作用，比如信仰、贫穷、教育水平低下和特殊教育内容、民族矛盾、社会不公正、暴力文化、个性偏好、认同和特定感情等。而有关因素究竟发挥多大作用，特别是贫穷、特定信仰/文化与恐怖主义的相关性问题，学者们却争论不休。⑥
政治学主要关心基地恐怖主义之成因、动力、目标诉求和策略手段以及反恐策略等。相较于其他学科，政治学相关成果可谓共识最少、分歧最大。特别是关于基地成因的分析，存在两派观点的严重对立：（1）归因于美国，认为基地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是在反抗美国霸权，包括干涉他国内政、海外驻军等。因此，遏制恐怖主义的关键是美国改变其外交政策立场。还有人认为美国过分夸大恐怖主义威胁，反恐措施损害公民自由，乃至成为利益集团谋利的手段。（2）归因于伊斯兰，强调观念、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决定作用。这种立场沿袭或呼应东方学传统，强调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社会本身是基地组织等极端暴力恐怖主义长期存在的真正原因。由此主张，美国调整政策完全不能改变恐怖主义形势。⑦
可见，政治学的研究实际上契合福柯关于权力—知识关系的“话语”理论：现实政治对抗和权力关系格局，渗透到作为知识的研究成果中。
（三）对基地意识形态的专门研究不足
由于长期把恐怖主义当作手段和工具，“研究恐怖主义的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不讨论意识形态。”⑧但基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有一整套可谓自足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和生命力源泉。近年已有成果涉及基地意识形态，⑨但还没有政治学理论层面的归纳、分析和研究。
二、基地组织体系的演化
基地组织创建于阿富汗抗苏战争后期，其奠基人有一个共同身份：阿拉伯穆贾西丁（Mujahideen，圣战士），在阿富汗同苏联作战。他们同美国曾有战略默契和战术配合，因为里根政府对苏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支持穆贾西丁。⑩苏联撤离阿富汗以后，在中东和世界政治的作用下，基地逐渐激进化、极端化，成为高举反美大旗的恐怖主义组织。
（一）从服务局到基地组织（1988-1990）
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吸引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前往参战，（11）其中包括约旦人阿萨姆、埃及人艾曼·扎瓦西里（Aymanal-Zawahiri）和谢赫阿卜杜·拉赫曼（UmarAbdal-Rahman）、沙特阿拉伯人本·拉登等。1984年（一说为1980年），阿萨姆成立阿拉伯服务局（Maktabal-KhidmatlilMujahidinal-Arab，MAK），负责招募和组织穆斯林志愿者到阿富汗参加圣战，给阿拉伯穆贾西丁及其家庭提供资助，亿万富豪本·拉登担任阿萨姆的副手。一般认为，这个服务局就是基地组织的前身。
1987年苏联决定结束阿富汗战争之际，阿萨姆考虑阿拉伯穆贾西丁的出路和前途。他设想，阿拉伯穆贾西丁将承担新的使命和目标，“作为先锋队，捍卫伊斯兰原则，并依据最严格的伊斯兰原则重建穆斯林社会”，因为任何原则和意识形态都需要先锋队来捍卫和推进，就维护伊斯兰原则而言，阿拉伯穆贾西丁责无旁贷。（12）他还借赛义德·库特布构想的Al-Qaeda（13）作为新组织名号。1988年8月基地组织正式成立。
基地建立之初，其基本状况和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跨国性。其奠基人、领导人和成员来自多个国家，且有跨国圣战经验。（2）不针对美国。其奠基人虽然对美国的中东政策公开表示不满，但从未拒绝美国的帮助和便利，没有袭击美国目标。阿富汗抗苏战争期间，本·拉登同沙特王室、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关系亲密，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14）（3）高层领导人有战略分歧。阿萨姆认为基地应该类似快速反应部队，帮助受侵略的国家抵御外敌。但本·拉登坚决主张把阿拉伯穆贾西丁派回各国进行暴力斗争，推翻世俗政权。盲人谢赫和扎瓦西里支持本·拉登。1989年11月阿萨姆死于汽车炸弹。（15）本·拉登随即继任基地领导人，扎瓦西里为副手。
（二）反美和极端化（1991-2001）
基地组织同美国之间从协力打击苏联到彼此为敌的过程，也是基地激进化和极端化的过程。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政治对抗。本·拉登先是对沙特王室不满，逐渐转为暴力反美。
1.政治对抗缘起：与沙特王室决裂
政治对抗首先是政治意志的较量。阿富汗战争和苏联解体，使本·拉登的政治抱负和自信心急剧膨胀。他坚信，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美国坐上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交椅的首要功臣是阿拉伯穆贾西丁。（16）这种认知和自我定位，极大地鼓舞了他的政治参与热情。阿富汗战争结束后，他试图在沙特国内政治生活中有所作为，但沙特王室却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于是出现了亨廷顿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爆炸”。沮丧和挫败令本·拉登同王室的亲密关系逐渐疏远、恶化，直至进入难以逆转的政治对抗。
导火索是1990年海湾危机。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危及沙特安全。满怀雄心壮志的本·拉登主动请缨，向王室提议由自己率领阿拉伯穆贾西丁保卫王国安全，遭到王室拒绝，并被告知说前来救危的美国军队已经出发。本·拉登大失所望。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继续留驻沙特阿拉伯，从中折射出的沙—美亲密同盟关系令他深感愤怒。
1991年5月，本·拉登参加“请愿书运动”，要求改革王权，此举令王室大为不快，也令其政治参与热情再次受挫。（17）运动失败后，本·拉登在当年9月被驱逐，流亡苏丹。
真正的决裂是在1994年。本·拉登在苏丹以私人名义致信沙特王室，重提改革王权、驱逐美军等要求。王室置之不理，他于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沙特宗教权威未尽到宗教义务，听任王权腐化堕落，同时历数法赫德国王的罪过，批评国王践踏“信主独一”（Tawheed）原则，用人为法律实行统治，与异教徒结盟，侵害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和乌玛（Ummah）（18）的利益，“悖逆真主和伊斯兰”，要求国王率领政府退位辞职。他还宣布，违反伊斯兰教法的国王政权已不具有合法性，穆斯林民众有责任起来推翻它。（19）
宗教因素就这样被本·拉登引入政治对抗之中：以真主和伊斯兰的神圣权威否定沙特王室世俗权力的政治合法性。虽然敦促穆斯林民众起来推翻沙特政权，但本·拉登十分清楚，沙特王室有强大的宗教力量做后盾，沙特宗教权威服务于王权的基本格局难以改变。所以他把主要矛头指向美国和西方。1995-1996年，他反复强调，“美国和西方十字军对伊斯兰圣地的侵略和占领”达到史无前例的严重程度，伊斯兰乌玛必须团结起来，用圣战把敌人赶出沙特阿拉伯。（20）
2.政治对抗加剧：反美和暴力恐怖化
本·拉登立即把激进思想转化为政治行动，政治对抗随之加剧。1993-1995年，基地在纽约、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利雅得等地袭击美国目标。美国遂迫使苏丹政府驱逐本·拉登。1996年5月本·拉登被迫再次流亡，前往阿富汗托靠塔利班，反美言行日趋暴力恐怖化。
1996年8月23日，本·拉登发表对美国人的“圣战宣言”。他代表“沙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兄弟们”请求全世界穆斯林“在所有可能的地方”打击美国和以色列人，呼吁穆斯林抵制美国商品，“高举圣战大旗，反抗占领伊斯兰圣地的犹太人—美国联盟”，“把他们打败并逐出伊斯兰圣地”。（21）
1998年2月，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等人创建“世界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圣战阵线”，联名签署宗教法令，批评美国对乌玛犯下的“罪行”，号令每个穆斯林在一切可能的时间地点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无分平民和军人。”（22）自此基地对美袭击力度明显加强，先后对美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以及“科尔”号军舰实施暴力恐怖袭击。“9·11”事件把双方对抗推向顶峰，基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生存方式变化和组织体系扩展（2001-2014）
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改变了基地的生存方式，但本·拉登很快借着战争机遇，扩展了基地组织体系。1.生存方式变化
（1）从公开转入地下，从组织转变为运动
2001年10月前，基地是中央集权式的单一政治军事实体，有“笨重的官僚体系”，（23）仰仗苏丹政府和塔利班的庇护而公开行动。阿富汗战争迫使它在2002年后转入地下活动，中央统一指挥减弱。2011年以来，基地更强调“个人圣战”，呼吁穆斯林“不要依靠他人，自己拿起武器”作战。（24）随着个人“就地圣战”战略的推广，基地从“组织”变成“圣战运动”。
（2）知名度和政治地位空前提升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对本·拉登和基地来说具有加冕礼的意义。2001年以前，基地组织在世界政治伊斯兰浪潮中并不突出，本·拉登是“穆斯林世界的边缘人物”。（25）但“9·11”恐怖袭击及其后美国亲自挂帅“全球反恐战争”，把本·拉登打造为反美旗手，基地成为当代恐怖主义的化身/代名词，名望和声誉大大提高。
（3）意识形态影响力急剧扩大
本·拉登早在1998年便呼吁“全球反美圣战”，2001年终于从“全球反恐战争”中找到了支撑和呼应。随后他频繁公开发表讲话，基地意识形态迅速成形。加上阿富汗、伊拉克政局长期动荡，美国军队驻扎伊斯兰世界滋生穆斯林反美情绪等因素，为基地意识形态提供了沃土。依托互联网便利，基地思想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4）组织体系内部分歧和矛盾凸显
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基地组织体系的扩展主要有两大渠道：其一，慕名投靠基地的激进武装组织。2002年后，不少激进武装力量要求加盟并宣誓效忠基地，如果得到基地中央正式承认，即成为基地分支。其二，基地意识形态培育和激发的个人。他们无需也无从与基地中央建立组织和行动联系，因而主要以个体或小团伙方式行动，即“独狼”和“本土恐怖主义”。
总体来看，基地组织体系呈扁平化发展。一方面，“独狼”和本土恐怖主义给传统的反恐策略带来新挑战；另一方面，分支机构对基地核心战略的见解、对地方机遇的判断和战术主张各异，分支机构间、支部同中央间的分歧和矛盾时有发生。
ISIS及其前身AQI同基地中央的矛盾十分典型。扎卡维（AbuMusabal-Zarqawi）和本·拉登在出身、领导风格、目标议程方面差异多于共性。（26）2004年10月，他率领圣战会（Jamaatal-Tawhidwa-l-Jihad，JTWJ）宣誓效忠本·拉登。本·拉登认为伊拉克战争是重要的战略机遇，（27）接受效忠并宣布扎卡维为基地伊拉克支部（AQI）埃米尔。但AQI同基地中央之间始终存在分歧、不信任、竞争乃至公开敌对。（28）2009-2010年间AQI遭美军重挫。2011年美军撤离后东山再起，借伊拉克、叙利亚内乱之机抢占地盘。它同努斯拉阵线、基地中央之间的地盘争夺战和战略分歧最终导致2014年初与扎瓦西里分道扬镳。（29）随后巴格达迪宣布成立“伊斯兰国”，自封为“全世界穆斯林领袖”。
2.当前基地体系
当前基地结构类似三层同心圆，核心相对沉静，分支和外围活跃。
（1）内核：基地组织中央
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主要推进意识形态传播、协调解决内部纠纷、提供战略指导，但同支部间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基地最高领袖是埃米尔，2011年6月起由扎瓦西里担任。他直接领导约10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中央有训练营，还有四个行政机构：军事行动和培训委员会、宗教教育委员会、商务财政委员会、媒体公关和出版委员会，各委员会主任对协商委员会负责。（30）
（2）中坚力量：基地正式分支机构
基地目前主要有五六个分支机构，它们正式公开效忠于基地，接受中央指导，在全球反美圣战阵线框架内袭击美国及其盟友，打击所在国政权。它们都被美国和联合国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阿拉伯半岛分支（AlQaedaintheArabianPeninsula，AQAP）。2003-2007年间根据地在沙特阿拉伯，被沙特政府打败后，（31）2009年1月在也门重建，是目前基地最大的支部，主要打击美国和西方在阿拉伯半岛特别是在也门的利益、也门政府、沙特王室成员等。其现任首领为纳斯尔·武海西（NasirAbdelKarimal-Wuhayshi，也门人），曾担任本·拉登的秘书，2013年7月被扎瓦西里任命为基地中央副埃米尔。（32）
北非/马格里布分支（AlQaedaintheIslamicMaghreb，AQIM或AQLIM）。其前身是1998年从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GIA）中分裂出来的恐怖组织“宣教和圣战赛莱菲组织”（GSPC）。2003年宣誓效忠基地。2006年9月扎瓦西里宣布同GSPC正式合并，次年1月GSPC更名为AQIM。其根据地在阿尔及利亚—马里边境地区，活动范围覆盖西非、北非多国，以美国、法国、西班牙为“远敌”，以北非和西非诸国政府为“近敌”，提出要征服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半岛。2004年起由阿尔及利亚人阿卜杜马利克·德洛克德尔（AbdelmalekDroukdel）领导。
索马里青年党（Harakatal-Shababal-Mujahideen，Al-Shabab）。其根据地在索马里，活动范围包括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国。2003年从索马里赛莱菲武装力量“伊斯兰团结”（AIAI）中分裂出来，宣称要在大索马里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准绳的伊斯兰国家。2010年表示要把“非洲之角的圣战同基地圣战联系起来”，2012年2月宣誓效忠基地。2014年9月6日起，阿赫马德·乌马尔（AhmadUmar）任埃米尔。
努斯拉阵线（Jabhatal-Nusrahli-Ahlial-Sham）。其意为“胜利阵线”或“支持阵线”，是基地的叙利亚分支。2012年1月成立，目前力量已遍及叙利亚各地。2013年，基地前伊拉克分支（AQI）试图将其收编，努斯拉领导人阿布·穆罕默德·居兰尼（AbuMohammadal-Julani，叙利亚人）坚决抵制，表示效忠基地中央，双方由此产生冲突。扎瓦西里认可努斯拉阵线直属基地中央的地位，要求AQI不要介入叙利亚，同时遣使调停其矛盾但未成功。2014年初，扎瓦西里宣布与AQI脱离关系。基地内部称这是自1924年哈里发帝国解体以来“全球圣战内部的最大冲突”且“由AQI挑起”。（33）
呼罗珊集团（KhurasanGroup）。2014年9月在叙利亚浮出水面，多次与努斯拉阵线协同作战。有人认为它从属于努斯拉阵线。但美国官员说，呼罗珊集团是扎瓦西里派遣基地骨干前往叙利亚组建的，专门打击美国和西方利益目标，是“基地谋划近期袭击西方的首要实体”。（34）其领导人穆辛·法德里（Muhsinal-Fadhli，1981年生于科威特）在本·拉登时期就是基地内核人物，曾在阿富汗、车臣和伊朗等地作战。
（3）外围：圣战主义盟友/网络
其数量众多，遍布从西非、北非经地中海东岸、高加索、中南亚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它们深受基地意识形态影响，与基地核心或其分支机构合作，但没有正式宣誓效忠，而是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如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Haram），马里、北非各国、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的“沙里亚卫士”（Ansaral-Sharia），中南亚的“乌伊运”（IMU）、“伊斯兰圣战联盟”（IJU）、“东伊运”（ETIM）、哈卡尼网络、纯洁军（LeT），东南亚的祈祷团等。其中除“东伊运”以外，绝大多数都被美国划归“外国恐怖主义组织”（FTO）。（35）
三、基地核心意识形态
笔者迄今没有找到基地官方自述其意识形态的文献。阿萨姆、扎瓦西里和本·拉登等人言论很多，但未阐述什么是基地意识形态。当然，他们无须用西方政治学概念来陈述自己的思想。所以本文只能依据其核心著述，（36）借用政治学理论框架，挂一漏万地归纳其要点，就教于方家。
（一）主要来源
基地意识形态首先是阿萨姆、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等人所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产物，但是，不能简单用“伊斯兰”或“阿拉伯”来标示，因为他们完成政治社会化的具体时间空间，在伊斯兰或阿拉伯这两个广博深远的存在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就如同不能因为他们生活在当代，就将其思想等同于“当代人类社会”的固有属性或本质特征一样。实际上，现实世界政治形势、全球化时代、西方政治思想原则、阿拉伯政治思想传统、伊斯兰主义等看似矛盾或对立的要素，以量的不同配比和质的不同重要性，一起铸就了基地意识形态。
基地意识形态还体现其奠基人的政治追求。阿萨姆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获得伊斯兰法学博士学位后，一直梦想以圣战建立伊斯兰国。1979年他发布宗教命令，称保卫穆斯林领土是信徒的宗教责任，其重要性仅次于“信真主”本身，要求阿拉伯年轻人前往阿富汗参战。（37）对本·拉登而言，“保卫伊斯兰土地”是其政治生命的起点和核心：22岁参加阿富汗抗苏圣战，33岁试图保卫沙特王国，五年后对美国—西方发起“夺回伊斯兰圣地”的圣战。扎瓦西里追求建立伊斯兰秩序，从青年时代起参与反抗开罗政权的暴力斗争，后领导埃及圣战运动（EIJ）。由此，伊斯兰国、伊斯兰秩序、圣战等观念，构成了基地意识形态的支柱。
从谱系学角度，阿萨姆、扎瓦西里和本·拉登的思想深受库特布影响。阿萨姆对库特布思想“深信不疑”，扎瓦西里“认为自己是库特布在思想和政治上的直系传人”。（38）再往上，库特布的思想又可联系到毛杜迪（SayyidAbulA""aMawdudi，1903-1979年）、穆罕默德·伊本·瓦哈卜（MuhammadIbnAbdal-Wahhab，1703-1792年）、伊本·泰米叶（Taqial-DinAhmedibnTamiyya，1263-1328年），乃至罕百里教法学派、七世纪中叶的哈瓦利吉（Khawarij）等。
必须强调，社会政治思想的继承演进过程相当复杂，不能简约为线性关系，就像水源与河流下游的水质大不相同一样，思想主张总带有特定历史时代和地域空间印记，思想文本在传承中常被简化和重新解读，术语概念在流传中不断被赋予新内容。所以，经基地采摘、剪辑和再加工的概念比如圣战、赛莱菲、净化信仰等，已不是其原貌。总体上，扎瓦西里和本·拉登比阿萨姆更趋极端，而阿萨姆其实已难再现库特布的思想原型。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和伊本·瓦哈卜等人教法学和社会思想之复杂深刻，也远非库特布重新论证和强调的若干概念所能重现。
（二）核心主张
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构有几大核心要素：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评价，对自己目标/使命/任务的说明，对理想世界的构想/描述，实现理想世界的方法/道路等。虽然阿萨姆、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的叙事方式主要是“伊斯兰式的”，但其核心思想也无外乎这几个方面。（39）
1.敌我二元对立的世界
这是基地对世界的基本认识，也是其暴力圣战的逻辑前提。具体而言，它强调当今世界分为两大对立的力量：乌玛和“乌玛的敌人”。乌玛长期遭受敌人压迫奴役。乌玛的敌人包括“远敌”和“近敌”：远敌是美国及其盟友，近敌是腐朽变质的阿拉伯政权。美国及其盟友已对乌玛宣战，乌玛危在旦夕。
扎瓦西里把乌玛的敌人分为远敌和近敌。虽然他谴责阿拉伯国家政权在美国支持下，以各种方式“消灭伊斯兰”，但认为近敌不明显，“表面上他们看起来依然像穆斯林，名字是穆斯林的，且有宗教学者帮他们说话”，难以动员大众起来反抗他们。因此，乌玛应着力打击远敌，远敌“在意识形态上的界限要清楚得多”。
本·拉登建构起宏大的历史叙事，把美国同伊斯兰历史上的“敌人”连接起来，称小布什为“当代法老”，美国为“新十字军”（40）和拜占庭帝国子孙。他指出，乌玛是犹太复国主义—十字军及其盟友的主要目标，穆斯林长期深受不公和不义秩序之苦。美国十字军及其盟友占领两圣城之地（沙特阿拉伯），是乌玛在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遭受的最严重侵略。沙特王室对美国十字军全面开放领土，联手异教徒压迫穆斯林，“背叛了乌玛”，成为全球异教徒体系的成员。尽管如此，乌玛仍应集中力量打击美国，因为美国是主要问题。他称“9·11”事件是对十字军侵略压迫和占领的回应，“真主襄助伊斯兰卫士，准许他们摧毁美国。”他还强调，由于反恐战争，世界分为虔信者和异教徒两大阵营。在美国对乌玛的战争中，每个穆斯林都必须捍卫伊斯兰。
2.圣战主义
基地圣战主义（Jihadism）（41）的要旨在于保卫乌玛、同西方进行圣战，这既是乌玛的集体责任，也是每个穆斯林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穆斯林应团结一致打击伊斯兰的敌人。圣战是主命，真正的穆斯林必须为主道而战，否则是卡菲尔（kufr），与异教徒同罪。
（1）“圣战”的宗教和政治含义
阿萨姆提出，圣战是穆斯林的道德义务，是伊斯兰信仰的“第六大支柱”。本·拉登和扎瓦西里也强调圣战的宗教属性，称之为“先知的道路”、穆斯林的“宗教责任”，是“主命”，已成“定制”等。根据他们在1998年联名签署的宗教命令，圣战的“神圣性超过信仰本身”。他们也强调圣战的政治属性：报复和惩罚乌玛的敌人，保卫乌玛。他们认为，基地的责任就是动员乌玛为“主道”而对敌人发动圣战，把美国人赶出穆斯林国家。
基地号召的圣战是立体的，包括军事、道义和经济等维度。军事圣战即动用一切手段、在一切可能的时间地点杀死美国人及其盟友；经济圣战包括劫掠其财物，抵制美国商品，阻止美国“偷窃中东石油”，“找到美国经济的关键支柱予以痛击”；道义圣战则要求穆斯林在感情上保持对敌人的仇恨，在理智上坚决拒绝西方的民主体制，坚守伊斯兰，坚持圣战，“直到建立普遍公正，直到对安拉的信仰普及各地。”
（2）持久暴力圣战
2002年10月，本·拉登提出了圣战的目标。他要求美国做到：归信伊斯兰；停止压迫、谎言和不道德言行；诚实反省并认清自己在价值和原则方面的严重缺陷；停止支持以色列、印度和菲律宾政府；撤离伊斯兰领土；停止支持伊斯兰国家的腐败领导人，不要干涉伊斯兰的政治生活和教育方式；以互利原则同穆斯林打交道等。“如果你们不能满足全部条件，那么就准备同乌玛作战。”
美国当然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但本·拉登坚信，圣战一定会打败美国，美国将因圣战而面临“军事失败、政治分裂、意识形态衰败和经济破产”。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本·拉登再次强调说，“圣战必须持续，直到建立起以沙里亚为基础的穆斯林政府。”与此同时，因为正邪冲突将延续到末日审判，所以圣战还将继续。
除了持久性之外，暴力也是基地圣战观念的核心。本·拉登多次呼吁圣战士必须记住圣战的根本原则：“除了通过武器说话，同占领者之间不能有任何对话”，如果穆斯林不惩罚占领者的罪行，就会被占领者欺负和掠夺。
（3）将全面圣战进行到底
基地的圣战实践要面对两个基本事实：暴力袭击蕴含死亡风险，美国力量远远强于伊斯兰国家。因此，要确保可持续的暴力圣战，基地需要克服至少两大障碍：生命体的求生本能，穆斯林世界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的状况。为此，基地强调泛伊斯兰团结，用宗教符号把死亡风险改装为“殉道”，以克服个体生命的死亡恐惧。同时借用历史经验尤其是“先知的道路”来振奋圣战士信心，还通过区分真假穆斯林来建构有利于圣战的社会空间。
第一，“泛伊斯兰”团结。本·拉登再三强调，圣战是“乌玛的集体责任”。集体行动是打败敌人的唯一道路，穆斯林必须忽略内部差异和分歧，共同挽救乌玛危机。他公开赞赏真主党，（42）并虚心学习其战斗经验。（43）他认为，诸如教派、国家、民族、部落等把穆斯林分为集团/派系的身份/认同，是乌玛分裂的根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内部战争都是重大错误”，穆斯林必须避免自相残杀，合力打击犹太复国主义——十字军敌人。为了打击敌人，穆斯林需要联合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民众。2003年他鼓励伊拉克圣战士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合作。（44）
扎瓦西里也反对穆斯林自相残杀和教派主义。2006年他专门致信扎卡维，反对AQI屠杀什叶派穆斯林。2013年10月伊拉克教派暴力冲突升级，他再次公开下令，禁止打击什叶派和苏菲派，“要集中力量打击国际异教徒的头目。”（45）这是近几年基地中央同伊拉克分支（AQI）、ISIS教派主义路线之间的重要战略分歧。
第二，“殉道者将永居乐园。”本·拉登一再用“主命”激发穆斯林的宗教热忱，努力把穆斯林对真主的信仰和敬畏改造为对基地圣战号令的服从。他强调，圣战是每个穆斯林在今世的义务。穆斯林不必惧怕世俗权威，“只当敬畏真主。”人总有一死，最荣耀的死亡是为真主而战死，“为主道而死者将永居乐园。”现世舒适与天堂永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要放弃当下的生活，起来圣战。那些对乌玛危机无动于衷的人，“将会受到真主最严厉的惩罚。”
第三，塔卡菲尔原则。为防止意志软弱和不坚定的个人动摇圣战“大业”，基地奉行塔卡菲尔（Takfir）（46）原则，即把穆斯林区分为“真正的穆斯林”和“卡菲尔”，（47）凡不支持基地道路的人就是卡菲尔。
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的塔卡菲尔主要适用四种情况：①不赞成基地世界观的人。“凡试图把美国和以色列区别开来者都是乌玛的真正敌人。他们是真主及其使者的叛徒，必须予以严惩。”②不执行伊斯兰教法的阿拉伯腐朽政权已不属于伊斯兰，他们是“卡菲尔的代理人”，穆斯林有责任起来推翻他们。③凡与乌玛敌人结盟打击穆斯林或支持西方民主和反恐战争的人，都是“对伊斯兰的严重侵犯”，“不具备属于伊斯兰的资格。”④质疑圣战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人。“谁宣称圣战的重要性不如其他功修，谁就是误解了先知道路。”只有穆贾西丁才是“真正的穆斯林”。穆斯林必须支持穆贾西丁，否则将不属于伊斯兰。
值得注意的是，本·拉登的塔卡菲尔主要属于道义谴责和思想动员范畴，其暴力圣战的矛头指向“远敌”；他明确反对把塔卡菲尔泛化，即宣布某穆斯林群体为卡菲尔。但扎瓦西里称穆兄会是卡菲尔，因为他们动员青年参加选举而不是圣战。（48）
扎卡维及其领导的AQI则把塔卡菲尔推向极端。他宣称，穆斯林内部的卡菲尔是圣战首先打击的对象，必须杀死阿拉伯的世俗统治者和叛教者。他还把塔卡菲尔作为教派主义冲突和狭隘民族主义斗争的工具，打击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在他看来，什叶派“是一种与逊尼派伊斯兰毫无共同之处的宗教”，其信徒是敌人、毒蛇和间谍。2005年9月14日，他宣布以“十字军—什叶派”为圣战目标，对什叶派全面开战。（49）
第四，先知及其伙伴的道路。本·拉登津津乐道于穆贾西丁打败苏联的辉煌历史，嘲笑美国的怯懦无能，试图以此振奋士气。但他引用最多的历史经验仍来自先知时代，特别是重新阐发“赛莱菲”（salafis）和“迁徙”（hijra，希吉拉）等穆斯林妇孺皆知的先例。
赛莱菲是10世纪后穆斯林对伊斯兰早期尤其是前三代穆斯林的尊称。赛莱菲的宗教生活和社会行为都被奉为楷模。一千多年来，伊斯兰世界形成了一系列以仿效赛莱菲为主旨的思潮和运动，称为赛莱菲主义。（50）
基地赛莱菲主义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借用赛莱菲的感召力，而在于它重塑赛莱菲模板，把赛莱菲同圣战主义直接挂钩，因而是“圣战主义赛莱菲”。基地强调，赛莱菲最重要的美德是陪伴和支持先知的伊斯兰事业，在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下，同异教徒敌人顽强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换言之，基地把“坚持圣战并最终战胜异教徒”建构为赛莱菲的核心美德，强调赛莱菲之为主道、主命而战胜强敌，是“真正穆斯林”的榜样，穆斯林必须尽力效仿。
“希吉拉”原指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出走麦地那。后被记录为伊斯兰教历元年。本·拉登的创新在于，把迁徙、服从真主及其使者、进行圣战并列为虔信者的三大标志。他强调，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徙麦地那，是伊斯兰初期困境的转折点，当代穆斯林应效仿先知和“迁士”，（51）为了主道，远离家人和故乡。90年代下半叶，他认为迁徙的穆斯林能在阿富汗高举圣战大旗。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他认为当今世界已不再有穆斯林的友好场所，迁徙者已失去其庇护所，故当为主道而战。“迁徙和流血，打击驱散（虚弱的敌人），是先知的道路。”
由此，希吉拉经过改造后，成为基地的战略之一：撤退是为了进攻，迁徙是为了圣战，先知穆罕默德的希吉拉是此路可行的“明证”。目前，希吉拉已成为基地、ISIS等政治伊斯兰力量招募外国战士的重要渠道。
3.重建乌玛和哈里发，恢复沙里亚权威和伊斯兰荣耀
基地的核心关切在于伊斯兰世界。其三代领导人都深信《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乌玛是人类社会榜样的叙事。但现实与观念反差强烈。如何理解现状及其成因，如何超越现实困境、复兴伊斯兰的荣耀，构成基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
（1）哈里发制度被废黜后，伊斯兰处于衰落中
除了指责十字军—犹太复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外，本·拉登还透过“制度”棱镜观察伊斯兰世界历史。他发现，自哈里发制度被废黜以来，中东出现了一批违反《古兰经》的政府，“这些政府同真主的法律作对。”尽管表面上有众多学校、图书馆、清真寺，但伊斯兰在持续衰落，人们正在偏离“先知的道路”。中东政权推行人为的、不公正的、不符合伊斯兰的制度，是过去80多年乌玛饱尝贫穷、伤害、偏见和屈辱之苦的关键。因此，穆斯林必须回归伊斯兰正道，按伊斯兰原则重建社会秩序，振兴乌玛。
（2）必须重建乌玛
彻底改变现状、恢复沙里亚（52）的最高权威、复兴伊斯兰，是基地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其同其他伊斯兰主义、政治伊斯兰的最大共性。
阿萨姆称自己的生命“只为唯一目标奋斗，即建立安拉在地球上的最高统治”，恢复哈里发国家。本·拉登认为，所有不实行沙里亚的政权都不合法。基于此，他指控法赫德国王最严重的罪行是用“卡菲尔法律僭越真主统治”。他甚至批评美国“没有把真主的沙里亚融入宪法和法律体系，而是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要求美国归信和服从伊斯兰。他还敦促穆斯林必须尽全力恢复沙里亚权威，重建乌玛荣耀。他警告说，反对沙里亚是“通向永居火狱的道路”，而如果穆斯林不起来反抗和阻止中东的僭越者，“那么真主将会惩罚每个人。”
（3）重建乌玛的方法
阿萨姆曾对阿富汗抗苏战争寄予厚望，称之为“全世界建立哈里发斗争的典范”。他认为阿富汗将成为世界伊斯兰革命的中心，因为阿富汗建成伊斯兰国家后，便能为穆贾西丁提供迁徙庇护所，继而穆贾西丁能仿效先知迁徙并圣战。（53）
本·拉登认为，重建乌玛需要若干条件：穆斯林团结、倾听民众的不满、服从真主、迁徙和圣战。其中他格外强调三点：第一，穆贾西丁的领导地位；第二，圣战是把穆斯林引向“信仰大获全胜和建立乌玛的唯一道路”；第三，统治者和政府官员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统治者不是信徒，就不可能有正信和伊斯兰统治。只有可靠的穆斯林才能担当统治者”。
扎瓦西里相信，在圣战打败美国后，历史将会发生转折，“美利坚帝国及其犹太人政府”将不再主导历史方向，以沙里亚为基础的哈里发国家将应运而生，伊斯兰将恢复其荣耀。
在实践的层面，本·拉登曾向沙特王室提出两种备选方案：要么和平变革，把权力移交给能按沙里亚统治的新领导人；否则就得准备步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后尘，因为穆贾西丁对沙特政府的圣战，“必然会从沙特统治者卡菲尔的头颅开始”。但受制于全球反恐战争，基地领导人的种种构想都难以落实。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本·拉登认为“乌玛有了重建伊斯兰国家和哈里发的力量”，多次称巴格达为“哈里发的中心”。
基地的哈里发理想的确首先在伊拉克付诸实践。2006年10月，AQI在安巴尔省宣布建立以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AbuUmaral-Baghdadi）为埃米尔的“伊斯兰国”（IslamicStateofIraq）。但不久即遭美国重创。2012年AQI东山再起。2014年6月，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Bakral-Baghdadi）自封“哈里发”（Caliph），建立“伊斯兰国”（ISIS/ISIL），并在其控制的伊拉克北部、西部地区和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强力推行沙里亚。尽管目前相关国家正联手对其实施空袭，但由于中东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ISIS势头依然强劲，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正在孕育重大变化。
（三）宣传动员
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其思想主张能为多少人接受和认同，因而宣传动员机制是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基地意识形态的宣传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借用宗教符号，利用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虔信追求，进行政治宣传动员
在阿萨姆、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的著述中，密布着伊斯兰符号，他们几乎言必称真主及其使者、《古兰经》和《圣训》，利用信仰和教义权威来增强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威和影响力。
2.借助既有的政治伊斯兰力量扩大影响
基地与其他政治伊斯兰力量共用“伊斯兰敌人”、“持久圣战”、“塔卡菲尔”、哈里发等符号和术语，与某些组织甚至有“共同的DNA”，（54）这些共有元素有助于基地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扩展。
3.利用全球化时代的沟通便利进行宣传招募
基地高唱“赛莱菲”和反西方调子，但绝不是要回到公元7—8世纪，也不是一概拒斥西方。本·拉登和扎瓦西里的言论不乏西方政治原则和术语，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包括自由、平等、领土主权、人权、政治合法性等。
本·拉登和扎瓦西里可谓现代传媒战略家。他们从CNN、BBC等主流媒体及最新民调中把握动向并及时回应。2004年和2006年的“和平倡议”即是典型例子。2005年7月扎瓦西里表示基地“战斗的一大半发生在媒体战场上”。近几年，互联网、社交媒体已成为基地宣传招募的核心渠道：通过在互联网发布各种类型多语种音像文字资料，宣传思想，传授实战技术，推进战略目标，（55）基地的影响范围急剧扩大。
四、基地恐怖主义的深远影响
基地恐怖主义的影响由表及里至少可分三层：浅层是暴力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和经济损失；中层是在相关地区引发或加深的政治动荡和思想混乱；深层则是其对政治文化和人类文明的挑战、冲击和侵蚀。限于篇幅，在此仅简单讨论其带来的结构性影响。
（一）国家治理方式发生变化
面对恐怖主义威胁，许多国家明显加强监管：公民权利空间被压缩，民主制度的有效性遭到质疑。如何平衡公民自由与公共集体安全，是当代国家普遍面临的政治难题。
（二）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国际政治秩序面临重大理论挑战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来不乏反抗者，但极少有否定民族国家体系本身的力量。即便是分裂主义和泛民族主义者，挑战的也只是某个具体国家，而非一般国家本身。现当代各种反体系力量要求的也主要是变革体系，而非取消体系本身。
基地与其他“反体系力量”的最大不同，在于其追求建立哈里发（Caliphate）政治实体。哈里发有两大特点：（1）主权归真主。真主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和立法者，沙里亚是人间秩序的唯一依据，真主委任代表进行治理。任何人为产生的统治者和法律都是对真主主权的僭越，必须推翻。（2）没有地域疆界。真主诫命适用于全人类，所以世界各地都应该遵循伊斯兰秩序，服从伊斯兰秩序即是信仰真主。（56）
这种政治实体观念用现代政治学术语来表达，即是：哈里发是地球上唯一合法的政治实体，其辖地无远弗届；伊斯兰教法是唯一法律，任何其他形式的统治关系和法律都是不合法的。简言之，它完全否定“世俗主权者”，（57）拒绝承认国家的根本属性之一，即地域空间的有限性。
当然，哈里发迄今还主要是一种观念，基地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都在演进中，目前还不能对二者未来关系盖棺论定。ISIS半年多来的实践初步显示出其同当代民族国家政治文明的重大差异。如果仅仅是ISIS目前的哈里发实践，也还难以撼动民族国家体系本身，但哈里发观念的“革命性”在于，它是逻辑完整的、有独立叙事的学说体系，一套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理念。不仅如此，基地和ISIS都奉之为替代现存不公正秩序的唯一方案，并拒绝与“卡菲尔制度”对话。而且，除基地和ISIS外，许多其他政治伊斯兰力量也奉行库特布的哈里发观念，比如活跃在中亚地区的伊扎布特（Hizbut-Tahrir）。
因此，该如何理解和对待哈里发的观念与实践，其同民族国家体系间是否能够通约和相互容纳，有待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给出回答，也是未来文明对话的节点所在。
（三）基地意识形态严重侵害伊斯兰文明
基地用伊斯兰符号包装其暴力圣战，把本意和平的伊斯兰扭曲和裁剪为暴力恐怖活动的遮羞布。本·拉登和扎瓦西里借用伊斯兰的意图，或许不完全等同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对基督教《圣经》的利用，（58）但他们在利用伊斯兰信仰权威树立自己政治权威的过程中，已严重侵蚀伊斯兰正信，撼动了正信本身的权威。特别是其有关暴力圣战仅次于“信真主”的主张，奉赛莱菲为暴力圣战楷模的观点，以及迁徙和塔卡菲尔等实践，已在中南亚地区广泛流行，甚至被当作伊斯兰正信/正道本身，影响极其深远。
爱德华·赛义德、约翰·艾斯珀西托等人一再强调伊斯兰“被书写”和“被报道”的问题，批评东方学和西方主流媒体对伊斯兰的扭曲、无知和偏见。但是，基地意识形态代言和书写伊斯兰的努力及其影响，至今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实际上，基地对“先知道路”的片面解读，其把反恐战争解读为美国/西方同伊斯兰的战争，把世界重构为乌玛同异教徒的两极对立，敦促穆斯林对异教徒实行暴力圣战等主张，客观上呼应了东方学和美国新保守主义有关伊斯兰“血腥暴力好战”的定见，“佐证”了文明冲突论，其对伊斯兰自身以及世界和平的严重侵蚀和伤害，不言自明。
（四）反恐任务更加艰巨
在反恐战争和互联网的双重条件下，基地意识形态激发的“独狼”和本土恐怖主义近年来逐渐增加。（59）基地主要在互联网平台上，利用世界各地人们的各种不满进行动员和培训，鼓励他们独自或临时拼凑小团伙就近圣战。这是基地圣战主义思想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圣战主义行动地方化/本土化的过程。
同传统有组织的恐怖主义力量相比，“独狼”和本土恐怖分子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比如他们同基地网络没有组织联系，没有高级政治目标，实施暴力袭击的手段和工具也就地取材。表面上难以区分他们同普通暴力犯罪的差别，但其实不难发现，基地激发的“独狼”和本土恐怖分子有两大典型特征：其一，打出“圣战”旗号并乐于“殉道”；其二，以他们认定的卡菲尔（包括被塔卡菲尔的穆斯林）为袭击目标，且追求大规模杀伤和恐怖效果。
不能把这类“独狼”和本土恐怖分子等同于普通的所谓被剥夺者、不满者、绝望的暴力反抗者等等，他们是基地意识形态和新战术的产物。扎瓦西里毫不讳言，今后基地重要的力量源泉是“向全球乌玛和受压迫者传递信息”。（60）未来几年，借用各国政策漏洞和民众不满，播撒圣战主义思想的种子，激发草根圣战，有可能成为基地新的“制胜法宝”，因为只要存在社会差异，还未真正实现完美的公正公平，就总有不满者，这意味着基地意识形态总有沃土和潜在的宿主。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已明确把“独狼”和本土恐怖主义称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61）
随着基地恐怖主义“进化”出草根个体圣战的新形式，国际恐怖主义将进入无组织、无领导、无行动协调体系的新阶段。传统上以反跨国渗透、打击组织网络为核心的反恐战略，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思想激进化/极端化在“制造”“独狼”和本土恐怖分子方面的巨大作用。萨格曼认为，“针对这种本土内生、自我资助、自我培训的恐怖分子，最有效的反制措施可能是，在其实施暴力行动前，设法阻止其激进化进程。”而网络上不断出现的新论坛是激进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正是在聊天室的讨论和互动激发培育了激进极端分子。”（62）
十多年的全球反恐战争削弱了创建于1988年的基地组织实体，但“基地主义”及其激发的国际恐怖主义还远未衰退。“独狼”和本土恐怖主义方兴未艾。在ISIS同扎瓦西里分道扬镳的热闹背后，还要看到，ISIS实际在践行基地的哈里发思想，巴格达迪自称是本·拉登思想的真正奉行者。ISIS异军突起再次表明，地区政局动荡是恐怖主义的重要机遇，基地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政治行动力。
ISIS改变了恐怖主义“不占地”的历史传统。恐怖主义渗透地缘政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近期看，ISIS引发的政治震荡不在于它能否颠覆中东既有政治格局，而在于其哈里发实践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强烈刺激：抢夺地盘，进而以极端暴力手段夺取地方政权，可能会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道路选择。当然，伊拉克、叙利亚乱局孕育的政治机遇，不太容易简单复制到其他地区，但随着地域和领土追求进入恐怖主义力量的政治议程，有必要调整所谓“非传统安全”的视角。
“非对称性对抗”观念也值得反思。很明显，在同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主权者的政治军事实力不一定能转化为优势。两者之间有三大逆向的不对称：（1）行动的可选择余地大小不同。国家行为受法规道义约束，恐怖分子则完全无视法律伦理原则和舆论。（2）安全和秩序是难保万全却极易损毁的公共物品。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比国家的保全责任更简单：一个自杀炸弹足以毁坏无数人维护安全的努力。（3）复杂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治斗争，可能掣肘国家，同时给恐怖分子提供机遇和空间。在一定意义上，ISIS的兴起是一个例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少恐怖主义力量还被个别国家当作英雄、信仰卫士、人权斗士和民主自由先锋，等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某地发生暴力恐怖事件后，也总有“超然事外”者主张首先追问恐怖分子的成因，或以人道、人权、自由、良政、理性等名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暴力恐怖分子转移到某些“制度”或“政权”问题上。
政治斗争或许自有其逻辑和特殊性。但把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总是十分危险的。必须强调，无论基于何种理由，无论以多么神圣高尚的目标为名，都绝对不能滥杀无辜。如果当今人类社会缺乏对生命权的一致尊重，不能共同谴责并坚决打击暴力恐怖分子肆意剥夺生命的行为，那么不仅世界安全和秩序岌岌可危，人类文明成果和人类社会自身也将陷入深渊。
过去十多年，基地恐怖主义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同基地恐怖主义的斗争有赖于伊斯兰宗教权威和广大穆斯林的积极参与。同时也要看到，除了基地和ISIS之外，许多思想也可能培育出自己的“独狼”和本土恐怖分子。因此，去激进化和去极端化的努力应该是全面和综合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