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发展对于中国“稳增长”、“稳就业”以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战略仍具有重要意义，应高度重视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调整完善相应政策助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传统制造业在现阶段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与解决大量劳动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重要途径。
虽然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快速发展，但传统制造业仍是制造业的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9%，就业所占比重则更低。根据人社部统计，在中国就业人口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占比高达78.8%，中国仍需传统制造业作为解决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渠道。
其次，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巩固中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减弱，但产业链完整的优势依然存在，可以通过持续提升传统制造业的工艺、质量、设计与效率，来巩固既有竞争优势；通过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将其发展成为先进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经验表明，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德国的传统制造业企业采用渐进务实的方式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持续完善工艺、改进产品、提升质量与创新服务，成为先进制造体系或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构成，并孕育了大量“隐形冠军”企业，成为德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与竞争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现阶段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新兴技术与先进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应用场景，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大的、本土化的市场需求，为新兴产业的发展与追赶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许多传统产业企业“机器换人”的过程中，就释放了对机器人/机器手与先进装备的大量需求，与此同时为国内工业控制软件企业与系统集成商提供了重要的本地市场与发展机遇。
此外，高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亦需要传统产业精密制造能力或者精密加工能力作为保障，需要传统制造业为其制造加工设备、关键零部件（元器件）以及关键材料。例如，中国在发展高精度数控机床上，在零部件加工精度与材料质量、伺服电机质量与稳定性、装配工艺水平等方面面临一系列的瓶颈，这些都是由于传统制造业及其基础能力不足所造成的。
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等要素成本与环境保护成本的快速上升，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传统制造业在成本方面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使得中国传统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为严峻的外部形势。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围绕技术与知识产权争端加剧，发达国家对于中国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取制造业方面的先进技术越来越警惕和防备，中国企业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显著增加。
中国除了极少数龙头企业外，大量传统制造业企业还处于工业2.0（机械化）至3.0（自动化）区间的水平上。传统制造业在工艺水平、精益制造能力、质量管控能力、设计能力、持续技术改进能力方面，均与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许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对成熟的先进适用技术不了解、不掌握，同时亦缺乏与先进适用技术相适应的管理能力。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智能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结合，但中国传统制造业企业更是缺乏应用这些前沿技术的技术能力与管理能力。
当前，地方政府力推企业“上云”、“上平台”，但“云”和“平台”提供的服务与传统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具体需求场景不相符合，与企业的现实能力不匹配，对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效果很有限。
近些年来，中国尤为重视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但无论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院还是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主要集中在新兴产业、新兴技术领域，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缺乏布局且投入不足、作用非常有限。而在技术扩散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中国已经建有“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等公共机构，但是面临过于依托“精英”科研院所而导致科技成果转移功能不突出、覆盖面小，难以满足广大传统制造业企业需求的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当前政策部门注重支持先进技术及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于成熟先进适用性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则关注、支持不足。
制造业企业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的工资水平在国民经济各大行业中处于中低水平，对人才吸引力不足。目前，不仅高层次研发人才、高技能技术工人与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缺乏，一线熟练技工也日趋紧缺。同时，高技能技术工人与工程师的培养体系缺乏科学性和适用性，现有教育体系不能有效培养以上两类人才，现有教育机构很少具有工业制造能力，同时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师资以及与当前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或教材，造成学、教、用之间的断裂。
优化制造业产业政策的建议
首先要高度重视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以及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协同发展。
根据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情况，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应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能力积累与转型升级，并以此作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进而巩固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从世界主要制造强国的情况来看，美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在于由其高效国家创新体系所支撑的，引领前沿技术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能力；日本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精益制造能力、工艺创新能力，以及由此支撑的、在制造业前沿领域紧跟追随、工艺开发设计、规模制造与持续改进的能力；德国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应用前沿技术的能力、持续创新能力、强大的工程化能力与精密制造能力，以及由此支撑的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强大的工程化能力。
经过四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以低成本、大规模制造能力与强大的产业链配套能力为核心的竞争优势。当前，这种竞争优势正面临逐渐弱化的危险。中国应以德国制造业为借鉴，高度重视传统制造业技术能力、渐进式创新能力与精益制造能力的培养与积累，并以此为支撑形成在高新技术领域较强的工程化能力与大规模制造能力。
如何优化调整产业政策体系？
一是，优化中国制造业领域政策资源投入方向。应避免政策资源投入过于偏向高新技术产业，注重政策资源在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之间平衡，促进两者之间的协同发展。产业政策投入重点环节，应从促进投资与资本形成转到促进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技术能力的积累，政策资源尤其是产业补贴资金要更多导向公共科技研发平台及服务体系。
二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加快建设公共科技服务体系，注重先进适应性技术的应用、开发与推广，更为务实地推动企业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与效率的提升。
借鉴中国台湾工研院、日本中小企业评价系统与政府认证的咨询师制度，或新加坡和香港生产力促进中心的运作模式，着力推动传统制造业基础技术与共性技术的研发推广，帮助企业掌握成熟的先进适用生产工艺、自动化技术或柔性生产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能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时，应鼓励针对传统制造业及其企业的具体运用场景与实际能力，以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为中心，应用推广先进、经济的适用性技术，切忌脱离实际一味求“新”、求 “尖”。
三是，加强实用性技术人才与技能人才的培养。全面提升职业技术院校的教育质量，推动职业技术院校与企业紧密合作，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技术工人。强化工程师与高技能工人的培训。鼓励和支持一流大学和企业合作共同培养高素质工程师与高技能的技术工人。
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制造能力、技术能力、持续改进（渐进式创新）能力、组织与管理能力等不断迭代积累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政策目标的设定不宜操之过急与频繁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