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地震灾难一周年之际，搜狐财经特别专访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与扶贫机构——乐施会的中国部总监廖洪涛先生，就民间公益力量该如何投入灾后重建、以及NGO组织的能力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贫困农村社区应是关注重点
搜狐财经：作为多次参与国际、国内重大灾难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国际组织，乐施会在参与四川灾区重建的工作中有些什么样的工作经验？
廖洪涛：过去一年里，乐施会已筹集超过1.4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在四川、甘肃、陕西三省开展了19个重建项目，并和国务院扶贫办签订协议，着手推开第二批重建项目。
我们选择的重建地点跟很多地方也不一样，我们不在映秀、北川等这些地方做项目。我们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与我们机构最关注的贫困弱势的农村社区定位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些资源用了以后，没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出来，但是我们认为是把有限的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是第一点，就是贫困农村社区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第二，我们工作细致、认真，财务也好、项目管理都是非常严谨，我们项目的规模都不大。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重建项目超过200万，我们都是几十万在一个行政村内。为这样一个项目我们的同事要跑很多次，我们在招标或者在验收、监督管理上都是一整套很完整的周期。尽管这个管理我们费了很多经历，我们要把资金用到最有效的地方去。
当然，特色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包括我们跟合作伙伴做项目，而不是我们自己来做项目，我们跟政府部门，跟NGO是一起来做项目，这样可以把所有资源更好地协调、统筹在一起，大概是这样几点。当然国际经验，我想其他机构也有类似的情况。
灾后重建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搜狐财经：那在这一年的抗震救灾重建过程中，以及救助项目的实施过程当中，你们都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哪些困难在您看来是值得社会大众关注的？
廖洪涛：这些困难有很多。这一年，在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灾后重建工作在具体落实层面有着一定困难。气候变化、次生灾害、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NGO自身能力等问题无形中也增加了灾后重建难度。
同时，我们四川成都团队是5.12之后新成立的年轻团队，在这么短时间中，我们期待我们的团队能产出一个短平快的成绩。而且坦率的说，做地震救援灾后重建，大家也期待出现成果，这样，来自团队新组建的压力，包括刚成立之初，在机构内部大团队之间的融合等等方面的挑战确实存在。但是，也特别感谢我们团队自身，我们已经尽力用很短的时间来融合和适应工作的角色。
另外，从政府层面来说。乐施会是比较幸运的，也是到目前为止得到政府合作伙伴方面大力的支持，合作也比较愉快。但是，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这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问题，也是很多国际NGO面临的问题。
NGO参与农村社区重建的空间、资源和能力应得到提升
廖洪涛：重建资源分配的时候，我们要考虑怎么安排，有四个方面我觉得值得注意：第一，在贫困农村我们观察到，农村公共设施受到很大损害。村内的道路、灌溉、地下水、饮用水等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而国家资金又比较有限，道路只修到乡政府、行政村这一级，行政村到自然村，自然村到户都往往缺少资金，如果社会资源也投入不了的话，农村基础设施就难恢复，这样，重建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以后种植、养殖的牲畜和农作物都没有办法运出去，更不用说水源、灌溉受到很多限制，所以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恢复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恢复重建应符合当地特色的生产种植、种养模式很关键。金融海啸让原来外出打工的收入变得非常不稳定。在重建过程当中，如果农村本身自己的经济收入模式不可持续的话，这个社区的生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房子修了，道路修了没有农业，收入不稳定也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探索的。
在重建过程当中不应该只是被动应付次生灾害和气侯变化，应该主动在设计规划施工的时候把次生灾害和气侯变化考虑在一起。
我举一个例子，在阿坝州我们希望在重建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阿坝州比较丰富的太阳能资源新建太阳能设施，可以帮助灾区解决取暖问题，这样可以节省能源，减少他们的开支，以及减少砍伐植被，减少对二氧化碳的排放等等，同时也让他们有稳定的生活条件改善。
最后，NGO参与农村社区重建的空间、资源和能力都应该得到提升。几万个社区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越多的NGO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农村灾区重建当中，乐施会认为是加快农村灾区重建的关键因素之一。
用参与式形式帮受灾群众掌握生计的能力
搜狐财经：在您提到的这些困难面前，您认为社会资源应该如何帮助重建？在参与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灾区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帮助？
廖洪涛：灾后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乐施会过往参与国内外重大灾害救援当中，我们一般的经验认为没有3-5年是不可能完成一个社区重建的。
所以，从紧急救援到灾后重建，乐施会一直以提高受灾群众掌握自己未来发展的能力为原则，利用“参与式”手法开展工作，鼓励和推动受惠群体，在项目执行、监督及评估的过程中，充分参与，加强受惠群体对项目的拥有感，以期将来更有效地应对潜伏危机，而不是加深他们对外来援助的依赖性，同时保证项目的可持续性。
参与式是我们强调的重点。我们希望农村社区项目最后做完之后，灾区群众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项目，他们应该参与到这个项目的设计、评估、实施和监督、验收，而不是把这个项目变成是乐施会的项目，养乐施会的猪，我们不希望变成这样的事情。而是灾区的群众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项目，这是参与式的概念。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管是志愿者还是NGO，包括政府的各种项目，都会有离开和结束的一天。因此，帮助他们找到生计的能力很重要。
比如，我们在四川成都，与成都市妇联合作，开展了“贫困母亲爱心互助生猪养殖”项目，向128名妇女提供猪仔、饲料和技能培训。她们的首批收益中，将有一部分留给下一批项目参与者。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爱心的传递。除生计上的可持续外，我们更关注的是对灾区居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另外，我们也会特别关注大家关注比较少的地区。
NGO能起到的是一个催化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离开后，留下的不是一段公路、一个水窖、几头猪仔，而是一个个可以持续发展的社区组织。村民可以在这里讨论村务、配置资源，更有效地应对潜在危机。
村民、政府部门和NGO共同筹划管理重建项目
搜狐财经：事实上，在一些受灾很严重的地区，百姓需要帮助的地方是很多的，乐施会在确定每个救助项目时，都主要是参考哪些方面？
廖洪涛：一般是和当地扶贫办一起来选择一些贫困村，确定其是不是受灾严重的贫困村。当然4800多个行政村，我们也不可能覆盖那么多，但我们会尽量挑选边远的，因为政府资金愿意投在路边，所以我们投的比较远，这是选村的过程。
选完村以后我们再跟村民一起讨论。一般是通过村民大会来酝酿、选举这个村的重建项目，包括道路、灌溉、池塘等，这是比较普遍的。第一阶段还是做基础设施的恢复。第二阶段鼓励他们考虑种养殖，养猪养羊养牛，我们术语叫生计，实际就是农业生产的恢复。第三个阶段我们希望对他的生产技能进行培训，养殖技能、外出打工技能或者是建筑重建等方面。
在资金方面则是，三方资金共同结合。假设扶贫办有100万，我们有50万，而村民选出来的重建预算可能得要300万，这个时候可能会要村民集资做一些项目，等于是政府、社会和受灾群众三方资金的结合。
搜狐财经：那这笔多方结合的项目重建资金是交由谁来管理使用呢？
廖洪涛：两种方法，我们跟县扶贫办签一个合作协议，协议里面包括这个道路一公里30万，预算多少，招标怎么管理，怎么验收，村民怎么管理，我们和当地扶贫办签一个合作协议，把钱分批拨给它，它来具体实施。我们这个资金不是给扶贫办，而是通过扶贫办来管理，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如果村民自己管理能力很强，有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监管制度，我们也可以适当拨给村民村委会甚至是乡政府。一般来讲，县一级政府部门是我们主要的合作对象，不仅有这个项目管理，还要协调，避免重复投资。假设如果我们拨给村民或者乡里面修两公里路，县里面又来另外拨一笔钱，资金就重复了，没有协调。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以县为主要的合作。
搜狐财经：那每个项目的预算是由谁来做？
廖洪涛：村民、扶贫办、我们，三家共同制订的，如果村民同工同劳，我们估算劳动力成本多少，买沙石水泥采购招标货比三家。
搜狐财经：在确定项目以及项目管理和预算的这个过程中，政府和乐施会的的分工是怎样的？
廖洪涛：政府是项目管理者，我们是项目资助者和监督者。我们会参与项目的制定，但是我们不会自己每一天跟县里各部门协调。我们的责任是把协议定得越严格越细致越合理越清楚，他们就来实施，实施过程我们检查监督最后审计。
与政府部门磨合是一个耐心和互补的过程
搜狐财经：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对政府的工作效率满意吗？
廖洪涛：这是一个互动过程，可能政府很忙，这个也是现实，特别是灾后重建。第二，你想通过这个项目推动他们，NGO不能孤芳自赏，我很强我来做，最后忙活半天，政府不认同或者觉得不可用，我们要跟他们多磨合。如果政府觉得我们的经验、管理方法可以使用的话，慢慢他们也会用在他们的管理上。
比较典型的灾后重建，在广西，我们做了很多参与式的项目管理。广西扶贫办非常认可我们的管理方式，认为我们帮助他们解决了老大难问题，比如如何让村民监督使用扶贫资金。
以前，这方面老是出现很多漏洞，通过我们的参与式管理，村民知道总的资金多少，预算多少，这样，会使得政府也要严格按照这个公开张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花很多时间来跟政府一起来讨论、磨合和协调，最后花了很多工夫，甚至有时候比我们自己管理项目花的精力还多，但是最后他们认可我们的方法、理念，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被借鉴推广。
搜狐财经：乐施会在跟政府部门沟通、洽谈合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以为，其实有很多NGO组织并不是很会和政府沟通。
廖洪涛：第一，要有耐心，第二，需要非常清楚地把你的优势跟政府对接，不能把自己不强的地方跟政府合作，与政府合作要取长补短。比如我们可以把国际救援的很多经验借鉴到中国来，然后以后中国的经验推广到国际上，这是第一个。然后资金和严格的项目管理是我们的强项，还有长期的耐心和积累，他觉得你适合踏踏实实做项目，也有一个信任程度，这就是一个耐心和互补的过程。
搜狐财经：我们在把国外灾后重建经验引入国内的时候，可能会跟政府的某些政策有一些冲突，而这些冲突的地方可能对于灾后重建的可持续发展是很有利的，在您看来，这需要我们和政府方面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廖洪涛：自己首先一定要知道海外的经验不可以简单地生搬硬套，不是所有海外经验就一定能实施。第二，就算一些好的经验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面能否被社会政府部门接受也需要做判断。第三，由少部分开始磨合，不要想一口吃一个大胖子，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所有的经验都可以应用得上。我们不会非得要求一次一步到位，而是一点一点求同存异。
专业能力和公信力对NGO很重要
搜狐财经：从您的这些介绍中，我们知道乐施会已经和扶贫办系统有很多正式的合作，应该说它获得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即便是这样，您在总结灾后重建一年的经验的时候也提到了NGO、民间团体在灾区发展空间的不足。您能否具体讲一下，这个空间的限制是在哪些地方？
廖洪涛：空间问题不是新问题，民间组织在中国注册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的理解是，国家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怎么管理本土NGO或者是国际NGO。包括乐施会在内的很多国际NGO一直在跟国家不同部门沟通，希望能够解决作为NGO的法律地位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如果法律地位能够解决的话我们参与层面和空间会更一些，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就算没有注册，现在很多NGO在农村救灾层面的空间其实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四川灾区重建里面，国家的资金，国家的规划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我提出来，一个空间资源和NGO能力是联合在一起的。第一，NGO自己有没有能力参与农村建设，这是首先的一个问题。第二，有能力了，怎样说服各级政府部门来提供空间。
我不能说乐施会已经是幸运的，至少过去20年，我们扎扎实实在中国农村发展救援、救灾工作。所以，一方面NGO内部怎样主动来解决自己的能力和政府沟通说服，让他们觉得你是能够积极性的参与，而不是帮倒忙。
社会上、企业上是不是能够捐助更多资金来参与建设，这也是社会资源。很多企业也比较热衷于捐标志性建筑物等等，这也没错。但是，基金会有没有主动说，我有一千万、两千万专门给NGO申请来做边远农村的灾区重建呢？我所说的空间是在这里。
NGO自己要勇于建立专业的职业化队伍，不一定说是全职拿工资，志愿者也可以是专业的，你可以知道志愿者并不是万金油，比如有些海外机构招聘很多无国界医生做专业的志愿者，一年不拿工资等，这需要能力建设和团队建设。
NGO的经验定位应该非常清楚，应慢慢建立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公信力，你有了这样的公信力，还是有很多资源是可以的。
NGO在边远贫困农村灾后重建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样的定位意味着你不是在热点的地区，媒体不会围绕着你，可能你在那儿呆一年没有媒体报道，恢复的重建效果也没有那么明显，资金也可能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