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上，中国公益组织最为关注哪些话题，最希望看到那些方面的提案和议案？近日，《公益时报》调查了60余家公益组织，其中包括国家级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草根ＮＧＯ等组织，以此了解公益机构对两会的期望。
调查发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成为各公益机构最为关注的话题，这与中国慈善机构发展完善，希望承担部分政府转移职能有关。
打破双重管理体制，解决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是个老话题，但依然是社会组织领域较为关注的议题。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也成为公益组织从业者关心的话题。此外，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执法监察、鼓励公益创业等话题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于近期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60号）。《通知》建立了公益组织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认定和监管机制，使得慈善机构捐赠免税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税收问题不再像往年一样，是公益机构必谈的议题。此次调查中，大多数公益机构没有谈及税收问题。
政府抛出“橄榄枝”
政府购买服务能促使社会组织更好更快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要挖掘和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投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有利于放大行政的效果，给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成为众多社会组织最为关心的话题。在《公益时报》开展的调查中，不论是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还是草根NGO，都提到了这个话题。
“前不久，上海市政府出资１０００万举办公益创投大赛，鼓励人们公益创业。这个赛事就是由ＮＰＩ承办。”ＮＰＩ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吕朝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政府发挥了引导民众参与公益的作用，ＮＰＩ作为专业的社会组织以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政府实现政府的目的，同时通过承办此次活动解决自身运作经费问题，公众也受益其中，可谓一举三得。
“政府购买服务能促使社会组织更好更快的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要挖掘和发挥好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投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有利于放大行政的效果，给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国英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经屡见不鲜。在中国，尽管上海、深圳、北京等地政府已经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就整体而言，政府购买服务仍然是零星个案。
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慈善组织已经日趋成熟，无论是在内部管理、财务制度、培养专业人才队伍事等方面日益完善，已经做好了向政府、企业“出售”服务的准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抛出“橄榄枝”。
“政府购买服务，这是政府转变职能和观念，促进社会发展的一方面。”中国国际民间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说。
正如政府一直在提倡“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无疑是这一理念的最好体现。如果将这项利国利民的措施制度化，无疑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还取决于政府。政府制订政策时，首先有一个对社会组织的一种认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解决，我们有这样的意识，但缺乏这样的制度、评价和考量机制。这样的机制在中国没有建立起来，在中国的发展背景之下，特别需要政府购买服务这种制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说。
不再为身份忧心忡忡
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管理方面，就是登记部门如何考虑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质，规范登记制度，然后才是监督，要改变无绪的状态，如果登记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无法监督。
打破双重管理制度，让更多草根组织获得合法身份，这对于中国公益届，是一个老话题。一直以来，中国对于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制度，即社会组织必须拥有主管机构，才能在登记机构登记注册，这一条，限制了众多组织的正规登记注册之路，从而不能拥有合法的身份。
虽然是个老话题，但很多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还是将它作为最为关注的话题。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京扬，便是其中之一。
“我第一个关注的，还是有关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问题。政府应该取消现有的双重管理体制，让更多的ＮＧＯ有合法身份。”刘京扬说。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所长田惠平说：“对于这个领域我很关注，因为这是社会组织发展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希望社会组织有一个科学的管理制度，即分类注册管理制度，取消现有的双重管理。”
田惠平认为，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下，首先要完善对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在此基础上，再在税收法规方面进一步完善。“注册登记管理是第一步，其他的一步一步来，虽然我忧心忡忡，可是我很有耐心。”
中国国际民间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认为，政策的调整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与发展的步伐相结合，“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管理方面，就是登记部门如何考虑社会组织的公益性质，规范登记制度，然后才是监督，要改变无绪的状态，如果登记问题不解决的话，就无法监督。”
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组织内部，都呼吁尽快改革双重管理制度，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能有所体现。
NO·3：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改变公益人才匮乏现状
我们的大学培养的社工人才确实不少，但是毕业之后都很少到社会组织工作，缺乏制度的安排，真正到公益机构从业的专业人才很少。
缺乏专业人才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难题，如何建立良好的人才队伍，关系社会组织能否良性健康发展。
社工人才建设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国英认为，一个公益组织要运作规范需要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建设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要完善留住人才的机制，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感觉专业的社工人才还是比较缺乏。”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说，我们的大学培养的社工人才确实不少，但是毕业之后都很少到社会组织工作，缺乏制度的安排，真正到公益机构从业的专业人才很少。
“对于社工人才有供给有需求，但是供给和需求相互合不上，希望专业人才能充实到专业服务机构，发挥自己的特长，公益机构缺乏人才，但是机构由于受体制的约束，用人机制没有视窗化，公益机构用人的自主权没有，没有能进能退的机制，而且还有机构待遇的问题。”涂猛说。
“去年的社会工作师考试慢慢就将这一问题对接上了，让我们看到了解决人才队伍建设为题的曙光。”华民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黄震说。
去年，我国举行了第一次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考试，开始将社会工作纳入专业技术的范畴。
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大规模的毕业生，导致今年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各级政府都在想办法扩大就业岗位，而政府购买服务以及购买公益性岗位都是促进就业的好办法，同时还可以促进社工人才队伍建设。
杜绝NGO成为“丑闻灾区”
去年，民政部的机构改革中，也第一次赋予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以执法监查权，以管理社会组织，但在社会组织从业者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不可避免有公益丑闻发生。而由于慈善事业的特殊性，民众更是带着放大镜去看所有的公益组织。去年四川汶川地震时，伴随着巨额的慈善捐款，公众更是紧盯着各个公益组织不放。
尽管公众可以监查社会组织，但是毕竟不能扮演“监查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发展，也需要一个常设机构去维护良好的生存环境。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报告，称中介组织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这无疑给社会组织整体都蒙上了一层不光彩的面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副秘书长刘京扬说。
刘京扬表示，目前的双重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组织处于管理真空地带，某种程度上，只能依靠“自律”。
目前，对于基金会的年度公益支出、行政办公和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的比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有明文规定，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也依此每年对基金会进行年度检查，但是刘京扬表示，对于基金会的检查，应该更具体、更细致。
比如，有些基金会符合《条例》的硬性规定，但可能存在“筹资成本过高、管理费用过高、资助型支出少”等问题。刘京扬还提到少数慈善基金会与负责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形成“猫鼠关系”，而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加强执法监察力度，才能得到解决。
相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一步步改善目前的状况，去年，民政部的机构改革中，也第一次赋予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以执法监查权，以管理社会组织，但在社会组织从业者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
“去年国家审计署进驻各慈善基金会，审议基金会接收的救灾捐赠款物。这只是一个专项的审批，我认为，应该将这种审查常态化，比如成立专项审批监查机构。”刘京扬说。
NO·5：鼓励公益创业
公益创业当成热潮
大家都在说，鼓励下岗职工创业、鼓励农民创业，那么这个时候，国家应该鼓励公益创业。
受全球金融危机所累，近期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一些企业倒闭，因此引发的失业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鼓励失业人员创业成为时下的热门话题。
但是据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结果显示，社会组织行业已经跻身于人才需求最多的十行业之一，成为吸纳人才就业的新兴行业。
调查显示，十行业招聘人数总量占招聘总人数的49%，其中计算机/网络/IT占13%、金融业占9%、电子/电器生产制造占7%、中介服务业占4%、通讯（包括电信）3%、建筑/房地产/装潢3%、商贸3%、机电设备制造3%、机动车生产/维护/配件销售占2%、社会组织（公共管理、居民服务、环保科研等）占2%。
以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并未因金融危机而受很大影响，项目运作情况良好，因此对工作人员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许多大学生已经将社会组织作为优先就业去向，而因金融危机下岗的人士，目光也纷纷投向社会组织。而此前，因为社会认可度低，薪酬待遇低等原因，社会组织在招聘人员方面屡屡受挫，许多对口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甚至纷纷转行，也不愿意到社会组织就业。
“大家都在说，鼓励下岗职工创业、鼓励农民创业，那么这个时候，国家应该鼓励公益创业。”ＮＰＩ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吕朝说。
公益行业不仅能替政府查漏补缺，救助弱势群体，同时还可以吸纳失业人员就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美国ＮＧＯ的就业人口就已经占总就业人口的６％－７％，现在虽然没有准确数字，但至少在８％－１０％。”吕朝说。
近几年，社会组织作为新兴行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组织规模，就业人员数量，资产总量等方面都有较大增长。
截至2008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总量接近40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0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6.3％，民办非企业单位17.8万个，比上年同期增长3.5％，基金会1390个，比上年同期增加21个。
如果按照这个水平，中国的公益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热门行业。鼓励公益创业，不但能普及公益理念，让更多的人参与公益，同时也切实提供就业岗位，帮助众多人实现就业。
鼓励公益创业，必然离不开国家的支持，需要政府部门在创业的相关环节上予以支持。
两会代表、委员访谈
银行应该是慈善捐赠最便利的平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今年也做了几个提案。涵盖遗体器官移植，成立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等方面内容。
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民众捐赠灾区热情高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慈善机构接收了大量的民众个人捐赠。捐赠高峰时期，慈善机构的门口排起了捐赠的长队伍。
虽然，这种众人热心捐赠现场值得肯定与鼓励，但是，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一方面，不便于捐赠人捐赠，同时，慈善机构也需要安排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处理众多笔捐赠。
为此，江亦曼提出将银行作为捐赠平台的一个提案。民众可直接前往银行，向慈善机构的专用帐号捐赠，银行直接提供捐赠回单和发票。
“就向去银行交水电、煤气费一样。只要有银行储蓄所的地方，民众就可以捐赠，而且手续简单、便捷。”中国红十字会宣传处处长夏洪艳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以银行作为捐赠平台可以向民众提供最近的捐赠地点，最便捷的捐赠渠道，只要公众知道银行捐赠账号就可以捐赠。
以往提案：修订《公益事业捐赠法》
制度建设也是众多公益行业从业人员的关注焦点，江亦曼曾提出修订《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建议。
“草根难注册”仍是最迫切变革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当前中国社会组织领域最大的问题，还是草根NGO注册的问题。”徐永光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投身公益二十年，徐永光眼中中国社会组织领域最迫切需要变革的事情，是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问题。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到南都基金会，合法身份对于徐永光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中国草根NGO的关注。
“红枫成立这么久了，做了那么多利民的好事，但是依然不能注册成为社会组织。自然之友在环保领域影响如此之大，依然只能作为一个二级机构存在，至今没有自己独立的帐号。还有为视障朋友服务的红丹丹，就是不能注册。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徐永光感叹地说。
作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徐永光曾专门做过相关的提案，希望能改变目前草根NGO注册难得困境，但是并没有改变现状。
徐永光表示，虽然NGO难注册是一个老话题，年年都说，没什么新意，但因其影响到众多组织能否拥有合法身份，能否享受相关优惠待遇，仍然有必要拿到两会上“说一说”。
徐永光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型公益机构透明运作的问题。
“公益机构从民众手中拿了那么多钱，那么这些钱怎么用、如何用，都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徐永光，公众对公益机构透明运作的要求，更多表现在慈善资金的运用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