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市场转型已经基本完成，悄然引发社会转型。转型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社会逐步多元，政策向民生倾斜。公民意识崛起、公益开始成为事业，但与之伴随的也包括社会普遍的不安全感和风险意识，面对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的社会溃败，普通人会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公共道德的底线被穿透。
未来十年将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呈现的特征是一边在溃败，一边在建设。这使得未来社会充满不确定性。社会建设的道路正是开展上下互动的社会创新。通过社会创新，建设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相信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是：不仅仅因为政府内部有社会改革和开放的意愿，也是因为，在民间普通公民也在自我组织，正在公益慈善领域创造性地行动起来。
社会创新中的公益创新尤为重要，公益创新是指民间普通人通过创新的志愿行动来实现公共利益或者公共价值。公益创新寻求官民共识，通过有意识的官民良性互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良好的社会建设。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民道路。公益创新的两大特征是志愿性和公益性，其创新性体现在“超越计划慈善，走向公民公益”。
公益创新，主要应该在社区公益、公益组织、政策倡导和文化创新这四个维度着力。首先，公益创新应该从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开始。社区正是日常生活的公共平台，在同一个社区里，人们有相近的利益归属、情感纽带、文化传承，并容易志愿参与。有时候，在一些社区会产生矛盾集聚，而政府则难以单方面解决此类“公地悲剧”，因此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极其重要。同时，社区属于基层，涉及的事务并不敏感，容易形成各方平行参与。比如凤凰城的“爱心公社”，南塘的“兴农合作社”等都是很好的社区治理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社区还可从邻里的范畴扩展到一些俱乐部、车友会乃至QQ群，比如上海宝马汇车友会就是一例，他们在以车会友的同时也履行慈善。对于社区公益，政府不应包办，而应该是通过社会工作的方式进行培育，让创新家自己有力量来实现社区的需求。
一个良好的社区公益实践，应该是为普通民众打造了一定的公共空间，组织公益活动，发掘社区骨干，制定社区议事规则，协商公共议题，培育公益创新家，推动公益自组织的发展。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维度，公益组织的发展。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的社会不断产生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创新方向，主要在于从行政化到社会化，从垄断性到竞争性，从一元化到多元化。比如草根公益组织的创新，主要就是扎根社区，开展社区营造和公益创新活动。再比如，不同功能的公益组织们在一个地域空间内可以密切合作和形成联盟，产生规模效应和集体行动，这就是集群理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ICS)的“社会创新实验区”就是一例，它由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培训、中大公益慈善研究中心提供研究支持、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资助。机构相互支持给力，减少交易成本，形成典型的公益联盟。这么做的好处在于，集群规避垄断的风险，又促进合理竞争，保持创新动力。
众所周知，公益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支持与鼓励它的政策环境。相关制度安排仍需改善，那么，公益如何改变相关政策呢？这主要通过三部曲实现：首先，公益行动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接着通过新媒体传播和媒体关注，各界对相关政策进行反思、批评和建议，最后，政府柔性处理、吸纳建议，出台新政策。从目前现实来看，制度环境正在不断改善，“政府办社会”、 “政府管社会”的思路正转化为“政府支持社会”、“政府培力社会”。
最后，公益创新最终离不开人的观念转变和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普通人参与的全民公益，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公益创新家。这就需要公益文化创新，它需要借力教育创新、传播创新和知识创新三个方面。
公益创新需要创新家，好的社会创新家注定是野生的、自然生长的。这里我们相信一种“湿地理论”，即好的社会创新家一定是野生的、自然的；社会建设者应着力于建立“湿地公园”，培育适于创新家产生的生态环境；开展行动研究，记录和研究创新家；开展关键保育，对“珍惜濒危”和“旗舰”物种的创新家予以支持；对相关活动与创新进行及时分享和传播。最终，“湿地”们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良性社会网络。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创新家的本质其实就是能够主动参与，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对不同事物能够包容和创造的积极公民。他们是普通人，但同时又相信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走向和谐的可能性，最终，公益创新将有助于形成一个“民主法治、公平争议、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作者为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