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进城务工人员中，70%以上是青年人，他们在城市的繁华中苦苦寻觅着精神家园
皮村
“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
“皮村，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外来人口数量随着市里高楼拔起，仍在不断增长着……”
这是DV纪录片《皮村》的一段开场白。画面定格在傍晚时分，村子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街道。
纪录片的作者叫王德志，一名地道的城市打工青年。他说，片子即将在中国第六届纪录片交流周上放映。片子拍于2007年，两年过去了，皮村外来人口数量几乎又增加了一倍。
王德志，老家在内蒙古靠近东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年，18岁的他靠着那么一股子劲只身一人来北京打工。他在餐厅刷过碗，蹬三轮送过水，也在面包厂、印刷厂、广告公司做过。
他记得，2005年刚搬到皮村的时候，街上没有多少人，更别说商店。现在周围的荒地建起了厂房，街上有了饭馆、日杂店，临街房租也由500元涨到了1000甚至1500元。到了晚上到处都是人，用东北话形容是“乌泱乌泱”的。
“我们这些人最早都是在三环混的。后来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黝黑、瘦削的王德志，看起来与大多数的打工者并无二样。然而，交谈中，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口中常常蹦出社会学者惯用的语汇。
如果说，皮村，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缩影，那么，纪录片《皮村》则是一个底层的城市打工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一次反观和思考。
除了拍纪录片，王德志还与工友一起自编自导自演过两部打工题材电影。一部是《顺利进城》，讲一个叫顺利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遇到的一系列不顺利的事情。另一部是《命题人生》，讲的是两个打工青年与自身命运的抗争。他的作品交织了复杂的情感，有讽刺，有同情，有无奈的宿命，也有不甘的反抗。
王德志的另一个身份，是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想要通过某种途径，改变打工群体状态的人并不止王德志一个。
新工人
“我们是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但是现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应该是新工人”
2002年，几个不同行业的打工青年，因为共同的文艺爱好，聚到一起，商量着能不能把自己的文艺特长演给跟他们一样身份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免费表演。于是，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打工文艺演出队”成立了，也就是后来“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雏形。
他们把打工者的经历和故事编进歌词、写进剧本，唱给工友听，演给工友看，在打工群体中引起强烈共鸣。《开往家乡的列车》、《团结一心讨工钱》、《天下打工是一家》等歌曲在工友中广为传唱，影响力竟然超过了流行歌曲。
自成立以来，艺术团在建筑工地、工厂、高校、企业、打工子弟学校及打工者聚居社区，义务演出300余场次，直接受众超过10万余人次。
因为有了一定社会影响力，艺术团陆续得到一些社会机构的资助。同年11月，“北京工友之家”在工商局注册成立。
随着工友需求的增加，“工友之家”的服务内容也在不断扩充，逐渐形成了五个部分，包括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打工者协助中心，同心实验学校及同心互惠商店。
2005年，为了解决民工子弟上学问题，艺术团找到了皮村一处废弃厂房，改建成了现在的同心实验学校，他们也就此在皮村扎下根来。
2007年，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下一个院子，建成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自己记录和展示打工人群的历史。紧挨着博物馆的是工友影院，每到周末都会放电影，几十个座位的影院里每每会挤下100多人。到了晚上，院子里打球的、跳舞的、唱歌的，好不热闹。
一个日本的帐篷剧团曾经来皮村表演，就在影院旁的空地上。演出后，艺术团就着这个框架，改建成剧场，取名叫“新工人”。王德志特意解释说，“始终不太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我们是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但是现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应该是新工人。”
正如艺术团最初的口号：“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工友之家也担起了帮助工友法律维权的义务。
前两天，一个工友帮别人介绍工作，结果因为老板拖欠工资，自己反被告上法庭。接到传票的工友不知所措，找到王德志。“其实很简单，告错了人。我帮他起草一个答辩状，然后作为民事代理人在法庭上做了陈述。”通过培训和自学，解决这些小的法律纠纷，王德志已经驾轻就熟。“受工伤的，会麻烦一些。”去年，一个天津的工友工作中被烫伤，得不到合理赔偿。艺术团联系天津高校法律系的学生帮他打官司维权，终于获得了10多万元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