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这天来临前，一群为防治艾滋病孜孜以求的志愿者与政府领导、学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共同为深受病痛和歧视折磨的人们走出阴影探讨希望和出路。在这次集会上，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指出，当前我国艾滋病的上升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防治任务艰巨，特别是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防控形势更为严峻。防控艾滋病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将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运用到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还需要团结和动员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特别是民间社团的力量，来共同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关怀和关爱艾滋病病人，减少社会歧视，营造友好社会氛围。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位国际友人、一位国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并记述了一本在防艾工作中扮演了特殊角色的杂志--《朋友》的十年，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的时候，向所有为抵御艾滋病付出努力的人们致敬。
张北川（右）和马丁在一起
他不是医学专家，却对艾滋病这个话题倍感兴趣。
他不是中国人，却一年有大部分时间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他已经70岁了，却仍在为已经持续12年的防艾事业忙碌奔走。
他的白皮肤蓝眼睛下面，是对中国人的一片真挚善意。
他不是世界巨富，却已拿出70多万英镑（约1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他就是贝利?马丁基金会创始人、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瑞银华宝银行前副行长马丁?哥顿。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马丁在英国华宝银行工作了40年，曾任银行副主席兼亚洲部总裁，1994年获女王颁发的爵士勋位。
1996年，马丁在伦敦晨曦医院陪伴患有艾滋病的华裔男友贝利?陈度过人生最后里程。当时贝利对艾滋病不甚了解，不慎在香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遭受这种致命疾病打击时的恐惧与绝望。”马丁说。
“我也在伦敦的晨曦医院亲眼看到医生护士用娴熟的技术及爱心支持垂危的病人，以及他们的关怀对病人产生的神奇效果。贝利是在香港染病的，与很多中国人缺少艾滋病常识有关。我愿尽自己的一份力，在中国减少这样的悲剧。”马丁在万分悲痛之余决定拿出部分个人积蓄，创办一个以他俩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即贝利?马丁基金会，帮助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他写信给晨曦医院艾滋病科主任，请求他们的帮助，由基金会出资，建立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与培训合作。接着，他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卫生部和预防医学科学院的负责人。令他感动的是，接待他的人非常感激他的举动，并给予全力支持。
北京之行增强了马丁的信心。1997年5月，第一次英中艾滋病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贝利?马丁基金会资助和邀请了一批英国医护专家来华介绍临床经验。马丁看到中国人把会议组织得这么好，不仅有同声翻译，还将演讲、论文编辑成中英文对照的册子。他说中国人做事热情、出色，他们能做到世界最好。
1998年，马丁?哥顿决定每年资助若干名中国医护人员到英国的医院学习培训，并与母校牛津大学的艾滋病研究室建立起紧密联系。2000年，基金会决定每年在中国举办针对艾滋病治疗与护理的学习班。同年，基金会设立了贝利?马丁奖。
张北川是这个奖项的第一个获得者，“中国的同性爱社区遭受的艾滋病威胁日益增大，而且这种威胁伴随着恐惧和偏见，而张北川及其同事和志愿者在对这个社区的接触与关注方面不仅史无前例，而且是相当及时的”。
除了设奖，基金会还有一个计划性项目，就是培训。从1998年起，基金会每年资助2至3名中国医生或护士到伦敦的一些医院学习培训。2005年，马丁决定在北京地坛医院建立艾滋病模范诊所，3年内以每年2至3名医护人员赴英、2名英国医生来京指导的方式集中培训，包括用药、护理和对易感人群的随访、检测与教育等，使之尽快达到英美现有的艾滋病防治水平，然后从北京辐射到云南、新疆等艾滋病高发地区，建立起全国的防治网络。目前基金会与北京第一、第二传染病医院已开始多项合作，资助他们的“艾滋病家园”和“红丝带之家”。这样，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以重点地区为辐射的艾滋病防治体系。
“正是马丁做事的认真务实，不辞辛苦，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他的基金会从来没有到社会上去筹资，却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主动支持他。”张北川说，马丁基金会年度报告每年都会列出长长的捐赠名单。
马丁运用个人魅力，影响了其他英国慈善社团参与我国相关工作。最近几年，他与英国医疗卫生保健界的私人慈善社团玛丽?金若丝慈善基金会主席伊丽莎白?希尔兹女士一起，把艾滋病救助和关怀工作推向中国更广泛的地区。
迄今为止，马丁已经来华200多次，足迹遍布云南、广西、贵州、河南、甘肃、新疆等十多个省区的穷乡僻壤。他和当地政府一起出资建立了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佩吉健康中心?D?D中国第一个专门护理艾滋病病人的中心。佩吉既是一位来大理的志愿者护士的名字，也是他母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出生在中国的长春，他的外祖父和祖父都是医生，外祖父还曾在中国行医。马丁说，他们留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医生对病人无微不至的关心。
马丁坚持认为，艾滋病对掌握了正确医护知识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患者因受到社会压力和歧视而讳疾忌医，躲避世人，这才是社会潜在的巨大危险。他知道，在中国这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度，存在着不少不利于艾滋病防护的观念。比如同性恋人群是艾滋病高危群体，但中国同性恋群体极为隐蔽，有的人甚至有合法的爱人与儿女，一旦艾滋病侵入，其影响会涉及社会的很多方面，威胁也远高于西方。
马丁认为，一个社会只有消除了对艾滋病患者的压力和歧视，才能使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积极面对疾病，把这种对社会的威胁降到最小。所以，今年的马丁奖颁给了两位勇敢站出来做艾滋病干预工作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尽管马丁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极为慷慨，但他自己的生活是节俭的--在伦敦出行时，经常坐大巴，而不是乘坐出租车；乘飞机时通常坐经济舱；基金会只雇了一个秘书来处理日常事务，而秘书的家就是基金会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