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断面：愈往下，权力愈是“碎片化”
某友上世纪90年代初移民海外，最近回国探亲，想顺便见某老同学。我劝他别去了，现在人家刚升到一个显赫位置，是最得意的时候，这种情况你去见什么见？有什么可谈的？
但是，某友不听。毕竟他们同吃同住好几年，甚至穿衣服都不分彼此，简直跟亲兄弟一样。再怎么变，这份感情该不会变吧。但真的见面之后，果如我所料，他大受打击。原来兄弟情分也未必可靠，某老同学那官腔，那种傲慢和自得，他根本无法接受。两人不知所云十来分钟就匆匆分了手。
这种自我感觉太好的权贵心态，我见过不少，一直纳闷他们强烈的优越感都从哪来的？前不久一个记者跟我闲谈时，无意中提醒了我。他说刚刚落网的某高级法官，特别荒淫无耻，每周都要嫖一个大学生处女，而且专门有人为他物色，他到哪出差，就把物色到的大学生送到哪。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让我立马回想起一系列的官场情色传闻。思路一下打通了：他们拼命追逐权力，最终目的不就是做帝王吗？而现在他们事实上已经三宫六院、声色犬马，他们自然会有帝王般的感觉，要睥睨天下了。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不断列举。这足以证明，当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一个“山寨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梁山水泊，即成千上万个“山寨”。愈往下，权力就愈是碎片化，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就愈强大，以致几乎每个碎片都有一个自我感觉特好的小帝王，哪怕区区一个村长都可以做小帝王。
这种“山寨化”局面是怎么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稳定观作祟。这种稳定观没有弹性，对社会稳定的理解是僵硬的，不容许自由博弈，不容许任何振荡。为了保证这种绝对静态的稳定，对地方领导人实行一票否决。这种几乎是无限的政治责任，必然以事实上几乎无边的赋权为前提。
这就助长了地方上一把手体制的不断强化。一把手既可以将几乎无边的权力用于保障稳定，也可用于寻租。而一旦寻租产生严重后果，他们惯用的手法就是把事件高度政治化，动不动就上升到稳定层面。而一上升到稳定层面，就什么手段都敢用，什么代价都敢付，就足以动员全部力量来为自己买单。稳定就这样成了他们用来要挟、绑架、敲诈的手段，尤其用来对付体制的制约，使“山寨秩序”固定化、长期化。
“山寨化”是现状一个重要的断面。如果说这个断面令人沮丧，那么与此对应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断面，则是健康的、积极的，能带给我们希望，鼓舞我们的信心，这就是公民社会的成长。
公民社会的成长，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这个成就的伟大，已在汶川地震中充分展现。当时灾区很多标语口号是灾民内心感受的写照，都是感谢某某志愿者组织、感谢某某NGO组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千篇一律只是感谢党和政府。
民间力量能改写一部中国救灾史，这足以证明，经过30年的恢复和积累，民间力量已成长到什么程度。这对中国未来的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是与互联网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众所周知，民间力量所处的制度环境一直不理想，在现实中本来很难找到突围方向，互联网却意外地敞开了天窗。具有公共关怀、公共情结的一大批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大多是网民，在现实中难以聚合，但互联网让他们走到一起，让他们开始了精神上的聚合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虚拟世界的公民社会。
但是，如果说这个公民社会最初只停留于虚拟世界，现在则越来越走向实体化。他们关注的方向、讨论的主题越来越跟现实的力量结合。其一是跟现实中的平面媒体结合，虚拟世界的许多素材，最终都转化成了平面媒体的素材；其二是跟体制内的高层决策结合，成为高层决策者突破下属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通道。
网络公民社会跟现实力量的结合，有如化学变化，最终产生了过去60年闻所未闻的新事物，那就是公共舆论场。网络提供和放大公共话题，媒体加以提炼和深化，然后形成重大舆论事件，影响高层决策，这已成了一种模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就这样开始了多方互动。
如果把公民社会跟成千上万个山寨的博弈比成一场持久战，那么在地面战场，公民社会显然没有决胜的希望，因为险关要隘都成了山寨的金汤之设。而且公民社会早就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完不成集结，形不成力量了。但互联网的横空出世，把最初的陆战变成了以空战为主的立体战争。公民社会得以拔地而起，跨越千难万险，在无垠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当然相应地，山寨也逐渐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对空火炮甚至是导弹，也有空中飞人被击中，但迄今为止，地面防空炮火仍远远不能压制空中集群。
到互联网上去聚合这个喜好，现在几乎席卷全民。这不仅派生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舆论场，而且这个舆论场仿佛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众议院”。它以整个公民社会的集体力量，来为中国的公共生活提供素材、设置议程。到了这种地步，公民社会就不再是假想或虚拟的，而已经是现实的客观存在。尽管它还比较初级，还有很多不足，但才用了不到10年时间，中国公民社会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我认为，这才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最大和最可自豪的奇迹。
“公共舆论场”的起步
公民社会与“山寨秩序”的两极振荡，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这种两极振荡也在改变着中国的新闻生态。
湖北巴东的邓玉娇案是这方面最新的案例。现在信息自由发布的门槛更低，只要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就能直接从前方发布新闻。而且，现在公民记者介入公共事件的冲动更强烈。巴东本来地处偏远，但自然的和人为的重重屏障，仍挡不住数千网民自发结伴而去，以致当地宾馆全部爆满。这些结伴而去的网民大多有大学以上文化，熟悉网络传播，有基本的法律和社会政治素养，平均素质并不在媒体记者之下。而且他们更自由，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布信息，传统媒体的审稿程序和传统的网络管制基本上奈何不得他们。
周瑞金先生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中国已经出现了新意见阶层。而所谓新意见阶层的主体，在我看来倒未必是那些在书斋中指点江山的素手书生，而是热衷公民集体行动的中产阶层，尤其是新知识分子。他们有着强大的个人资源和旺盛的精力，有着强大的行动能力和参与激情，是典型的“吃饱了撑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忙于自己的事业，介入公共事件只是他们的个人偏好，只是他们践行公民社会理想、履行公民责任的平常举动，不存在政治的、功利的考虑，就跟他们定期不定期出去自助旅游一样简单。
在公共舆论场翻云覆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新意见阶层，他们就仿佛中国新闻版图上的一支游牧民队伍。专业的媒体好管理，这样的游牧民却很难驯服。风来时万钧雷霆，风去后了无痕迹。传统媒体的管制体系对他们几乎全然失效，他们借助新技术天马行空，成为信息自由传播的主力，主导着公共舆论场的方向。这极大地推动了新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全民新闻、公民新闻时代正从这里起步。
如果说，“山寨秩序”是国家统一政令和统一法制最大的敌人，那么，如今局面正在改观。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充分展示了新生活即公民生活的可能性。社会政治生活因此正走向统一，开始有了标准，有了法度，有了共识。就此而言，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福音，它们是这个断裂社会中的人心粘合剂，是这个偏执社会中的人心均衡器。和谐社会只有朝这样的方向去走，才是人间正道，也才有前途。
这是矛盾的时代，但暗藏很多机会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其实主要就做了一件事——回归一个正常国家，向现代国家迈进。我们常说当下中国社会是转型社会，朝哪儿转？就是朝现代国家转。而所谓现代国家的基本定义，在我看来，无非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宪政体制。过去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讲市场经济，这是不够的。社会建设并不比经济建设次要，而社会建设主要就是建设公民社会。所以跟发展经济齐头并进的时代主题，应该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一个伟大的公民社会，这样，才可能诞生真正伟大的国家。这个进程，中国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一个矛盾的时代，一个“山寨秩序”与公民社会、罪恶与美好、绝望与希望并存的时代。它的弹性和复杂性竟是如此之大，可说是史所未见，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它的政治空间。当下中国，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星系，有若干星球运行其间、若干时空并存其间。有1000年前的，有300年前的，有30年前的，也有当代的即公民的。你是哪类人，你想做哪类人，几乎都能找到对应的时空，都能让你心有所属。
这个时代固然有很多问题，让我们常常无助无奈，但这并不是我们抱怨这个时代的理由。因为毕竟，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原载于《同舟共进》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