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熊猫野外个体数量增长到1596只，人工繁育个体数量超过200只；朱鹮从1981年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目前的1400只；扬子鳄从200多条发展到1万多条；红豆杉栽培面积达到近5000公顷……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快速推进是分不开的。
在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开幕式上，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说，到2008年底，中国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数量达2006处，面积1.23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2.78%，使30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130多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种群及其栖息地得到良好保护，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
而来自会议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包括林业系统的自然保护区在内，中国共有各类自然保护区2538处，面积1.49亿公顷，占国土陆地面积比例15.1%，包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03处。
“今天，中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和面积都增加了许多倍，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李忠说。
寻找生态与经济的平衡点
陈佑平是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令他自豪的是，经过几年的探索，建立于1965年的王朗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点。
成立之初的几十年里，王朗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工作就是看山护林，由于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保护区的工作很难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从1997年以后，保护区开始引进并建设生态系统监测体系，对于区域内大熊猫等生物种群的状况、土壤、栖息地等进行系统观测研究，吸引了众多科研院所以此为基地进行研究保护。保护区还结合当地独有的白马藏族民族风情，开展生态旅游，增加观鸟、观花等项目。
陈佑平说：“现在，当地的民众，对保护区的工作非常支持，碰到偷猎等不法行为还会主动举报，民众与保护区在根本利益上达到一致，相处得十分融洽。”
李忠分析说，生态保护成效跟经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除了少数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中国绝大部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尚未列入中央财政预算，更多需要依靠地方财政。在一些不发达地区，仍存在地方财政无力支持保护区的情况，投入的长期匮乏，使得部分保护区缺乏建设管理基本资金来源，生存日益艰难。此外，由于被划为保护区后，当地政府不仅要承担起养护费用，一些经济活动还受到限制而得不到补偿，甚至出现了少数地方政府倾向于不报建自然保护区。
针对此状况，李忠建议，应积极推进立法进程，为自然保护区全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要理顺管理体制，并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管理自然保护区。此外，应通过帮助区内居民改变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保护区内科学、合理地发展生态旅游等形式，实现自然保护区的发展与群众生活改善的双赢。
尝试多种形式的生态补偿
“从2004年起，国家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补助政策，按每亩5元的标准，对已确定的6.99亿亩国家重点公益林予以补偿，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森林是重点补偿范围之一。该措施的实施，有助于协调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群众收入间的关系。”李忠说。
据李忠介绍，近年来，随着现代林业建设的开展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一些地方结合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建设，开展了自然保护区内集体林长期租赁的尝试。在浙江省开化县境内的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政府通过国家、地方公益林补助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对村民做出资金补偿，将保护区内的集体山林租赁给保护区。村民享有统管山林的收益权，对统管山林大、收益较多的村（组），除兴办公益事业和必要的开支外，每年的集体林木收入直接用于农户分配的比例原则上不少于40％，以体现村民共有。
此外，在中国，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尝试通过市场手段，推进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比如“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由“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和“保护国际”提供资金支持，在青海湖周边区域内开展了4个协议保护项目。他们通过与牧民的协商认可，把草场围栏上的刺丝拆除，并把围栏高度降低，这样生活在当地的普氏原羚跳过围栏时就轻松许多。同时社区参与针对普氏原羚的监测巡护活动，而牧民们则根据协议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