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减排是气候谈判的要点所在。资料图片
英国伦敦，三名女子以特别的方式抗议全球变暖。 资料图片
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丹麦农民维夫，背后的土豆田被暴雨淹没，收成无望。
哥本哈根标志安徒生铜像边，整齐排放着一排自行车。
如今，丹麦气候能源大臣海德格尔德（Hedegaard）更像一位外交家，为了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她频繁穿梭大洲大洋。6月初，她刚来到中国，和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气候谈判再度磋商。月底，她再次组织30个国家部长在格陵兰岛召开会议，在这个受到严重气候变化威胁的地区，她希望唤起政治家们关于人类危机发自内心的共鸣。
海德格尔德将主持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最近她刚被《时代》评为全球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这位女部长此前曾经在媒体工作，她被舆论认为是丹麦现任政府里最绿色的政治家。她面前有一个难题：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萎靡不振、互相推诿后，如何让气候谈判重新焕发生机，在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共同的减排目标。
而中国，是哥本哈根谈判的重要参与者，女部长说，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又是世界上目前碳排放最多的国家。
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可能是继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最重要的一次气候谈判大会。本月中旬，记者与国内其他媒体同行一道，至丹麦采访考察这个欧洲最绿色的国家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种种方案。
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日益临近，作为东道主的丹麦如何让利益不同的各方，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共同协议？中国又将会如何参与？这些问题仍没有答案，可以明确的是，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经济利益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复杂融合体，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正在考验所有国家的责任、勇气和智慧。
青藏铁路的挑战
追加百亿投资为全球变暖买单？
在中国，曾有一种舆论认为，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挟制中国大国崛起的阴谋。但现实是，全球变暖真实存在。
鲜为人知的是，青藏铁路投资从180个亿追加到几百亿，是为未来的全球变暖买单，来自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沈永平透露，“这是因为冻土层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
沈永平是《冰川冻土》和《气候变化研究进展》的编辑部主任，也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该研究所曾主持“青藏铁路冻土路基筑路关键技术”，沈永平专注于冰川水文资源考察，对气候变化深有体会。
据他透露，青藏铁路是中国预防气候变化的进程中，重大工程项目未雨绸缪的例子之一。还在上世纪60年代，修筑青藏公路曾因为沥青路面吸热一度返工。借鉴公路的经验，青藏铁路在设计伊始就考虑到冻土层气温的变化，并为此追加上百亿浩大投资———在路面上用大石头铺上1-2米后，再铺上铁轨，作冷冻路基处理。
追加上百亿投资，可以对付1℃以下的温差变化，沈永平说，但这在将来可能不够。
中国政府在2007年颁布的《应对气候国家方案》中提及，到2030年，青藏高原可能上升2.2-2.6℃。这是全球变暖的一部分。
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较可能发生的情景包括：南北极的消融、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可能面临的严重威胁。全球变暖还意味着一些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比如粮食大幅减产，如电影《后天》描述的灾害极端天气袭击城市，在中国，类似的情形曾经发生在2007年初春的沈阳，突如其来的暴雪令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去年春运期间的南方冻雨雪灾害更是令人记忆犹新。
不久前，沈永平曾经受一家国内水电巨头委托，计算30年后冰川、水资源变化情况。水电投资者对未来的担忧，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中国已有6%冰川融化，在两条大江大河的源头，变化正在悄然酝酿中。
而这些，仅仅是个开始。
丹麦农民维夫
不希望打扰自然，却被改变的气候打扰
在地球的另一头，丹麦农民维夫（Wiuff），也在为他的土地发愁。
记者在丹麦参观了维夫的庄园，他是一个农业明星，因为培育出了一种特殊的芦笋闻名。这种鲜嫩的芦笋，除了可以在丹麦特殊的沙化土壤中生存，还拥有最漂亮的光泽。维夫拥有60公顷土地，等于120个足球场。他的家乡在若干年前是一片海洋，所以现在泥土里还能看到贝克的碎屑，他在这里出生和成长，他精心安排这个庄园土豆和芦笋的布局，他在这里和自然交流，他的生活在这里平衡。
但这种平衡正在被一种席卷全球的力量打破。
最近5年，已经有3次由于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他精心种植的土豆被淹，而这在过去绝不会发生。维夫说，“气候变化不期而至，每个人都需要适应”。暴雨意味着减产甚至绝收。但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不会通过水泵抽走田里的积水，他不会去改变自然。
另一方面，欧洲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振兴计划，也无意中影响了维夫宁静的生活。一家瑞典公司准备在他的农场周边安装24个发电风机，每个都有上百米高。这是一个正在征求意见的方案，但已经引起附近农民激烈反对。
虽然按照丹麦的相关法规，维夫有机会获得部分风机的股份，并且，已经有15万个丹麦家庭成为风机合作社成员，但维夫仍然执意联合其他邻居，向市政府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上周已经有市长（大致相当于中国大城市里的区长）打电话给他，说会考虑他们的意见。
维夫希望风机修在马路两边，而不是修在他的房子边上。而在邻近他约200米处，已经有好几架风机，在不知疲惫地运转。
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这两个时髦的关键词交织进维夫的生活。很矛盾的是，他希望不打扰自然，但他心目中的自然已经悄悄发生改变，而且反过来打扰了他。
转动的风车
利用可再生能源，首相顾问也骑自行车上班
在丹麦社会中，像维夫这样和气候变暖发生联系的普通人比比皆是。自行车和转动的风车发电机几乎成了小美人鱼铜像之外的哥本哈根标志，展示了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道路———立下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2050年完全摆脱油气能源。在这个欧洲最富裕的国度之一，1/3国民骑自行车上班，甚至包括首相顾问。丹麦能源局副局长西蒙思告诉记者，以后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一倍。
90年代，丹麦风机非常少，但现在风能已占到能源产量的20%.在首都哥本哈根，只要稍稍远离市中心，转动的风机就会成为随处可见的风景线。
如果从东到西横穿丹麦，驱车大约只需要4小时。有限的国土，决定了丹麦发展陆地风车的空间亦相当有限。丹麦政府虽然有目标，但是不能强力推行风能项目，丹麦能源局副局长西蒙思向记者介绍，陆地上的风能项目不能建造在私人土地上，政府立项征地时，需成立一个中立的仲裁委员会，征求附近居民同意。如果风车高100米，400米圆圈半径内不能有任何建筑或私人住宅。
而在海洋里修建风机，需要考虑的仅仅是政府意志。从1991年投资修建第一座海上风力发电厂开始，丹麦陆续在海上修建新的风力发电厂。西蒙思说，丹麦政府已经把国土海岸线侦查个遍，确定了所有适合安装海上风机的地点。乐观的估计是，如果完成所有海上可建风车项目的投资，总装机容量可以达到5200兆瓦，相当于丹麦一半的能源需求量。
丹麦有一半以上的海上风机在西海岸，那里有丹麦最强大的海风。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厂之一hornsrev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投资浩大的项目，共有80个风机，每个风机价值8000万丹麦克朗，相当于一个普通丹麦人400年的收入。这些风机都有三块硕大的叶片，每块叶片有50米长。
丹麦风能工业联合会的尼尔森对这些风机如数家珍：它们离海岸边大约有14公里，这个距离能保证风机可以被安装在深浅合适的海床上。电通过风力拉动叶片获取，再源源不断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给近15万个家庭。
要接近这些风机并不是容易的事，即使是在难得的好天气，也需要逆强风而行，海洋拥有比陆地更强大的风能。这解释了人们为何千方百计要把触角伸到此处。丹麦人认为，投资海洋是值得的，因为每年中只有几天，这些风机才会停止为他们工作。
Horns风机的四成股份被丹麦最大的能源公司“东”（Dong）所有。“对丹麦而言，风能是最适合的，因为丹麦不像挪威，我们的国家没有水能”，东公司副总裁昆德（Kund）说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政府在能源价格和市场供应方面给予支持。海上发电的成本，决定了它必须获得国家补贴。在丹麦，和中国一样，风力发电的入网电价会得到补贴，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
绿色女部长
绿色舌头能否转化为绿色行动力？
作为今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的主办国，丹麦用自己特别的方式迎接联合国缔约国第十五次会议。
在丹麦驻中国大使馆签证处，可以看到醒目的COP15标记。COP15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的简称。丹麦气候能源部（MinistryofClimateandEn-ergy）在丹麦负责制定能源政策，下属能源局负责具体政策执行。气候能源大臣海德格尔德被舆论认为是丹麦现任政府里最绿色的政治家。
“如果科学家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照做，我想这非常重要”，她告诉中国记者，丹麦作为主办国，将竭力听取各方利益表达，促成年底哥本哈根会议达成一致协定。
气候谈判的基础，基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建立）对全球变化的认识：全世界必须共同努力控制气温升高不超过2℃，这意味着须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至2000年的50%-85%，这是一个长期目标。
哥本哈根会议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关于气候谈判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希望讨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空间，这意味着对各国生存、发展空间的重新划分，对普通人而言，它可能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
但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能达成协议，还是未知之数。今年初，海德格尔德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曾告诉媒体，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是达成一个具有全球性远大目标的减排协议，谈判时间已经不多，但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今年以来，为哥本哈根会议预热的前期谈判已经进行了两轮。最近的一次在波恩，来自182个国家的代表，根据联合国已公布的谈判草案，在两周的时间里进行艰难的谈判。
再多的谈判或许也不够。海德格尔德告诉中国记者，6月下旬，丹麦还将邀请30个重要国家部长到格陵兰商量大计。格陵兰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地区，科学家们认为，如果气候持续变暖，整个格陵兰将在2200年融化。
在丹麦，民意影响政府政策导向，这里普遍的民意是，政府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其中包括采用各种节能技术、推广可再生能源，并且积极推动COP15谈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减缓全球变暖。
所以，丹麦四个反对党基本支持执政党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他们的意见是政府在气候变化上还应该做更多。
“重要的是，绿色舌头要转化为绿色行动力”。洪丝哈德（Holmsgaard）说，她是丹麦社会人民党议员，社会人民党是丹麦4个反对党中较大的一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社会人民党和NGO、绿色产业联盟合作，提出独立于政府的观点。“我们支持政府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但我们认为，丹麦应该更快成为真正的低碳国家，而不是去通过转移工业、在国外购买碳排放量来变成‘低碳’。”
发气候的财
气候变化可能对商业活动产生巨大影响
作为一个矿产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丹麦经历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对90%依靠中东进口石油的弊端刻骨铭心。自此，政府开始一系列制度设计，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今年以来，丹麦能源局在全国确定了6个生态城市，哥本哈根就是其中之一。丹麦能源局希望，这些安装了大量节能灯、修建了大量节能建筑、更多利用了风能和地热能的城市，能够成为丹麦其他城市的绿色先锋。
东的发展思路符合丹麦政府对节能的预期。作为一个技术领先的企业，东认为，自己找到了通往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企业提高能效，虽然这种帮助并非温情脉脉，不可避免会伴有商业化交易。
昆德在“东”主管研发，令他津津乐道的是，丹麦发电厂在供电和供暖方面，有一套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方法。煤在燃烧发电后，还有余热作为副产品可用于给附近居民供暖。如果算上供暖，东发电厂的效率可以超过九成———这几乎是大部分中国发电厂能效的4倍。
即使和全球变暖无关，丹麦也必须提高自己的能源效率。“东公司在属于丹麦的北海有自己的油井”，昆德说，“但海上石油资源快枯竭，所以必须开发新能源”。
“气候变化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丹麦工业联合会国际市场贸易部的格拉诺（GRAnov）说，清洁能源技术出口近十年涨了3倍，已经成为丹麦产品出口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其中中国是增速最快的市场。丹麦最大的工业企业丹佛斯，已经把中国看作未来的第二大出口市场。
和丹麦其他大型企业一样，丹佛斯制订了应对全球变暖的企业目标，并且，他们更进一步，成为COP15的官方赞助商，同样成为赞助商的还包括“东”，以及热衷于碳交易投资的银行机构。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全球变暖息息相关。
气候变化可能对商业活动产生巨大影响，全球资讯管理公司麦肯锡曾经在世界范围内采访了多个行业高管。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高管认为，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其所在企业的整体战略考虑中有重要意义，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是管理企业声誉和品牌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
至少目前来看，拥有领先节能技术的企业认为，自己找到了通往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丹麦最大的商业企业协会，丹麦工业联合会认为，在COP15期间，他们有一个责任，把全世界从事清洁能源的企业组织起来，在谈判时发出企业的声音。
最棘手的国际谈判
“争取更多排放量就是争取更多发展空间”
并非所有人都像掌握了节能技术的企业家一样乐观，气候谈判至今仍是世界上最棘手的国际谈判，它是一个环境利益、商业利益、国家利益的复杂交织体。
在气候谈判一次次陷入僵局后，2007年年底，“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新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2009年底，各缔约国将在哥本哈根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如何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美国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如何承担相同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如何承担义务。
海德格尔德所在的丹麦气候能源部，今年以来频繁出访各个国家，与环境、能源官员碰面。6月，海德格尔德在中国与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碰面。她说，“世界非常关心中国何时到达碳排放定点，不过，没有人要求中国承担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
同时，中国亦非常关注发达国家的承诺。哥本哈根大会前夕，欧盟、美国、日本相继公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但和发展中国家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最绿色的欧盟提出碳减排两到三成的目标。但在今年3月的第一次谈判中，中国和南非提出了发达国家至少应减少四成碳排放。其间沙特发表了反对意见，它是产油大国，担心影响经济。
如何达成各方满意的目标，是丹麦气候能源部长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各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也将为哥本哈根会议的走向带来变数，比如美国众议院已经批准减排15%，如果参议院批准，奥巴马没有条件承诺更多。
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是国内最早研究碳减排的学者之一，他评价说，各个国家争取更多排放量，就是争取更多生存发展空间。
中国式减排
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对内争取低碳经济转型
和国际上时髦的“低碳”概念相比，中国更倾向于以自己的方式阐述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近年来，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生态城市，越来越频繁的见之于中国各大媒体报端，背后是决策层推动。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全球气候变化和我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时，何建坤正是讲解者之一。据《人民日报》对这次集体学习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时发表了讲话，认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根本利益”。
胡锦涛提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张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承担减排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同时也主张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
这段话基本代表了中国在气候谈判中持有的立场。
“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中国问心无愧”，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巡视员高广生说，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已经确定单位GDP能耗要下降两成。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关停企业上下这么大决心，“比如炼钢产业，这个会带来社会问题”。
但中国暂时不会作出具体的减排承诺，因为中国仍然有大量贫困人口，需要发展经济，高广生说，这也是京都议定书中约定的内容。
中国是第一个按照公约要求、颁布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国家。十一五期间，除了发改委将节能减排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中国同时将节能减排作为政府领导班子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中国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对内争取低碳经济转型，何建坤说，这两者并不矛盾。
有消息表明，发改委正积极筹备，可能将“低碳经济”纳入国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
记者在丹麦采访期间，听到对中国降低能耗举措的认可，也听到不同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在阻止气候变化方面做得更多。
生意和现实
新增的二氧化碳仍然会记到这个世界的账上
“气候变化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过去的发展，气候变化不是相互做生意，挑战在于我们应该寻找可以消耗更少自然资源的增长方式”，海德格尔德说，丹麦作为东道主，将竭力推动各方达成新协议。
除了具体的减排承诺，资金、技术亦是决定哥本哈根会议走向的关键因素。和资金相比，技术转让更为敏感。此前，某发达国家的能源部曾答应向中国转让某种技术，但却遭到国会反对不了了之。
这些，都是12月的哥本哈根需要化解的僵局。正是因为存在众多的不确定和众多困难，有一些学者已经公开发表了对这次谈判的悲观意见。
各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仍在积极参与，6月初，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表了非政府组织公约，50个来自不同国家的气候变化见证人抛弃各自不同的国家利益，提出有利于人类的建议。
生意仍然是现实的途径。
即使是在以节能著称的丹麦，油气目前仍然是丹麦主要的能源消耗品，为了达到承诺的减排目标，和其他欧盟国家一样，丹麦在全世界11个国家投资碳交易项目，以期获得近两万吨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中国也是丹麦碳交易的对象之一。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丹麦达到了减排目标，而中国在合作的过程中获得了先进技术”，丹麦能源局副局长西蒙思说。
还有更多具体的现实问题等待政治家们的智慧来解决，涉及到国情差异，也涉及到经济利益。
作为丹麦第二大非政府组织，WWF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其气候变化项目组主任约翰·诺伯说，丹麦要达到2020年大幅减排目标，要把重工业转移到国外。比如“东”公司正在德国和苏格兰建设3个很大的发电厂，比一个核反应堆的能量还要大。“丹麦政府应该对此负责”，诺伯说，这些电厂可能要用半个世纪，而这些新增的二氧化碳仍然会记到这个世界的账上。
全球变暖VS气候谈判
一场有关气候变化“大计”的谈判将伴随着各国的“争吵”于2009年12月在丹麦哥本哈根进行。哥本哈根会议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关于气候谈判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希望讨论各个国家的碳排放空间，这意味着对各国生存、发展空间的重新划分，对普通人而言，它可能意味着生活方式的转变。
1997年12月，为使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2009年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至关重要的一年。在《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和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将召开一系列会议，目标是在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成新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