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财政困难可以成为降低财政供养单位养老金的理由的话，那么养老基金困难会不会在有一天也成为降低其他单位养老金的理由呢？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试点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赞同者认为改革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平，消除单位差别带来的养老待遇不公。
担忧者认为，涉及面广泛的改革面临巨大阻力，对改革前景表示谨慎。
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直接原因是财政负担过重。有报道称，我国事业单位离退人员养老金年支出已由1990年的不足60亿元增至逾千亿元，各级财政难堪重负，改革迫在眉睫。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对于正在快速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养老已逐渐成为热点问题，养老金待遇作为择业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早已是事实。虽然各机构的估算有所差别，但今后几十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数万亿元之巨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总数超过3000万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来说，正在着手进行的养老金改革更是关乎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虽然非事业单位的大多数人可以选择围观这次改革，但我以为，围观一个将对数千万家庭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并不轻松。
正如舆论普遍认为的那样，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的主要阻力在于公平问题，而影响公平的主要问题来源于同样依赖于财政资金的公务员没有纳入其中。除此以外，在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中，我认为还有两个问题须加以考虑。
事业单位在中国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组织。它既包括承担着大量公共服务职责的学校、医院、福利院等机构，又包括银监会、证监会这样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与事业单位纷繁芜杂的组织机制相比，构成这一庞大人群的复杂性就不值一提了。即便很多人身在其中，对此也可能是知之甚少。
对一个承担了如此广泛职能的人群来说，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养老金总额攀升幅度的确很高。但考虑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以来已增长近17倍，财政收入从不足3000亿元增至逾6万亿这样一个事实。抛开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这种制度性因素不谈，单从数字上来看，人数大幅增加的事业单位养老金的攀升幅度并不是很大。
只是这里会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如果事业单位养老金只是大体跟上或略超过中国经济发展节奏的话，那么企业养老金岂不是远落后于这一节奏？那么应该调整的方向是不断提高企业养老金水平，使之能够跟上经济发展节奏，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用降低其他人群养老金待遇的方式来实现平均。更重要的是，在事业单位这一统称底下，由于单位的不同，养老金待遇差别很可能存在着天壤之别。
我们有理由相信，花了很多年才搞清楚中国耕地面积远超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政府部门最终能搞清楚来源复杂的事业单位究竟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养老金。当然，公众现在并不是很清楚这一点。
第二个问题，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机构如何参与改革。
并不像很多人所想象的，中国的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一目了然、区别清晰。有一些分支机构按事业单位管理的系统实际上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其总部机构甚至是国务院组成部门。而很多按公务员机制管理的单位，实际上又是名副其实的事业单位。在这些部门，养老金体制可谓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理顺这些复杂的管理体制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而这一成本是难以估量的。实际上，这项工作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但是考虑到成本问题，迟迟不能理顺。要知道，很多机构担负着公共管理职能，一般来说应纳入公务员序列。但是，这一人群数量极其庞大，短时间内解决无异于纸上谈兵。而且，由于这一人群的游说和动员能力远超其他人群，损害其切身利益的改革更需谨言慎行。
很多人认为，将公务员纳入此次改革或许会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简单的看，这种想法很有道理，假如所有财政供养人口均向企业养老金标准看齐，的确有可能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对决策最有影响力的人会削减自己的切身利益么？即便真的做到这一点，那岂不是说所有人的养老金都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成果会到哪里去呢？这种看似平均的改革可能会导致更严重、更极端的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假如财政困难可以成为降低财政供养单位养老金的理由的话，那么养老基金困难会不会在有一天也成为降低其他单位养老金的理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