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些研究中国NGO（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专家介绍，中国政府是在1986年改革开发的政策环境下，允许欧洲的NGO进入中国。虽然远在这以前，国际NGO在上世纪初即已参与中国的发展建设。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资助中国的自然科学学科建设、北京猿人的挖掘鉴定，也支持过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直到1949新中国成立后，该基金会与中国方面的合作才被迫停止。
上世纪90年代中以后，国际NGO大量进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民间草根NGO随之迅速发展。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NGO研究所，恰恰说明中国“NGO现象”的突出。
本世纪初，中国NGO的数字是惊人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2004年曾经指出，将中国所有的NGO加在一起：包括有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如中国妇联、残联等，在中国体制下也被归类为“民间组织”）；民间的草根N G O，以及海外NGO，这三者总数大约在300万左右。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不过，尽管数量庞大，中国草根NGO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却非常薄弱。基本上能够代表公民社会与政府部门对话，影响当局决策主要局限在环保NGO。在环保领域以外，多数的NGO只能发挥社会帮扶、救助等服务性的功能。多年来，政府对NGO的态度也始终暧昧不明，虽然NGO的慈善救济功能渐渐受到认可，但是注册与募款难的情况一直不变，不少NGO于是采用商业注册的方式运作。
而在另一方面，随之社会的发展，NGO的维权色彩加重了。一些NGO将推行制度改革为己任，并更积极地干预社会现实。于是，体制与NGO间关系，从博弈角力，升级到贴身肉搏式的冲突。
最近一个月来，体制外知识分子议论最多的话题，恐怕是著名NGO“公盟”创办人许志永被控逃税、遭警方带走的消息。
公盟的前身是2003年就收容遣送制度提起违宪审查的阳光宪政研究中心，2005年6月重新注册法人名称为“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据其网站介绍，公盟主张中国和平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他们将人权、民主和法治视为努力的方向，主要工作是“选择中国典型的前沿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革意见和立法建议”。
许志永被捕后，在维权NGO群体里造成了风声鹤唳的效果，许多人将之视为当局打压NGO的前奏。也有知识分子警告说，当局连作风温和的公盟都无法容忍，恐怕会将其他NGO都推到激进的道路上。
中国基层领域里官权与民权的冲突，不是因为NGO出现才产生，而是源于现行体制本身的监督漏洞、利益分配不均与权责不符。在这个环境下，维权NGO与民间力量集结起来的趋势，难免给以“维稳”为最高目标的政府造成压力，然而，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取决于政府进行制度调整的能力与决心，而非其他。
采用拖延战术，其实是给未来投下更大变数。把矛盾留到未来，社会情绪积累后爆发出的能量或许更大。近期，我总感到知识界忧心忡忡，忧虑的气氛越来越重。
本文原名：被取缔的NGO，原帖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