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尴尬、生存环境堪忧、未来渺茫……武汉众多NGO面临的痛苦抉择，不仅值得社会大众关注，更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关怀和积极推进。
一个“草根”的环保梦
如果没有投身NGO（非政府组织）事业，1974年出生的柯志强，或许会成为一个专业的广告人，抑或是一个混迹于武汉过得不错的个体户。然而他的生活轨迹，却因为一次偶然的心灵触动而全部改变。
“是那些被污染的图片震撼了我。”坐在记者面前，理着平头的柯志强现在的身份是武汉绿色江城环境文化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在谈及其入行的是因为一组土地干裂、污水横流的特写图片时，他脸上仍显出痛苦的神情，“我是农村出来的苦孩子，对环境变化的感受比一般人更深。”
出生于湖北阳新县的柯志强，19岁时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当时怀揣着60元钱只身来到武汉的他，第一份工作是做搬运工，本来身体不太好的他做得很吃力。一天，一位年过六旬还在做搬运工的老师傅对他说：“做力气活，一辈子就靠卖力气，不值得。你人还年轻，还是去学点手艺吧，那样的人生会更有意义一些。”
老师傅的一番话，照亮了柯志强的人生路。他开始学做广告制作，并希望在此领域能够有所作为。同时利用剩余时间和辛苦积攒的一点积蓄全部拿出来自修中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通过刻苦努力，柯志强终于在武汉新华路上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广告门面。
1998年，结婚后的柯志强事业蒸蒸日上，但当他打开电脑看到为某些部门制作的环保宣传图片时，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想到这些图片丢了实在可惜，柯志强把这些图片放大制作，并计划用5年时间，自费驾车走遍全国，将这些反映环保题材的图片向全国人民展示。
按照正常的思维，工作稳定、苦尽甘来的柯志强这个决定已属匪夷所思，更何况此时的他有妻有子，自然遭到家人的一致反对。“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想不通，但看他那么坚决，最后只能同意了。”柯志强的妻子陈丽华对记者说。陈丽华的支持成为柯志强投身环保事业的精神支柱和经济来源。
2003年9月15日，柯志强开着自购的二手“富康”从武汉市环保局出发，正式开始了自费驾车跑遍全国各地的“绿色环保万里行”活动。近百幅的宣传图片展牌，把柯志强的车厢塞得满满的。为了省钱，柯志强的住宿费从没超过60元一晚，专拣路况差的路走，以省掉“过路费”。
几年下来，柯志强的足迹遍布全国29个省：走过戈壁滩，远抵中巴（巴基斯坦）交界处海拔5000多米的红其拉甫，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目睹干涸见底的艾丁湖……
每到一处地方，柯志强都会与当地的环保部门联系，到高校、企业、广场、旅游景点进行“绿色环保万里行图片展”，同时进行环保演讲。每每见到污染现象，柯志强一定会拍摄下来“立此存照”，并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在南方一城镇，柯志强因拍摄一工厂违法排烟，险些遭到殴打。
虽然环保宣传行动招来一些误解让柯志强感到委屈，但多数人的理解和感动场景给了其继续坚持的动力：在经川藏高速进藏途中，车速超过规定马力的柯志强被驻守士兵拦截下来。按照规定，超过限速的车辆一律返回到山脚，但了解他的行走目的后，驻守部队例外对他进行了放行。柯志强的行为也得到了武汉市政府的表彰，被评选为武汉市首届环保大使。因为在宣传环保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柯志强被选为08年奥运火炬手。
决心把宣传环保当作一项事业来做的柯志强，于2008年2月成立了绿色江城民间环保组织，定期开展活动向公众进行环境教育宣传。
“囚徒”困境
与一般的民间组织注册民政局不同，柯志强的绿色江城注册部门为工商局。“你或许觉得奇怪，事实上我们就是没有‘娘家’的‘孩子’”。
注册工商部门，是柯志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走的一条“中道”。我国对民间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不仅要登记注册取得合法身份，还要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
柯志强当时找到的挂靠单位是武汉市环保局宣教中心，他起初给自己的民间组织取名为绿色联盟。当他带着历时2个月准备的相关资料到民政局注册时，被告知“联盟”、“联邦”等名不能在申请中使用。柯志强将组织更名为绿色江城。因注册需要登记资产，当时尚未找到办公地的他带着自己的房产证到民政部门。经过60天的等待，柯志强被拒绝了。民政局给出的回拒理由是市宣教中心属于市环保局的二级单位，不能挂靠；武汉市之前已有相类似的组织，民政局可以不批。
中华环保联合会所做环保NGO调查结果证实，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共有2768家，从业总人数达22.4万人。这些组织在各级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率也就是具有合法身份的仍偏低，仅为23.3%。
无奈之下，柯志强仿照绿色珠江等民间NGO取道工商局注册的先例，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类别为服务咨询行业。
市民政局宣传主任在接受《鄂商》采访时表示，“挂靠”单位确实是民间组织取得合法身份的难坎，对于相关问题不愿多谈。
当组织具体运作起来，柯志强很快发现注册难只是其中的一道坎，更现实的是钱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办公场地的问题，柯志强想向其他省市的兄弟NGO一样，找到一个房产开发商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在夏日武汉的烈日里，他抱着厚厚的资料跑了30多家房产公司，但赢得的都是口头的赞誉，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大都退缩了。
“武汉这个城市的公益意识还没有上升到一定高度。”柯志强说。随后，他自费在台北路的红梅大厦4楼租住一间十余平米的办公室，房间的右侧排满环保宣传板，左侧刚好放下两个办公桌，这是他和同样热心环保的小黄的办公桌。尽管大厦给了他们每月800元月租的极大优惠，但加上活动，每月3000~5000左右的开支，让这个依靠基金会和自费提供资金运作的NGO，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
缺钱的不仅是绿色江城一家。汉阳马沧湖青少年空间，这家有着政府背景的NGO同样难以逃脱发展所面临的窘境。
在汉阳马沧湖的墨水湖畔成立的汉阳青少年空间，是汉阳区团委直属，由中国青少年宫协会和香港青年协会合作成立的非赢利性机构，在全国是首批试点之一。该项目是中国青少年宫协会通过引进香港社区青少年先进的服务理念、标准、核心项目和经验，结合内地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实际需求，在人口密集社区设立的青少年校外综合服务场所。主要为附近贫困家庭子女提供从物质帮助到心理辅导、思想道德等全方位的帮助。
虽然全部活动资金由政府买单，但因为空间没有独立稳固的财政来源和预备资金，活动方案的展开都要经过层层审批，造成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因为为全国首批试点单位，模式基本借鉴香港，青少年空间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所有发展道路都在摸索之中。
武汉观鸟会、武汉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武汉绿色环保服务中心……武汉能叫得出名号的NGO并不多。据中南财金政法大学对武汉NGO的调查报告：湖北省的NGO组织在数量上都无法与北京或上海一个市的组织数量相比。如武汉注册环保NGO仅有6家，在数量上严重不足。而这6家环保类NGO，在记者采访中发现，仅有2家按照登记地址找到了办事机构，其中两家联系电话已经是空号，还有两家的登记地址已经破败不堪，或者作为它用了。
“武汉NGO所处的位置十分尴尬。首先国外的基金认为中国现在发展得不错，把钱投向非洲等更需要的国家；再者，到达中国的基金或者国内的基金，也会绕过武汉，投向云南等西部地区，或者长江中上游等生态薄弱的地区；武汉NGO的群众基础也很薄弱，且社会捐赠风气还没有形成，严重制约了武汉NGO的发展。”业内人士对记者分析。
混沌中前行
“在国外，NGO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成熟阶段，在相应土壤上的产物。而在中国，NGO是在外部影响下产生的事物，它们出生之后，还得回过头来推动自己周边的环境，让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武汉一家NGO的工作人员小汪对记者说。
在美国，除政府部门、产业和商业部门之外，被称为第三类“非赢利部门”的NGO组织之多，规模之大，都十分令人惊讶。据美国本土的权威调查，美国包括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宗教、工会等等类型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其中慈善、宗教、教育、环保类的NGO约为55万个。环境保护组织在开展公众教育、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促进立法、协调跨部门、跨地区的环境问题等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美国一些大学还开设了NGO的管理和法律之类课程，许多青年人从大学毕业后，愿意到NGO做几年非功利的工作，以回报和服务社会。
与此同时，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这些基金的财力远无法想象。如此庞大和积极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在美国，这种捐赠风气确实已蔚然成风。
国内本土NGO羡慕欧美国家NGO的权力和财大气粗，如同武汉的NGO羡慕上海NGO有着政府免费提供的社会组织办公大楼以及南京市政府一个星期完成NGO注册审批的高效率。关于要走的路，他们已有了初步的思考。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只帮忙不添乱，查缺补漏。”柯志强说。通过开展形式各样的环保教育宣传活动，来推动公众环境教育，进一步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责任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努力。
他给绿色江城设定了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
“中国的NGO得了‘白血病’，造血功能太差。”面对国内NGO普遍发展困难的现状，在去年北京召开的全国NGO年会上，柯志强慷慨陈词，“很多人认为既然是NGO，就不需要赢利，但我认为要赢利。靠别人存活，一旦失去供血者，NGO很容易死亡。NGO不能成为社会负担。”柯志强的发言赢得到场NGO人士热烈的掌声。或许柯志强的发言点到了国内NGO发展中的痛处，但影响有多大也只有在日后NGO的发展中见晓，柯志强自己是准备改变发展方式了。
“在以后开展的活动中，我们会引入企业赞助。”柯志强说，但如何平衡企业利益与公益目标之间的关系，也许是柯志强要面临的新问题。“以后如果有可能，我们想引人专业人才为NGO效力。”
“NGO需要反思和探索。”小汪对记者表示。他认为现在NGO组织最应该打造的是诚信。“武汉需要更多、更强的NGO组织，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他准备继续在NGO领域为之奋斗。但柯志强已有了自己的打算，“我再给自己三年时间，如果组织运作还不能见成效，可能我会放弃。”毕竟，对于一个男人，担起家庭的重任也是人生应负的责任。也许未来会有更多公益人投身到NGO行列中，但对于柯志强们而言，至少，这条路曾经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