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罗湖区委大楼。王娟挤进电梯，到达第15层的妇联办公室，泡一杯茶，坐定，时针尚未指向九点，打开电脑，接着完成昨天的各种报表。
这个27岁的武汉女孩，举手投足和办公室的其他女公务员并无区别。其实，她并不是一名公务员。她是深圳市罗湖区妇联从一家非政府机构——深圳市社联社工服务中心花6万元“购买”的“外援”。
与王娟一起被“购买”到罗湖区妇联的还有23岁的路，她被安排到罗湖区下属的翠竹街道妇联办公。
两个女孩都是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刚刚步入职场的“新生”，正如他们从事的职业——社工，一个中国内地新生且陌生的职业。
“我过来和您随便聊聊”
“您好，我是被安排到翠竹街道负责单亲母亲帮扶的社工小路。方便的话，我想去家访一下，和您随便聊聊，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帮助到的。”路一字一顿地打电话。
路在电话中说到的“社工”，是社会工作的简称。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助人为宗旨、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91年7月，但社会工作市场化和非政府化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在中国具有将部分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还于社会的意义。2007年3月，深圳市南山区开始面向中国招聘99名社工，这是以政府部门出面招聘的方式录用社工。
每一次电话约访单亲贫困母亲，路都很紧张。这是她一个新“案子”的开始，她需要思考很久，这次要怎么说，才能让对方接受。此前，路和王娟挨家挨户进行过一次调查问卷摸底。问题是自己设置的，目的是简单了解罗湖区单亲贫困母亲的情况。
2007年，深圳市罗湖区妇联建有一个334名单亲母亲的档案。这是罗湖区妇联的工作人员以及下属各个街道、社区的妇干(妇女干部)调查统计而来的。
2008年，路和王娟重新调查，并且划定更多的限制：最小的孩子不大于18岁，月收入不超过550元。调查结束，筛选下来的帮扶对象有200多名。路借着调查问卷见过面的由头，挨个给翠竹街道的单亲贫困母亲打电话。
这些单亲贫困母亲不知道什么是“社工”，只知道他们是由社区妇女干部引荐而来的工作人员。她们很奇怪这几个年轻人的工作方式——“随便聊聊”，在印象中，政府工作人员并不会到他们家中随便聊聊。
路和王娟有两个直接“老板”：机构——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用人单位——深圳市罗湖区妇联；事实上，还有主管单位——深圳市民政局，她们同时受到这几方考核。
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主任严书翔，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后来考到深圳市人事局工作，再下海经商，尝试了不同角色、不同职业。
深圳市毗邻香港，社工行业在中国内地走得最早，2007年便开始酝酿社工行业的非政府化。5月，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办主任找到严书翔，问他：“愿不愿意接手社工办底下的社联组织？”当时深圳市还没有非政府化的社工组织。严书翔答应了，此时他连什么是“社工”都一头雾水。
6月，在深圳市民政局的组织下，三家非政府化的社工机构成立。严书翔牵头的社联社工服务中心也脱离民政局，在财物上和主管部门划清了界限，但严书翔的政府关系和资源还在。
深圳市民政局定下“游戏规则”，“购买”社工，必须由各个机关单位上报申请需求岗位和人数，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办从几家社工机构中自由选择。2007年8月，第一轮社工“购买”。严书翔提交自己对招聘岗位的设想和方案，到主管单位“上门走访”，最后推荐会接受审核。当时，他的机构只有几个管理人员，没有专门的社工，仰仗对项目的理解，更多的是政府关系，严书翔拿到两个社工“购买”名额，一人一年6万元。
严书翔这才去各大高校的社工专业和相关专业招聘社工，并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找到合适的，严书翔从中挑选两名上岗，其余的并不着急拉进服务中心，而是等着下一拨政府“购买”。
这一次，深圳市民政局一口气“购买”了37名社工服务，他们大多是2007年的高校毕业生。
9月30日，为了更完善社工服务，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社工1+7文件，这是中国第一个社工规范文件。在这个发展意见指导之下，制订了职业水平评价、人才教育培训、专业岗位设置、发挥民间组织作用、财政支持、“社工、义工”联动七个配套实施方案。
路和王娟属于2008年2月入职的第二批社工。元月，深圳市各区政府再次购买社工服务，岗位有司法矫正社工、妇女家庭社工、社会行政社工等，最后与9家民间社工服务机构签订协议，购买427名社工服务。这一次，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获得31个名额。
2008年末，深圳市成立和正在考核通过的社工机构已达到18家。现存的社工“购买”方式并不透明规范。截至2009年1月，深圳市民政局总共“购买”542名社工。私下讨论，深圳社工办负责人告诉几位社工机构负责人，2009年政府“购买”可能会改革为较规范化的招投标方式，“购买”300名社工。
“原来社工和别人还是不一样”
46岁的单亲母亲李玉梅(化名)在电话中同意路的家访请求。第二天，路找到李玉梅的家，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是城中村，四层低矮的民房，楼梯阴暗潮湿。她住在最上层的小阁楼。简陋的小厨房挨着卫生间，挪步是客厅加寝室，边上是挂满衣物的小阳台，整个屋子不到15平米——她和女儿睡一张床，儿子睡一张床。
李玉梅比实际年龄略显苍老。离婚没多久，前夫去世，一家三口每月仅靠李玉梅做清洁工所挣的1500元。扣除社保，仅有800多元。小阁楼房租要500元。大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初中上完就辍学在家。小儿子今年刚上初一，还要交学费。路不断地点头示意，专注的倾听着：“可以申请补助吗？”
“第一胎小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没来得及办手续，就生了第二胎。”李玉梅回答。路明白过来：李玉梅违反了计划生育条例。经济条件不好，使得她一直没有交罚款。虽然达到低保标准，却领取不到低保补助，也无法申请廉租房。逢年过节，政府会有对困难户的慰问性补助，李玉梅都无法享受到。
她开始不断对路抱怨：“我好惨啊，我是世界上最惨的人。”聊着聊着，哭了起来。路不做声，静静地看李玉梅哭。李玉梅反倒不好意思，抹一把脸，打圆场：“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路点点头：“其实你的这个经历不是一般人都能承受的，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了，会去走其他道路。这样看来，你是格外坚强的。”说得李玉梅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这一招其实是深圳市民政局从香港聘请的督导教的：“不要急着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而是要让她把情绪倾倒完了，再去解决。”香港社工积攒了很多经验，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办一年来聘请了26名资深的香港社工督导。平均每个督导在深圳担任着22.5个社工岗位的经验传授工作。
路请教香港督导：“像李玉梅这种违反政策的情况该怎么办？”香港没有类似的计划生育政策，督导也答不上来，只是提示：“灰色地带，政策都是无法解决的，一般要避免提及，因为说出来也没有办法解决，反而会加重案主的负担。”
第三次家访，李玉梅聊得多了起来。路开始有意引导李玉梅聊自己的童年：小时候父母闹离婚，她习得父母之间的互动模式，现在运用于与自己的孩子交流上。
她对李玉梅阶段性辅导的目标开始明朗起来，也对李玉梅的个案正式开题，包括描述案主的主要问题，让案主自评困扰程度，以及工作总体目标，同时还需要整理一份李玉梅的个案基本信息和家庭图。
李玉梅的家，路去了十几次。督导曾经告诉过她：“我们要陪着他们一起走，而不是在前面拖着他们走。”这种陪伴也使路深有感触。刚开始做社工她会想：“人家干吗和我说心事。”当关系密切起来，案主也开始讲述心事。有的案主说：“小路，这些话我和其他朋友都不说的，也就是你，我才说。”听到这话，路会很惊喜：“社工和其他人还是不一样的嘛。”
未来往前走？
当然，并不是每个社工都能体会到自己职业的不一般。社工的裁判员是政府部门。许多被政府“购买”的社工，做的是行政工作。
对王娟来说，她现在最实际的问题是：“请不到假。”除了要和用人单位——妇联请假，还要向机构——深圳社联社工服务中心请假。请假的难度大，王娟往往放弃。
年末又往往是社工最忙碌的时期，要准备许多份不同版本的总结和报表，社工机构、用人单位、主管单位——深圳市民政局，各个部门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给社工下发不同的“期末考卷”。
未来的前景路和王娟很难预料。深圳市政府规定社工工资指导价：机构扣除10%左右做日常管理费用，其余的为该社工工资。王娟，研究生毕业，每月税前工资为4000元，路本科生毕业，每月为3500元。她们私底下聊天称，这份待遇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还算不错，但是明年，或者再过几年，待遇会怎么变化，还是不管从业长短，每个人每年6万元以下？
社工的多头管理，令严书翔很头疼。这可能造成社工人才的流失。王娟的不少社工朋友，工作一段时间就转为行政人员，或者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社工不是赚钱的行业。刚开始不是很有信心一定要做这个职业。我当时觉得这份工作是先锻炼自己。现在不可能一辈子做一个职业。”闲聊时，王娟说。
正如香港基督教服务处行政总裁吴水丽对深圳社工说：“几十年前开始在香港做社工，那时香港的情况和今日社工在深圳面对的情况很相似。社会人士不明白社工是什么？做些什么？社工的岗位、社工的职业阶梯、待遇未见完善，用人单位要不就把社工当作没有用的冗员，或就是把社工当作全能的神。”
这也是今天中国社工的尴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