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国家的性少数女性恐怕是可见度最低、受歧视程度又最高的群体之一。她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极其恶劣。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妇女几乎毫无权利可言，她们的生活被家中的男性所操控，以至于自己嫁给谁、何时嫁、婚后生几个孩子、甚至于穿什么衣服，她们毫无发言权。同性情感在这些国家如果不被论罪，也至少背负着严重的污名，被视为变态和疾病。此外，这些国家的女同社团发现，寄望于男同组织几乎是缘木求鱼，而女性主义运动又对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益漠不关心。在这样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中，性少数女性如何生存，她们的团体和社会运动如何绝路逢生？Outgames（世界同性恋运动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落幕，让我们聆听赛会附设的论坛上、两位中东拉拉讲述的故事。
世界同性恋运动会的会标
瑞玛（Rima），来自巴勒斯坦
我的初恋是在13岁，在那个年龄，好几个女孩都令我怦然心动。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惶惶不安中，我否定自己、压抑自己，但在接近我心仪的女生时，我还是禁不住面红心跳。
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却从来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好些时候，我都寄望于母亲能让我敞开心扉，但她一次次地让我失望了。亲人近在咫尺，我却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去倾诉心声。我孤独，我的秘密，只属于我自己。
我向上帝祈祷，想变得和周围的人别无二致。毕竟，“异类”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很多年，我都郁郁寡欢。
24岁那年，我才第一次告诉密友，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Lesbian这样简简单单一个词，竟然花了我一个半小时才从牙缝里挤出来。我当时是那样担心，担心最好的朋友会因此而对我另眼相看。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她没有，而且她还提到了许多和我一样的人，以此来让我安心。那个时候，因特网是关于性倾向的资讯的唯一来源，而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是英文的。想要用一门外语来读懂我自己，何其艰难。
有一天，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女同性恋者在谈论同性恋问题。我喜出望外，立刻上网查找她的联系方式。她介绍我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女同志组织——Aswat。在Aswat的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其他的女同性恋者。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是阿拉伯世界里唯一一个爱慕女性的女生。现在，我发现自己其实从不孤单，我不仅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有一个支持我、帮助我的大家庭。Aswat的存在，给了我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勇气。
巴勒斯坦女同组织Aswat的徽标
我开始和女友一起参加Aswat的聚会。我的父母察觉到了我和这个女孩之间关系特殊。当他们询问时，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我爱她。关于感情，我不想遮遮掩掩。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她在一起，和她共同生活。
我的出柜让父母觉得到了世界末日。他们指责我变态，说我疯了、需要看心理医生。一夜之间，我不再是他们聪明乖巧的女儿。我辗转难眠，回想起父母曾经称我“假小子”，我记得母亲上百遍地说过，上帝把我造成一个女儿绝对是个错误，我是在出生的那一刻才变成女儿的。我明白，父母其实很早就知道我与众不同，他们只是不愿承认罢了。他们在乎的只是亲戚朋友的看法，他们一刻也没考虑过我的感情、我的生活。他们只想让我和别的人一样，结婚生子。但是，那样的人生不是我的；我是瑞玛，我是一个女同性恋，我有自己的感情、我有自己的梦想。
以色列同志游行
当我告诉父母，我要离开他们搬去以色列港市海法，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作为一个生在巴勒斯坦社会的女性，我被认为应该陪伴父母直到自己出嫁或者终老。母亲威胁说，我的兄弟会以武力对付我，而她对此将束手无策。虽然我知道兄弟们从不曾对我动粗，但心中还是不免担忧。现在，我的家人除了在乎自己的面子、除了在乎别人怎么说，已经别无顾及了。
如今我明白，父母可能永远也不会接受我的性倾向，但他们已经接受我“与众不同”这个事实。向父母出柜，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身份危机，他们以为自己是天下唯一的同志父母，就像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女同性恋者一样。从这个角度讲，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我知道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里，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是多么难以生存。这个社会不接受“不一样”的人，唾沫星子就能淹死你。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社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它，才能澄清误解。
“酷儿对巴勒斯坦战争说不”
巴勒斯坦的女同志组织Aswat正是以实现这种变革为自己的目标。对于我个人、以及更多的巴勒斯坦女同性恋者来说，Aswat都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作为民族和文化上的少数群体，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权和生存权正遭受着威胁。也正是这种威胁，使得巴勒斯坦人牢牢抓住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遗产不放，甚至走向了拒绝任何改变的极端保守主义。这种极端保守主义把同性感情当作外来的文化入侵，当作对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威胁。而Aswat相信，巴勒斯坦社会应该拥护积极的变革，这才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道。为此，Aswat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
Aswat积极建立和其他的人权及女性主义团体的合作关系，因为我们和这些团体拥有共同的信念，例如，天赋人权和两性平等。我们同这些团体一起开展诸如性教育、领导力培训等项目。这些合作让我们认识到，在巴勒斯坦社会内部，我们拥有不少并不是同性恋团体的同盟者。
“全体巴勒斯坦妇女，团结起来！”
而作为个体，一个女同性恋者想要在巴勒斯坦社会立足，也必须斗智斗勇。以下即是巴勒斯坦拉拉的“生存宝典”：
首先，找份工作！这将使你从父母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只有经济独立，才能取得人生的自治权。
其次，继续读书。教育给人赋权。它是职业生涯的入门券，更是增长见识、步入宽广天地的阶梯。
第三，走出自闭，积极活动。参加各种社交圈子、聚会、讨论、工作坊等等，在这些场合你能够自我表达，又能结识开明、自由的同路人。
第四，你需要自己人。也就是说，支持小组是极为重要的，它能让你感到被接纳，让你在面临危机时有援可寻。要想让自己的生活不那么孤苦，就一定要努力和周围的同志团体建立联系。
第五，非黑并不即是白。这句话是说，出柜可以是灵活的，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出柜的时间、地点、对象和程度，而且出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必一下子对所有人都毫无保留。出柜前一定要充分评估自己的环境和不同的出柜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从而选取最安全、最有利的途径。
最后的忠告：当条件成熟之时，请一定要有“离开原生家庭、独自面对人生”的魄力！只有离开，才能真正成为自己的掌舵人、实践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以上这些经验，是被我自己、以及许多Aswat的女同志们所验证了的。这些经验表明，在巴勒斯坦社会，女同性恋者一样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希望这些经验也能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拉拉有所帮助。
Aswat的宣传页：“我有权生活、有权选择、有权成为我自己”
史蒂芬妮（Stéphanie），来自黎巴嫩
我是黎巴嫩女同志组织Meem的成员。Meem是一个同性恋、双性恋、酷儿、跨性别以及“不确定”女性的社团。为了保护成员的安全，我们保持低调，并以此为出发点求得生存与发展。
成立我们自己组织的想法，肇始于我们感到男同的组织由于几乎清一色地关注艾滋病而无法贴近女同志的诉求。我们现在和黎巴嫩、其他的中东国家、以及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组织建立了联系。
黎巴嫩女同组织Meem的徽标
我基本上是在Meem成立之初就参与了进来，而我成为一个女性权益积极分子则是更早以前的事。因为我的身体是女性的，我受到了歧视；而因为我看起来不像一个女人应该像的样子，我受到了更大的歧视。但我看待世界是公平的，并不以怨抱怨。作为Meem的成员，我感到自己更有力量，因为我成为了更大一群积极分子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在组织成立后的两年中，走过了许多的里程碑：我们发展了三百多位成员；租下了一个安全的空间——我们称为“我们的家”——来召开会议、举办工作坊、进行聚会；我们开展了心理、医疗、法律方面的诸多项目；还为性少数女性设立了实习计划以便她们能参与自己社区的工作。
我们发现，国际同志运动对于女性主义之于同志的意义还认识不足。以黎巴嫩为例，这里的女性面临的首要困境在于,她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生活或者个人身份；她们要么是父亲的女儿，要么是丈夫的妻子，却唯独不是她们自己。虽然近年来这一情况稍有改观，但大势依旧——女性不是独立的个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女同性恋者试图模仿男性，因为她们不自信于女性的身份；另一些人虽然有女朋友，却不敢随心所欲地发生性行为，因为她们知道有朝一日自己还是得嫁人的，因此必须保全自己的处子之身；还有一些人寻找男同性恋者来假扮夫妻；有一些人干脆选择压抑和否定自己的性身份，转而投身宗教；甚至有人因为看不到前途而自杀。
形式婚姻在遭遇逼婚而走投无路之时看起来似乎能解燃眉之急，但形婚实际上是个后患无穷的下下策。当事人不仅要付出登记结婚的法律代价，父母随后迫切想要抱孙子的追问也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最糟糕的是，那种“结婚只是形式、婚后还是各过各的日子”的说法，其实永远只是一个神话，现实当中因此而起的纠纷总是让人不胜其烦。
以宗教作为逃避之所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解决办法”，这倒不是说，性少数人群中没有任何有宗教信仰的个人，而是说，因为惧怕和否定自己的性倾向和性身份，从而选择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过起禁欲生活，这是有悖于身心健康的。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其实是内化的恐同心理的反映。
在黎巴嫩，一个女孩绝不可能毫无顾虑地和她喜欢的女生在大街上并肩行走，更遑论牵手、亲吻一类的亲密动作。黎巴嫩的女同性恋者必须要找到隐秘的地方才敢约会，这往往给两人的交往带来极大的不便。就算找到了一个可供情侣独处的场所，深深刻在脑海中的恐惧也时常令同性爱人们在约会时胆战心惊、风声鹤唳。
自由地爱，穆斯林拉拉的梦想
当然，有一些女同志也选择大胆站出来，勇敢面对歧视、面对她们的父母，但这些女性常见的下场便是，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被剥夺财产的继承权、或者被囚禁起来、被强行嫁人、甚至被杀害。有一些女同志很高调，她们不害怕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但她们时时刻刻面临着威胁，往往成为那些叫嚣要“修理变态者”的人袭击的目标。
有人认为，要改变同志人群的处境，只要改变“534条款”就可以了，该条法律对“非自然的性行为”论罪处罚。但实际上，就算这条法律得到修订，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态度并不会动摇，人们认为女人愚蠢，因此不能给她们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同性性行为非罪化，女同性恋者仍将难逃虎口。因此，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人们对女性的态度。
鉴于此，和非同性恋社团的合作就显得极为重要。在一个随时随地都想对我们发起攻击的恐同社会中，我们每争取到一个支持同性恋社群的异性恋者（即所谓“直同志”），都意味着向我们处境的改善靠近了一步。我们曾经与女性主义团体Feminist Collective 合作，通过她们，向社会传达出要善待同志、打击恐同势力的呼吁。虽然改变人们的想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正如我前面所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变同志的处境。
“我是穆斯林，我是女同志，我很快乐”
这次，当我准备前来丹麦的时候，我决定要购买一些性玩具带回黎巴嫩去，因为性玩具在黎巴嫩是禁售的。但我很快就为怎样才能顺利过关而发起了愁。如果被海关抓到我行李中有这些东西的话，我麻烦就大了。我思来想去，打算把假阴茎放在融化的蜡中，等蜡凝结就可以遮盖假阴茎的轮廓，回家后我可以再把蜡加热，把“藏品”取出来。后来我又想，还不如找个玩具熊，把东西缝进熊肚子里！可是，说到底，我为什么要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啊？我为什要因为享受自己的性生活而害怕？我为什么要因为享受生命而害怕？我为什么要因为成为我想成为的人、过我想过的生活而害怕呢？！
作为一个黎巴嫩拉拉，我不得不采取迂回战术，那么，就让泰迪熊委屈一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