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COM的中文名字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主要针对企业侵犯工人权利、安全健康、福利及尊严等行为开展倡议运动。这个来自香港的民间组织自2005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内地的劳工问题。
SACOM：蚂蚁与大象的战争
SACOM，一个香港的民间组织连续几年发布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2009年被他们指为“血汗工厂”的是新世界地产。
之前，迪士尼、戴尔、玖龙等知名企业曾出现在他们的报告中。他们的报告引起激烈的反响，取得一些有形无形的成绩。一家代工厂不愿意做出调整中止了与迪士尼的合同，并于2007年倒闭。工厂员工把倒闭归咎于SACOM。丘梓蕙，SACOM的创办人和组织者，一个26岁的香港女子，对此感到很无奈。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自愿，而是迫于消费者力量的崛起及压力。遗憾的是，SACOM却是一个香港的民间组织，在内地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们的权益，需要他人来维护。
受其启发，去年岁末，几名大陆大学生发布可口可乐血汗工厂报告。在与大公司的博弈中，他们感觉到自己力量微弱。
本报记者 白红义 王熙喜 发自上海
SACOM谴责迪士尼的代工厂存在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
新年伊始，SACOM与新世界中国地产开始了一场战斗。
SACOM的中文名字为“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主要针对企业侵犯工人权利、安全健康、福利及尊严等行为开展倡议运动。
这个来自香港的民间组织自2005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内地的劳工问题。随着一份又一份针对血汗工厂的调查报告的披露，SACOM将许多国际知名企业纳入了自己的监督对象，进行着一场又一场蚂蚁叫板大象的游戏。
SACOM再行动
2009年1月4日，SACOM发布了《2009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报告直指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新世界中国无视劳动法，通过非法用工赚取超额利润。
SACOM发布的报告称，2007年7-12月期间，SACOM及内地大学生调查员先后走访了新世界中国在大陆地产项目的工地，结果发现新世界中国工地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接近零、工资拖欠率近100%、工时极长等十大非法用工问题。
报告公布后，双方即陷入一场口水战。
1月9日，新世界中国针对调查报告作出正式回应，称新世界中国在国内的每一个项目都遵守当地法律经营及管理，该集团并没有允许分包商非法对待其建筑工人。
针对SACOM报告中的十项用工问题，新世界中国做出了逐条回应。该公司认为，其旗下的项目中大部分承建商都与工人签订了独立的劳动合同；新世界中国在确保工人工资按时发放上作了很多努力，其中间不可能再有分包或包工头；在工时问题上，大部分工人愿意多工作，以赚取更多的加班工资……
1月10日下午2点，SACOM在北京召开“回应新世界发布会”。SACOM在声明中称，根据中国建筑法的规定，发展商均应对建筑工程施工过程承担管理和监督责任，不能一推了之。三个小时后，新世界公司发布了《对SACOM报告之进一步回应》。
一场口水战在所难免，这样的经历对SACOM来说并不意外。
据丘梓蕙介绍，SACOM成立至今，调查过的企业有迪士尼、佐丹奴、堡狮龙、戴尔、惠普、宏基、苹果、玖龙纸业。如今，再加上一个最新的新世界中国地产。这一长串的名单背后，是一个个实力雄厚的国际知名企业。与它们相比，SACOM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但他们却总是扮演那只挑战大象的蚂蚁角色。
蚂蚁VS大象
SACOM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叫做《寻找米奇的良心》。
2005年夏天，SACOM针对迪士尼在内地代工厂的工人权益进行监察，并在当年8月香港迪士尼乐园开张前夕抛出这份报告，谴责迪士尼的代工厂存在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和迪士尼《生产行为守则》的情况。
丘梓蕙参加了这次调查。此前，身为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丘梓蕙自己十分喜爱米老鼠标志三个圆圈的设计美感，但调查经历使她对迪士尼感到失望。
这份报告引起了很大轰动。迪士尼被迫和SACOM谈判，但结果无疾而终。
2006 年暑假，丘梓蕙再次进入珠三角，对另外三家为迪士尼供货的外资厂商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SACOM发布了第二份报告《继续寻找米奇的良心》。
2007年1月31日，这家工厂突然关闭，800余名工人瞬间失业。迪士尼公司事后发表声明表示，授权商自己无意作出修整，认为迪士尼国际劳工准则过于严谨，并与迪士尼终止了合作关系。工人则将工厂倒闭的责任归咎于前来调查的丘梓蕙。一份旨在促进企业改善的监察报告，却在客观上加速了工厂关闭、工人被遣散的结局，丘梓蕙觉得很无奈。
2008年4月，SACOM再度发布《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这一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玖龙纸业。
当年两会期间，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出席的张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新《劳动合同法》颇有微词。她的高调引起了SACOM的注意。“香港从没有人关注过香港资本在内地的行为，既然张茵在两会时高调反对《劳动合同法》，我们就想到她的企业去看看她做得到底如何。”丘梓蕙说。
经过调查，SACOM认定玖龙长期存在严重违反中国劳动法规的情形，玖龙纸业于是被冠以“血汗工厂”的称号，SACOM称其为“港企之耻”。
当年5月26日，广东省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东莞玖龙纸业不是‘血汗工厂’，但存在严重的以罚代管、工伤事故较多、超时加班等四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我们认为工会这次的响应相当积极，是企业与工会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典范，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于广东省总工会的回应，丘梓蕙给予了积极评价。
一个组织的诞生
丘梓蕙是SACOM的创始人之一。2005年大学毕业即进入SACOM成为全职工作人员，拿着相当于香港刚毕业大学生的工资，却乐此不疲。
SACOM是一个“蚊型”的民间团体，全职工作人员只有3人，成员有40个左右，而全球的学者顾问多达100多人。经费部分来自学者捐款，部分向欧洲的慈善基金申请，但“所有接受的捐款不会超过本会收入的三分之一，以维持本会的独立性。”
关注大企业是SACOM的一个策略。丘梓蕙介绍说，大企业更加注重公众形象，如果它们的代工厂经过调查是“血汗工厂”，SACOM花几千块钱做一个报告，就可以让他们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被破坏。在社会压力下，工人的生产条件和待遇就会有所改观，这对其他小企业有榜样和示范作用。
中国资深劳工问题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一直关注着SACOM的成长。他对SACOM的建立以及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揭发那些不遵守法律的企业，保护工人的权益，是“表达消费者意见的一种很重要的形式”。令他有些遗憾的是，SACOM却是一个香港的民间组织，内地还没有人从事这样的工作，“这是内地的媒体和NGO的悲哀。”
要改变工厂和大公司的态度却非常困难。SACOM已调查过的企业中，SACOM前年成功迫使迪士尼直接介入一单代工厂倒闭的工人赔偿个案。“这是三年来施压的成果，间接令迪士尼承认对其代工厂工人的责任，而且迪士尼也在考虑对工人进行培训。”丘梓蕙说。
惠普已开始进行NGO入厂做工人培训，戴尔则未有任何进展。“玖龙引起了内地极大的社会回响，最后广东省总工会介入，成立独立调查小组。”丘梓蕙说，香港的企业对SACOM的报告则很反感，而且态度很消极。
在一些人看来，SACOM在用发达地区的标准来衡量发展中地区。丘梓蕙则认为SACOM的做法非常配合国情，“我们对国情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们并不是以国际什么标准去衡量每一间工厂的行为，而只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去衡量是否违法及无良。
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自愿，而是迫于消费者力量的崛起及压力。SACOM要想唤醒中国消费者的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月7日下午2点，丘梓蕙组织了30多个学生来到位于香港中环皇后大道的新世界集团的大礼堂进行抗议，拉出横幅标语，以表示对中国农民工的支持，并要求新世界中国立即监督辖下的施工商。他们还颁给新世界集团“最差企业公民奖”，而新世界也接受了这个奖。
广州新世界工地调查
本报记者 黄昌成 实习生 宋凯欣 发自广州
1月10日中午1点30分，位于广州市中山大道西路158号的东方新世界楼盘工地正值工人上班高峰期，建筑工地上的机器再度轰鸣起来。休息了两个小时的架子工、木工、杂工和钢筋工人等陆续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埋头苦干。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工地属于新世界中国，只知道给自己发工资的包工头。在6天前，中国香港大学生机构SACOM发布了《2009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指出新世界中国在成都、广州等7大城市的10个工地违反30多条劳动法律法规，新世界中国非法用工的恶名就在全国范围传播开来。
脆弱的安全帽
来自湖北荆州的50岁的女工吴珍英和丈夫在楼盘工地里当施工升降机的操作员，两人每个月总共可以拿到工资2400元。当她准备把几个电线工送上楼时，电梯的闸门卡住了。她赶紧四处找人维修，可是没人搭理。
类似“电梯危机”之类的安全隐患在东方新世界的工地上并非孤例。就在当天早上七点，当大家都睡眼惺忪地在工地上打着呵欠的时候，一根一米长的钢管从高处掉了下来，砸伤了一个外架工。
根据工人的经验，事故大多发生在工人刚开工干活的时候。上一年的11月22日，一个工人在上班时拉着装满砖的斗车在工地上走，凹凸不平的地面导致斗车侧翻，工人扭伤了脚，但当天的工资被用来支付工伤的药费。
依照房地产开发的惯例，东方新世界楼盘的二期工程被分项发包给两个建筑公司：上海建工和广东中南建设物业发展总公司承建。两家公司再把各自的工程分拆，发包给小的建筑公司、劳务公司甚至没有任何资质的包工头。
根据SACOM的调查显示，仅仅是武汉新世界长青花园项目，就有武汉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承建商在工地上开工，而这种分包模式是导致工地上问题频出的主要原因。95%以上的农民工是由不具备任何施工资质和用人资质的包工头带到工地上干活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几乎为零。
不少施工单位并没有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即使部分工地买了，也只是不具名地购买一定名额、或按照工程造价的百分比购买商业保险。这导致了工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并在工人当中形成了“伤者白伤”的错误观念。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施工单位为民工购买了工伤保险，”SACOM的调查报告说，“工人们也认为公司没有购买工伤保险，但都觉得工人一旦出现工伤，公司应该承担责任。”
“如果碰上受伤什么的，自己受罪不说，耽误了时间连工资都没有。”这是东方新世界邹师傅的话，也是所有工地上工人的共识。虽然大家都觉得工地提供的安全帽“根本没什么用”，但都会老老实实地把它戴在头上。
糟糕的住宿条件
另一个容易发生意外的是在工人的生活区。为了省钱，不少工友都会在宿舍里自己做饭，或者用“热得快”来烧水洗澡。
在2008年9月，SACOM在武汉常青花园进行调查时发现，在晚上用电高峰期，由于很多工人用电磁炉做饭，工人宿舍经常出现短路、超负荷用电导致电表保险丝被烧断的断电现象，而且曾经发生过火灾，幸好未造成大的伤亡。
尽管集体宿舍里危机重重，工人们还是不得不住在里面，因为这样可以每月节省100多元的住宿费。
东方新世界的工友们住在离工地约15分钟的路程的一栋被弃置的2层楼房里。除了在一楼有一个小卖部和一个饭堂之外，其他的房间住满了工人，房间里的每个床铺之间用一道帘子隔开，不少人一家三口就睡在1.2米宽的床上。宿舍里男女混居的现象很严重，一名女工表示，她很希望在外面租房，但付不起租金。
新世界绝大多数工地的工人住宿区均与施工现场连为一体，住房类型主要是活动房(或简易房)、平房和工棚。活动房在工地上算是条件最好的，一般内设高低床，每间宿舍面积约20平方米，居住8～12名工人，住宿区还提供简易的厕所和洗澡间。工棚由草席或石棉瓦做围墙，钢管做支架，石棉瓦做顶棚，既不防风，又不挡雨，雨季漏雨严重，工人的被褥常会被雨淋湿。屋子里脏兮兮的鞋和袜子到处都是，十几个空啤酒瓶子在墙角静默着，落满厚厚的灰尘，床上的被子散发出潮湿的气味。
暧昧的劳资关系
钢筋工小韦只知道自己是上海建工的工人，一切顺利的话每个月可以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但这4000元并不会每个月准时足额发放到他手里，而是由老板保管，他只能领取一定数额的生活费。
这种类似克扣工人酬劳的工资制度，在新世界的10个工地都是大同小异。新世界的承建商一般都是在工程完工或者到年底一次性以现金形式给工人结清工资，平时则会每个月向工人发放500－1000元不等的生活费。
在上一年的10月8日到12月18日，东方新世界20个杂工就因生活费问题而罢了两次工。在此前，包工头每月给每人发300元生活费，他们觉得这300元根本不够用，10月8日，他们集体在宿舍罢工，逼迫包工头把他们每人的生活费提高到600元。谁知道两个月后，包工头又拖欠他们的生活费，于是工人们又在12月18日罢工半天。
根据SACOM调查，在接受调查访问的东方新世纪工地上的35名工人之中，只有一位属于“中南”的塔吊工指挥员跟“中南”签了劳动合同。其余的只是跟包工头订口头协议。
而在离东方新世界不远的逸彩新世界，为了赶工期，工人们在这个冬天要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7点半，中间只有半个小时休息。
“在工时问题上，大部分工人愿意多工作，以赚取更多的加班工资。”新世界中国在针对SACOM的调研报告时回应说，并称新世界中国旗下之项目为物业发展商，不具施工资质，工人不与物业发展商产生劳动关系，“SACOM报告中提到的不规范行为应由承建商和分包商承担。”
东方新世界的承建商之一上海建工广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则称“负责人不在”，并表示对东方新世界的施工情况“不了解”。
工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正在开发商与承建商之间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他们不知道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任何为自己的人生安全增加保险系数的有效手段。他们甚至在盼望经济危机能早点过去，让老板多赚点钱，这样可以多给他们发点工资。
大陆大学生监督可口可乐
本报记者 王熙喜 发自上海
大陆的大学生们也在向“血汗工厂”说“不”。去年12月，几个中国大学生的一份报告指出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存在非法使用劳务派遣工、超时工作、工资低于最低标准等问题，将这家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公司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
调查报告《可口可乐调查报告─全国最有价值品牌故意逃避法律和社会责任》指出：可口可乐公司的装瓶厂存在大量滥用派遣工的问题─派遣工的旺季工作时间每个月高达330小时，违反《劳动法》工时标准规定，工资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甚至有被拖欠克扣的情况。此外，可口可乐装瓶厂还存在工伤事故频发、非法收取进厂介绍费、随意解雇工人等问题。
报告还用大篇幅描述了可口可乐5个装瓶厂的派遣工“从事最危险、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时间也最长”，但是待遇却远不及正式工，存在“工人吃不饱饭、伙食极差”、“超长时间加班，休息时间少”、“不买保险”等问题。
12月报告出来后，没有获得关注，只有网易表示愿意让他们在博客里发表。可口可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讯部总监翟嵋在12月14日知悉了这一消息。3个小时后，可口可乐5家企业中的4家作出回应，均表示报告内容不属实或不确切。
此后一周，可口可乐公司与大学生打起了“口水仗”，双方各执一词。
在大学生的攻势面前，翟嵋一再提起，“可口可乐不是全盘否认，而是认为公司有待提高的地方，但欢迎善意的点评，抵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为免于祸水湿身和不必要的口水战，可口可乐提出请政府部门主持公道，大学生则一开始就将报告递交全国总工会。
1月17日，全国总工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总工会保障工作部部长李守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总已经注意到有关该事件的报道，“我们现在在密切关注，”李守镇称，“如果它真有违法、侵权的行为，也是所在地工会和企业工会配合协调和督促劳动部门给予解决”。
没有定性，双方的较量在继续。
去年12月28日，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在京举办“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的完善”研讨会，邀请律师、媒体、学生代表造势和研讨双方争论的问题。1月10日，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向商务部发出《公开信》称，为避免“可口可乐装瓶厂的非法用工行为传播到汇源果汁的相关工厂”，“坚决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
大学生的动机也备受质疑。有人怀疑有利益集团的操纵，或者他们想出名。记者在不经意间问：“你们的底线是什么？” 王伟答：“让可口可乐遵守最低的法律底线。”
主要成员杨郑君表示，受“张茵血汗工厂”事件中香港学生组织表现的启发，内地大学生也行动起来了。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杨郑君在兼职打工时认识浙江工业大学学生王伟，他们在商量后，决定去年暑假去加工制造业密集的珠三角打工了解工人状况。偶然关注到可口可乐山西厂拖欠工人工资的相关报道，于是7名中国内地大学生组成社会调查小组，就可口可乐品牌分布于中国各地的五间装瓶厂及四间供货商历时近三个月的调查。
尽管大学生的报告不成熟，据称7人小组共访问了5家装瓶厂与4家供销商不同部门共80余名工人。王伟和杨郑君向时代周报确认，王伟进了杭州中萃厂工作了一周不到，其余各厂大学生主要都是在厂外与工人聊天获得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大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是件非常可喜的现象，不仅有利于自身成长，还会引发更多关注，形成一种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