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界对民间组织参与灾区重建赞弹不一。
对此，创办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吕朝认为：看问题不能脱离阶段性，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NGO的社会参与能力第一次整体浮出水面，“哪个企业是做了两三年就进入世界500强的？”
汶川大地震一年祭。
从2008年5月12日至今，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机构进入灾区、担当志愿者、提供公益服务，无法形成确切的统计。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的半个月内，粗略估计有数百万志愿者涌入四川，但中秋节前后，撤退高峰即现。
四川省团省委志愿者工作部的部长江涛说，到2009年春节前后，大约还有5000名外地志愿者、50余家志愿机构，坚持在灾区。
公众评价赞弹不一。
志愿者们的重建实验
根据四川省团省委志愿者工作部的统计，先后有178万人次提供了志愿服务，18万人直接参与抗震救灾。
该部部长江涛认为，从实际来看，能够坚持的民间组织，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共同点：一是项目，二是理念相同的团队，三是一定的专业技能，四时有相对固定的服务阵地，五是后勤保障。“后勤保障”的意义，便是资金来源。
震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其13亿捐款中，拿出2000万来支持民间机构的项目。红基会理事长王汝鹏称，其产生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在灾区安排6亿的捐款。因为整个申报分配过程公开、公平、竞争、高效。
据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介绍，项目大体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偏重灾区硬件建设项目，包括灾民住房、生态厕所、老人护理院、学校水井、房屋等等；第二类偏重服务，包括老人的护理、灾民生产自救、生计恢复，主要解决房子建好以后怎样恢复到过去的生产、生活状态；第三类是社工服务，包括心理康复、社工服务中心、图书室、文娱活动场所等形式，帮助板房区的灾民搞社区建设。
南都基金会资助的生态厕所，目前已经在灾区修建100所以上。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九二一大地震后原住民社区重建中发展出来的协力造屋理念，也在灾区落地。
怀着公民社会理念前来的NGO，在灾区寻找到了一些社会发展理念的实验室。
著名环保人士廖晓义，将其发起的公益组织——地球村的工作重心，移至彭州，建立了乐和村项目，不仅帮助灾民建房子，而且建的是生态的结合当地资源条件的住房，倡导将自然村分成五个自然组合的村落，帮助农民来稿刺绣、生态养殖、种植，为绿色生态产品找到出路，成为将来生态旅游的一个点。村里所有决策都通过村民讨论，培养乡土建筑师，利用本乡生产的木材，使用环保厕所、沼气灶。村里原来有石灰窑，通过民主决策的方式使其迁走。
廖晓义把她的人生理想，融汇在这样一个村落里面，要建立自给自足的可持续的生态模式，把灾民生计恢复、民主决策模式都结合起来。红基会先后两期资助这一项目360万。
引发的争议同样巨大。
有人称其是乌托邦，有人说不可复制。更尖锐的意见认为：灾民的需求被放在了机构的需求之后。徐永光说：做一个标本又有什么不好呢？也有它的意义。
“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
与政府的磨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震后第一时间，从贵州赶来的志愿者们千方百计为驻地部队解决了内衣、药品等部分急需物资，一举赢得了信任。
NGO的项目影响范围，少则几户人家，多至数个村组，差异化服务和社区发展的定位，决定了其立足于点的工作面。理念和现实刚性需求的冲撞，让很多机构困扰。成都本土NGO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的重点是做精神和心灵重建，可是有些项目拿到钱，也是马上开始盖房子，搞硬件，老百姓首先关心盖房子，找钱，而软件的东西，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看得见的。”
在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中身居板房、常伴灾民的，大部分是怀着公益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
某NGO在板房区开展项目，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执行人员阅历尚浅，疏于沟通，组织活动未告知板房管委会，活动结束后一个儿童未及时回家，后经管委会组织人员找到，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美好的理念和基层的现实，频频冲撞在一起。在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公共生活空间的努力过程中，年轻人收获了很多挫败感，“现实和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这反映了民间组织的人才问题，如果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大学生，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但就现有的资源来看，NGO还不能吸引更多富有经验的社会中坚来全职参与。”一位NGO负责人说。南都基金会700万元支持了70来个项目，而红基会1700多万资助了16个项目——相比之下，草根NGO是在以极低的成本运行。红基会拿出的一个“零头”，就够得上草根民间组织中的顶级身家。
理念有余、资源和能力不足，使一些民间组织无法有效地扩大影响力。当越来越多的出资人开始扮演资源供给的角色，有人感慨“资金好找，好项目难觅”。
曾任《公益时报》总编辑、后发起创办公益组织孵化器的吕朝认为：钱不是问题，现在是消化资源的能力不足。他承认：目前对灾区民间组织参与重建的评价，否定居多，因为看到NGO能力太弱。业内也有很多批评，但是这个问题不能脱离阶段性，不管怎么说，这是中国NGO的社会参与能力第一次整体浮出水面。“哪个企业是做了两三年就进入世界500强的？”
“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吕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