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中国慈善领域出现了一场剧烈的转型。从数据来看，这场转型主要表现为第三部门的迅猛扩张，短短十年间全国社会组织的总体规模翻了一番，现已逾八十万家。与此同时，社会捐赠总量逐年攀升，近年来已经超过了千亿元。尽管慈善领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时期，但我们却对这种发展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尤其是很少关注到慈善领域内部的分化和不平衡现象。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在其主笔的《第三部门观察报告（2018）》主报告中提出了颇具新意的“超慈善”概念。在他看来，所谓的“超慈善”即一种囊括了传统慈善、现代慈善和后现代慈善三种并行的慈善发展模式的总体慈善形态。就逻辑而言，慈善事业的发展理应经由一种“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序次性发展阶段，后一阶段均建基于前一阶段，并且超越之。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康晓光教授指出，三种慈善模式的交叠式发展令整个慈善行业呈现出弥散化、碎片化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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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对近十年的慈善发展抱着盲目乐观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狭隘地认为中国的慈善模式已经从传统慈善迈入了现代慈善抑或后现代慈善阶段。当然，过度保守的态度也不可取，因为我们无法否认中国慈善事业在近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头：一部分基金会已经处在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而另一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的基金会仍处于相对迟滞和初期的发展水平上。因此，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成熟基金会，将后者称为发展中基金会，以此区分二者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性。
在许多场合中，成熟基金会的理念与方法一直是众人讨论和学习的焦点，而发展中基金会却很少受到关注。一个可喜的例外是2018年7月于湖南省长沙市举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湖南峰会，在会议上，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发起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指出，中国基金会发展在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他批评中国基金会存在两个与世界潮流相逆的资源流向问题：一是绝大多数基金会倾向于运作项目而非提供资助，二是大量公益资源流向了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背景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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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议以“一隅千里：发展中基金会的鸿鹄志”为主题，首次正式提出发展中基金会的概念，并鲜明地强调了发展中基金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此之前，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为了推动中西部地区基金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共建全国公益生态，也曾多次在湖南、四川等内陆省份举行城市峰会。在本文中，我们结合湖南峰会情况来探讨发展中基金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
基金会在各省的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就规模而言，中西部地区基金会数量仍然较小，且增长速度极为缓慢。截至目前，基金会数量位于全国前列的是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四个省市的总体规模约占全国基金会总量的一半。不仅如此，这些地方每年新成立的基金会数量也十分惊人。在2008年到2016年间，广东省每年新增基金会80家，北京市为52家，江苏省为50家，浙江省为45家。
相比东部沿海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较差，外部支持较弱，慈善事业起步较晚且内生能力不强，致使慈善领域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在全国，基金会规模最小省份均位于中西部地区，排在末尾的是西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贵州省，四地基金会数量之和还占不到全国规模的3%。更严重的问题是，这四个西部省份基金会的增速非常缓慢，其中，年均增长量最高的是贵州省，仅为5.3家，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约为0.6家。
图1 全国各省市基金会规模及增长情况（2008-2016）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基金会领域内部也存在着官办慈善垄断的现象。根据中基金会研究基础数据库（RICF，http://ricf.org.cn）的数据，我们粗略绘制了2015年全国各省的公募基金会比例分布，见图2。从左到右来看，公募基金会的比例不断升高，即福建省公募基金会比例最低，约占十分之一，而西藏自治区的公募基金会比例最高，约占三分之二。
在整体上，经济越活跃的地区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情况越好，公募基金会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在广大的中西部省份中，非公募基金会规模不仅小，比例相对较低。尽管数据并未涵盖当年所有基金会，而且有三百多家基金会的地域信息存在缺失，但是这一结果足以反映出基金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省份之间在公募基金会比例上的巨大差异。
图2 全国各省公募基金会比例分布情况（2015年）
从发展程度上来看，中西部地区基金会绝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基金会。所谓发展中基金会，指的是在公益理念和实践等方面具有较大成长空间的公益组织。与成熟基金会不同，这些发展中基金会面临着较为不同的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治理、分配和协作等方面。
“治理难题”“简单散财”“行业协作缺乏”
首先，就治理能力而言，发展中基金会存在严重的治理难题。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基金会必须设立理事会和监事。作为基金会的决策机构，有效的理事会是组织良性运行和发展的必要保证。然而，一些基金会的理事会形同虚设，乱象从生，致使理事会很难发挥基金会治理的职能。另外，政府官员在基金会兼职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对此，湖南省曾多次出台政策文件，严令禁止政府官员在基金会担任职务以及领取薪酬。
第二，发展中基金会大多采用以简单散财为主的慈善资源分配模式。简单散财指的是将大量慈善资源用于直接资助存在较高需求的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向贫困人群捐款捐物，对重大疾病患者提供医疗补贴等。由于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条件不发达，自然灾害频发且社会问题严重，直接资助通常难以真正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为了应对重大社会问题，发展中基金会需要具备强大的资源发掘能力，并确保最大化有限资源投入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
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基金会的资源策略较为简单，社会捐赠收入不高。另外，在资源分配过程中，发展中基金会不太愿意对地方性社会组织进行资助，而是主要通过直接针对受益人的资助性项目来简单散财，导致资源效益不高，财务透明度较低。直接散财体现了发展中基金会存在使命意识不明确的问题，没有能够将捐赠方的资源用于促进社会创新，更无法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性方法和策略。这是第二个方面，即资源分配难题。
第三，协作也是发展中基金会面临的一大难题。发展中基金会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大多数基金会形成了固守本份、各自为营的做事风格，不仅导致基金会之间的协作变得困难，也降低了基金会与政府、企业，以及社会服务组织之间的合作水平。由于创办部门的不同，各种类型以及不同层级的基金会之间相互隔离，缺乏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机制。
另外，由于存在信息鸿沟，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基金会还与行业社群严重脱节。发展中基金会常常固守于自身发展，小圈子现象严重，缺乏与外部公益机构和公益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长此以往，不仅公益领域中创新的理念和实践得不到传播，而且也难以形成一个广泛的公益生态。
“埋头做事”“低头看路”“抬头看天”
何谓“一隅千里”？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认为，发展中基金会既要“埋头做事”，又要“低头看路”，更要“抬头看天”。埋头做事强调做好公益行动，低头看路强调探索公益方法，而抬头看天强调关注公益行业。多数发展中基金会倾向于独守一方，致力于开展地方性公益项目，回应地方性社会问题，但却不太重视实践方法和策略方面的创新。此外，关注和参与公益行业生态建设的不足，也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基金会迈向成熟的关键阻碍力量。
那么，发展中基金会如何突破发展困境，迈向成熟？借助此次湖南峰会，我们也许可以从行业生态的层面去反思自身的使命与责任，在以下四个层面尝试突破：
一是发掘地方资源。广州市社会组织研究院副院长胡小军在会议上指出，中西部地区基金会拥有着非常重要的在地化网络资源。长期在某个地方深耕的基金会往往积累了非常稳固的地方网络，有充足的社区资源和政府资源，一旦北上广地方的基金会想要在这些地区开展项目，就不得不依赖于这些地方公益组织，需要与它们进行合作。
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帆同样指出，“弘慧这些年在外面跟其他机构交流，最大的底气来自于我的落地体系、我的渠道，我在当地的志愿者体系和服务的能力，这个反而是我选择县域，扎根在某一些贫困县做，是我很大的优势。”因此，发掘地方优势，激活内生动力是中西部基金会进行创新发展的一个首要突破点。
二是开展跨界协作。近年来，在一些公益人的推动下，基金会之间的协作已经有所改善。比如，湖南省教育基金会正在通过与市县级教育基金会、联动非公募基金会、联动行业基金会合作，以及营造公益文化等策略来探索省域基金会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湖南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唐晓宝在总结基金会发展经验时指出，基金会要敢于“越轨跨界”。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湖南教育基金会探索出了一条广泛联动的协作模式，既利用了政府资源，也带动了不同类型、行业的基金会。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发展中基金会需要处理好与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其他基金会、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要敢于开展跨界合作。
三是借助互联网优势。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壹基金通过网络募捐获得了五千万元善款。这一事件成为网络公益的起点，此后各类网络公益募捐平台陆续出现，“互联网+公益”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捐赠的数量。对于中西部基金会而言，互联网能够带来大量丰富的讯息和资源，也是发展中基金会实现创新和突破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四是助推公益生态建设。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副秘书长李琦认为，湖南地区基金会不仅需要北上广深基金会的支持，后者也需要中西部地区公益组织的支持，两者之间应该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换句话说，发展中基金会需要加强对整个行业和公益生态的认识，并加强与外部公益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中基金会参与行业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入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五个阶段：
首先，最基本的参与是关注公益行业发展动态。比如关注行业新闻，对新发生的事件、新的资助理念或公益方法保持好奇和敏感。
其次，投身到行业网络中，成为其中一员。如结合自身及机构发展需求参与行业活动或会议，汲取新观点新思想。
再次，用行动支持公益生态建设。这里的“行动支持”既包括资金的支持，也包括资源的共享。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南都公益基金会决定拿出1000万元，用于资助民间公益组织利用其自身的专业技能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公益服务项目。
更高一层，为行业建设进行发声和倡导。这一层级也可以划分为好几个层次，例如以演讲嘉宾的身份出席会议，分享自己机构的经验与成果；关注特定领域的议题讨论及研究进展，并以实际行动带来改变。如阿拉善SEE基金会凝聚企业家群体、致力于环境保护。
最高的水平，引领行业发展。仍以南都公益基金会为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前身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10家社会组织发起成立，旨在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像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都将行业支持列为机构工作的重要板块。再比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长期以来致力于政策研究，推动了“免费午餐”、“幸福厨房”等民间公益项目的发展，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出台。
大多数基金会可以从“关注”做起，进而逐渐深化参与程度。当参与行业建设达到一定水平时，发展中基金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自然就形成了。因此，广州市社会组织研究院副院长胡小军强调，地方基金会要发挥“枢纽的功能、引擎的功能”，要对自己所关注的领域、地区和行业产生领导力，即培养一种“公益集群式的领导力”。总而言之，“关注、参与、支持、发声、引领”这五个参与层次可以指引不同发展程度的基金会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采取适当的策略为构建广泛联动的公益生态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周帅，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社会学院“博闻实践队”广东调研分队负责人，“社论前沿”编译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