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开始，中国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开始有规模地拿出资金招标，资助草根NGO执行项目，彼此资源对接，合作共赢，而这也是国际私募基金会的发展模式。对此，有人说，中国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的时代已经到来，但中国的基金会真的做好资助草根NGO的准备了吗？
5月21日，南都公益基金会（下称南都基金会）在北京举行了“NGO5·12灾后重建合作论坛”。论坛上所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基金会和提供社会服务的草根NGO之间的合作。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在论坛上说，在公益行业的发展生态中，只有你活得好，我才能活得更好。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和草根NGO的资源对接，合作发展，是解决公益产业的产业链断裂、改善行业生态环境的理性之举。“虽然困难很大，但应该从5·12开始改变。”
在去年的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南都基金会紧急安排1000万专项资金，为社会组织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资金支持。截至到今年的4月底，南都基金会已经接受了141家NGO申请的181个项目，批准了70个项目，已经完成的项目是24个，已经审批通过的项目资金总额为727万元。
鉴于NGO在5·12救灾重建行动中的启示，徐永光在论坛上乐观地呼吁：迎接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时代的到来。
基金会和草根NGO合作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或者说基金会真的做好去资助草根NGO的准备了吗？
公募、非公募都在“找腿”
自2007年5月11日成立之日起，南都基金会就将自己定位为“资助型基金会”：在整个公益产业的产业链中，是一个资金和资源的提供者，通过资金的支持来推动优秀公益项目和公益组织的发展，实现支持民间公益的使命。
成立于2008年4月16日的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下称万通基金会），和成立于2008年12月18日的海仓慈善基金会，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基金会打造成“资助型基金会”之路。
万通基金会的资助相对“保守”。新上任的秘书长李劲为了尽快拓开基金会的局面，取得开门红的成绩，选择了早已在业内“声名显赫”的草根NGO作为自己的资助伙伴。这样的资助，不但可以使万通基金会搭上所资助的成熟机构，成熟的项目运作的快车，使得基金会的资助工作更容易取得效果，而且大大降低了万通基金会的风险和成本。
为何这些非公募基金会要选择以“资助型”的基金会为自己的定位？其实答案很简单，在其身后势力雄厚的投资人的“撑腰”下，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不缺钱，但是却绝对地缺少实际操作项目的执行团队和执行项目的能力。为了实现投资人的公益理想，他们必须要去寻找让自己满意的，有项目执行能力的机构去操作公益项目——他们需要找到能走路的“腿”，通过这条“腿”，让虚幻的公益理念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结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果实”。
中国扶贫基金会（下称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在“NGO5·12灾后重建合作论坛”宣布了准备拿出千万元资助NGO的计划。这不是扶贫基金会第一次向草根NGO开放资源。早在2005年，江西省政府就已委托扶贫基金会招标，让草根NGO去执行扶贫项目。
刘文奎告诉《公益时报》，基金会的其他项目在和草根NGO展开合作方面，以后会陆续地作出尝试。
打造公益链条？
去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称红基会）从13亿的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人民币，面向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服务机构，公开招标“五一二地震灾后重建项目”。红基会的这个行为获得的好评如潮，并被民政部评选为“2008中国社会组织十大事件”之一。
转眼已有一年的时间，获得招标的草根NGO，却并未如预期的那样：既获得了资源，又发挥了机构的专业性，双方共同为灾区的重建努力，合作愉快。已经有草根NGO抱怨：红基会太注重硬件的建设和形象的宣传，这显然不是草根NGO的强项。不得已，在成功申请了项目后，这个草根NGO选择了退出。
在公益领域，就理想的分工状态而言：基金会拥有强大的募款能力，可以专司募款，然后将钱交给服务型的机构，草根NGO去运作。而草根NGO，或者称之为专门提供社会服务的的NGO，由于募款能力的欠缺，资金紧张，但在得到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后，可以更好地发挥机构的专业性。业内人士称之为“公益领域地产业链条”，并认为：链条通，则公益活。
这种公益链条的模式固然理想，或者说这是基金会们追求的一种理想模式，但从目前实际操作的情况看来，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很多基金会的各种资助行为并非是从打造公益界理想的公益链条模式出发，而是从本机构项目运作效率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因为在某个领域某个项目上，资助草根NGO去运作，可以让资金的使用效率最高而去资助。当然，基金会的这种行为仍然值得鼓励，降低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行为绝对正确。
但在这样的一种现实下，虽然基金会对草根NGO的资助，在客观上会起到完善公益链条的作用，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出现红基会的需求，与草根NGO实际操作能力不匹配的现象；基金会在选择资助对象时的“功利性”，会导致公益领域出现“马太效应”：少量优秀的草根NGO，依然是有钱者的“香饽饽”；急需资源，却还未建立起一定的公信力的小草根NGO们，依然得不到基金会的垂青。
另类合作
因为需要“腿”，需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些公募或者是非公募的基金会采用了资助草根NGO的方式。大多数由企业家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需要去寻找“腿”，那么那些依托政府系统去募款和落实捐款的GONGO们，他们的资金使用效率向来比较高，还必须再去另外寻找“腿“吗？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为青基会）的秘书长涂猛明确表示：在目前基金会的资金结构下，基金会不可能拿出资金，专门地去做扶持草根的项目。在去年青基会接收到的4个亿的捐款中，一般性的捐款只有100多万。这些捐款，甚至包括一般性的捐款，都是有指向性的：希望将钱用在希望工程上，去盖学校和救助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青基会与草根NGO之间采用了另外一种合作方式：青基会开放平台，替这些机构接收捐款，并帮助他们管理资金和项目。当这些机构自认可以独立时，可以独立地去运作和筹款，和青基会脱离关系。涂猛认为，这种形式的合作要远比仅仅只有资金的合作更丰富，可以提供他们的专业化程度。
资助，有能者为之
在国际上，大部分的私人基金会都是资助型的基金会。20世纪50年代，美国服务类的NGO中，70％的资金来自于私人基金会。在70年代后，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比重的增加，来自私人基金会的比例才逐渐减少。但是近年来，随着保守主义的抬头，社会福利事业应由社会承担、政府应退出的主张又开始抬头，私人基金会为NGO提供的资金比例又有上升的趋势。
在中国，基金会，尤其是非公募基金会购买草根NGO的服务，政府购买NGO的服务肯定也会成为一种发展的趋势，许多机构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希望所有的基金会都只做资助型的基金会是不现实的：各个机构的历史背景、资金的来源情况、使命理念并不相同。而是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以资金使用效率为最大化的前提下，各个基金会去采用自己的操作方式去运作：能者多劳，发挥各自特色；效率优先，兼顾公益产业链的推动。刘文奎明确表示，在八月份的论坛上的倡议，只是一种呼吁，而不是强求。“呼吁有能力的参与到这种方式中来，况且机构也会有自己的运作方式。”
定位于“资助型”的基金会，可以先行承担起先头兵的责任，在与草根NGO的不断磨合中，提升草根NGO的能力。随着草根NGO各方面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必然会越来越少，基金会和草根NGO的合作必然进入良性互动阶段。同样还是基于效率的原因，既然资助草根NGO可以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越来越多的基金会会必然会加入到资助草根NGO的行列之中。这样，这种资助的模式才会被广泛的复制。在这种情况下，也必然会进一步影响到政府去购买草根NGO的服务，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出现也才会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