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一：维权之艰：工龄“清零”与补偿金分歧
今年42岁的张克娜，在天津一家汽车玻璃生产企业工作已经21年了，但这21年的工龄随着公司一朝“改制”而全部“清零”。2007年底，正当舆论普遍关注着深圳华为公司“辞职门”事件其时，身处天津的张克娜和他的100多名同事遭到了公司“静悄悄”的“工龄抹零手术”。
21年工龄遭遇“改制”
2007年12月10日，张克娜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赶到车间，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他是这里的老职工，21年来一直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操作设备驾轻就熟。如果没有别的意外，他的梦想是能在这里干到退休。
然而就在这一天，张克娜和他的141名同事接到公司发出的《在岗职工经济补偿方案》公告，告知因公司将进行“改制”，所有员工将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由原企业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金，改制后企业应至少接纳原企业职工90%，工资待遇和岗位不变。职工与改制后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本公司工龄重新计算。”这意味着，张克娜可以继续现在的工作，但是21年的工龄将全部“归零”。
张克娜不明白的是，自己在单位干的好好的，为什么要突然将工龄重新计算呢？虽然不明白就里，但张克娜还是隐约感觉到这样的做法对自己不利。其时，另一家大的企业正因为这样的做法，而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
2007年10月，华为公司要求7000多名工作满八年的华为员工，在2008年元旦之前全部办理主动辞职手续，再与公司签订1-3年的劳动合同。社会舆论认为，华为此举意在规避即将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该法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
21个月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事实上，张克娜在该公司的21年工龄已经满足了“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条件，应当与公司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克娜等人认为，单位赶在新劳动法实施前“改制”并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正是要规避新劳动法的要求。
“事实上，企业对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存在误解。”该案公民代理人张志强表示，该汽车玻璃制造厂所有员工都是天津宁河本地农民，在单位工作平均工龄超过15年，其中工龄超过20年的达到全体员工的三分之二以上。
除了重签劳动合同，单位承诺给予张克娜等人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其经济补偿金的基数是按2007年天津市最低工资720元的标准给予，按照实际工龄每满一年补偿一个月，张克娜工作21年共获得补偿21个月的最低工资，共计15120元人民币。
2008年2月3日，张克娜领到了这笔一次性经济补偿金，但直到2008年4月16日，单位才和他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书。
60名职工的集体维权
因不服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张克娜与其他60名职工于2008年2月27日申请天津宁河县仲裁委员会进行劳动仲裁，宁河县仲裁委员会通过2008年4月25日和5月16日两次开庭审理，认为改制后的新企业既是原企业产权的受让人，也是与劳动者权利义务的继承人。
对于“经济补偿金未依法发放”的诉求，裁决给予补足，并支持应该发放经济补偿金总数的50%额外经济补偿金。裁决支持了2008年1月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月25日开庭审理时工人们追加了2、3月份的双倍工资，仲裁委要求另诉。
对于60名工人的社会保险，裁决以该玻璃厂是乡镇企业，法律只是鼓励，不是强制上保险为由，不予支持。但是张志强认为，该企业实际性质应该是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所谓的乡镇企业。
张克娜等人则认为，宁河县仲裁委员会2008年7月31日才出全部《裁决书》，违反了60日必须审结和集体申诉30日内审结的法定原则，表示不服仲裁裁决，又有36名职工起诉至宁河县人民法院。
补偿金分歧
2009年1月6日，宁河县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认为“原告可以领取以一年工资为基数的劳动补偿金，但该工资不应包含奖励工资。”张志强表示，张克娜月基本工资120元，加上计件工资、全勤奖、年终奖以及轮班补贴等，实际一个月平均工资在1000-1200元之间。在张志强看来，经济补偿金应该按劳动者解除合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计算。
一审判决认为，2007年张克娜的工资总额为15121元，因此，该公司应给付张克娜一次性经济补偿金15121元，已领取15120元，故该公司还应当向克娜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金1元及一次性经济补偿金50%的客外经济补偿金7560.50元。”
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张克娜所在公司提交了《（2007）年度年终奖金及加班费用统计表》，显示张克娜的年终奖金是6044.40元，《2007年度工资统计表》中，张克娜的工资合计是15121.00元。张志强表示，张克娜2007年12个月全年工资总计为21165.40元，还没有把依法判决的加班费计算在内，而该公司发给克娜的经济补偿金才15120.00元。
张志强表示，宁河县人民法院的判决在维持仲裁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进步：判决支持了2008年1至3月份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判决支持了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份两年的加班费工资，以及25%拖欠加班费的补偿金。
张志强认为，工资应该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目前张克娜等人已经委托张志强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判令该公司依法补足2007年12月31日止解除劳动关系后的一次经济补偿金的差额，以及公司依法支付未按规定给予一次经济补偿金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
农民工代理人的维权帐
公民代理人张志强为该案提供了法律援助，张原本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农民，2002年6月来到北京，其时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装饰工，对农民工维权，张有着深刻的体验。2003年，张为了讨回120元钱的拖欠工资，用了近千元和一年半的维权成本，穷尽一切法律途径，终于如愿。
张志强从此拿起了法律武器，成为权利受到损害的农民工的公民代理人。张通过长期不断地自学和帮助他人依法维权，在《劳动法》维权和《农民工问题》领域，参与调研和立法讨论，被国家司法部、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联合评为农民工利益代言人。
“农民工维权最困难的地方，还是时间成本太高。”从2003年起就开始农民工维权的张志强如今对法律条文如数家珍，在他看来，农民工因为自身流动性大，维权的法律程序时间显得过长。张志强说，现在一个案子走完程序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最终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够胜诉；而农民工自身缺乏对法律的了解，对一些经济补偿的数额说不清楚，证据保留不足。
在张志强代理的案件中，近九成为劳动纠纷，主要体现在新劳动法实施前的集体解雇、单边劳动合同举证困难、不交纳社会保险、不支付相应赔偿，等等。不过，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普及，农民工维权意识不断提高，这让张志强感到欣慰。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张志强又接到了不少企业减员的纠纷案件。“很多农民工被解除合同后，当天就得搬出集体宿舍，没有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张志强说。
源自太平洋东岸美国的金融危机，如今深刻地影响着千百万中国农民工的命运。如果一场席卷整个经济体的萧条袭来，是否还能有足够的工厂，为他们提供谋生的工作机会？早在春运还没有开始的2008年12月份，国家农业部调查数据就显示，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
湖南岳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农民周建军今年10月就从东莞回家了。周建军在一家服装厂里当保安，一个月工资800元，由于前几年厂里生意红火，周建军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
今年还不到春节，周建军就带着老婆孩子回家了。“以前我们厂生产的服装都是出口欧美市场，现在订单没了，工人们也就都解散回家了。”不仅如此，周建军一同在东莞打工的大哥，也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了。“找不着工作，外面的花消太大，还不如回来。”
在很多和周建军一样南下广东的湖南打工仔眼里，广东曾经是中国最富影响力和传奇色彩的省份，它曾一度是中国乡镇青年心中的梦想所在。20多年来，它为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提供着“遍地黄金”的梦。
但据统计，仅仅以广东东莞计算，这个因外来人口繁荣起来、人口曾经一度达到1200万人的城市，经过这个金融危机的“冬天”以后，剩余人口仅保留在600万。二分之一的“遣回”率正在这个世界工厂上演。
2008年11月份，根据数据保守计算，广州站当时的客流量同比已经上涨近5成。广州站的一名负责人感慨：“以前春运忙，现在从秋运就开始忙了！”而根据中部地区媒体报道，虽然四川省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尚未出现，但农民工返乡人数有逐月递增的趋势。同时，2008年11月8日湖北省劳动保障厅表示，近两个月时间，湖北省返乡农民工人数已近30万。
“湖南在线”则发布消息称，11月份，湖南在外务工者返湘找工作的现象，已悄然升温。而据《安徽市场报》记者采访获悉，近日从安徽省劳动保障厅了解到，从10月份开始，安徽省农民工开始出现回流现象，合肥火车站出现民工返乡潮。
2008年12月，国家农业部根据固定观察点最近对10个省市的数据调查，得出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的结论。以此回流量估计，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在12月中旬提前返乡。
苏州七成农民工受影响
“其实，每年临近年关都是农民工返乡的高峰期。”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目前调研得到的农民工返乡率与往年相比“略显突出”，但是构不成所谓的“返乡潮”。而2008年1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国家发改委官员解释说，农民工就业形势的恶化，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有官员指出，目前农民的收入结构中，有50％的收入来自非农产业，最主要是外出打工。尤其是从收入的增量来看，非农产业收入的增量更是占到每年农民收入增量的70％以上。
2009年1月18日，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发布了一份自行调查得出的《农民工受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状况调查》，该调查以NGO的视角，选取了北京和苏州两个城市的300多名返乡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初步获得了第一手信息。
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主任马阳介绍说，在两个城市的调查中，北京接受调查农民工中有51.5%认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在苏州，则有74%的被调查者认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马阳表示，从北京和苏州的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北京地区产业机构多样化，对金融危机的抵抗能力比较强；而苏州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抵抗能力低，危机袭来，大部分人会从工作和生活中感受到危机的存在。
马阳表示，苏州作为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与全球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的爆发，自然会影响到苏州的出口加工企业。
服务业制造业影响大
根据该机构的调查，在“返乡原因”方面，北京地区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或破产的占9.5%，而生意不好的占16.5%，说明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是很广。而家庭因素和其他（大部分人说过年回家）分别占18.5%和21%。
苏州地区的数据则显示，因家庭因素返乡和因为金融危机影响，使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或破产的返乡所占比例偏大，春节即将来临和企业不景气导致很多打工者选择提前返乡。马阳表示，北京地区返乡的原因倾向于多样化，苏州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比重高于其他因素。
针对返乡农民工返乡前从事的行业调查显示，北京地区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返乡比例最高达到29%，苏州地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返乡比例最高达到41%，说明此次金融危机对北京服务业的影响比较大，对苏州制造业的冲击力比较大，从事服务业制造业的调查对象表示，返乡的原因是没有活干和企业破产。
调查还显示，苏州地区存在大量的超时超量工作的现象。其原因是因为苏州一直致力于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这一特殊的经济载体，出口加工模式基本是订单业务形式，有订单时工人就需要加班加点的赶活，这就会导致工人们经常的超时超量工作。收入方面，苏州地区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的比例较高，北京地区则分布比较均衡。
NGO援助农民工就业创业
该机构针对返乡农民工春节后打工计划调查显示，有52%的农民工仍将选择外出打工，而有22%的人表示不会外出打工，“看情况再说的”也有20%。调查数据显示，41%的被调查者选择自主创业，18%的被调查者选择外出就业，只有2%的被调查者准备回家务农。
苏州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打工者对于是否会回到原城市打工尚不确定，说明金融危机对苏州的冲击力很大，打工者对于明年的就业十分茫然。
记者了解到，作为一家致力于倡导和行动相结合的草根NGO，北京在行动国际文化中心提出了帮助农民工就业和创业的举措。其一是联合企业签订行业协议，建立了劳务输入体系，增加流动人口就业机会。同时，“在行动”针对流动人口开展各种技能的培训。系列培训活动包括岗前培训、法律培训、融入城市培训、各种各样的技能技巧的培训。
此外，“在行动”计划成立流动人口创业项目，计划通过建立流动人口创业和救助网络来帮助部分流动人口分担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加强风险规避意识和提升社会生存能力。项目将建立流动人口创业基金，预计资助总额为50万元，可以为十多名创业者提供3-5万元的小额创业贷款。
政府举措推动农民工就业
政府部门也纷纷就促进农民工就业出台政策办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年12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决定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
会议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断加深，国内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对此，必须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尤其要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这直接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
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根据省政府常务会上通过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切实解决失业返乡农民工有关问题的意见》，全省将针对失业返乡农民工采取岗位动态监控、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发放失业保险金、失业补助、小额贷款扶持等一系列就业政策援助扶持。
为促进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四川全省将统一组织实施以县为单位、以失业返乡农民工为主体的百万农民工免费技能大培训。并鼓励公共职介机构免费为失业返乡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服务，成功免费介绍失业返乡农民工就业的，还将给予每人100至200元的职业介绍补贴，所需经费在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同样是农民工输出大省的江西，省政府12月出台举措明确表示，返乡农民工创业可申请最高为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并可享受相关费用减免。对企业新增岗位吸纳返乡农民工达到职工总数30％以上，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可给予200万元以内的小额担保贷款。重点支持返乡农民工从事农业产业化、农村经济实体、商业和服务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