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履历很简单：1940年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1969年获得了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6年，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但正是这位年近70，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的老人，在从业三十余年来，利用其创建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设立的农村小额信贷模式已经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中上亿人口摆脱贫困。而其本人也因此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如颁奖文告中所说得那样，“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时才会成为可能”。
“格莱珉实际上是孟加拉国一个村子的名字，村子里面许多人住的都是棚屋，所以格莱珉银行就取了‘棚屋’的形象。这象征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宗旨是致力于服务的生活在世界底层的这些人民。我们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使他们摆脱贫困。”3月11日，在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法国达能集团以及孟加拉国格莱珉信托三方合作成立的“达能小额信贷基金”启动仪式上，这位被业内尊称为“小额信贷之父”的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就有关小额信贷的发展情况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我不是银行家，我对银行一无所知，这不是我的强项。我的优势是没有负担，想法很简单，自己看清楚了就做，不受以前银行做法的影响。”尤努斯说，格莱珉银行放贷不要抵押，不用律师讨债，注重客户的未来而不是历史资料，为穷人拥有而不是富人拥有。“客户不能还贷，我们不是生气甚至惩罚，而是帮助他们想办法”。
小额信贷扭转1.5亿人命运
《21世纪》：2006年，在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曾有人评价您“以一个人的力量扭转了1亿人的命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目标不但已经实现，而且这个数字似乎还在继续增多，那么如果让您在此时再定一个新的目标，会是什么?
穆罕默德·尤努斯(以下简称：尤努斯)：让1亿人能够享有小额信贷而脱贫是当时我们小额信贷项目建立的目标，在2006年初，这个目标就已经实现了，从2006年到2009年，又有5000万人成为我们小额信贷的受益人，也就是说到现在应该是1.5亿人享受了小额信贷给他们带来的生活改变，这1亿5千万人中有80%生活在亚洲，其余的20%主要是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而这其中又有约7500万人是来自于孟加拉国和印度，也说明这两个国家小额信贷做得很成功，所以受益人也很多。
现在孟加拉国80%的贫穷家庭已经可以获得小额信贷。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三年后使孟加拉国百分之百的贫穷家庭都可以获得小额信贷。
《21世纪》：我们往往认为人口因素是导致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小额贷款项目在帮助妇女迅速摆脱贫困的同时，是否在一定作用上也会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达到使更多人脱贫的目的?
尤努斯：我认为导致贫穷恰恰不是人口的因素，而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体制方面种种的制度导致贫穷的。
从表面上看，虽然可以说一方面我们人口基数在不断增大，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商机是有限的、土地是有限的，所以要分配给更多的人，那么每个人可能获得的就更少了，从而加速了贫困。但我却认为即使每个人都有资产，每个人都有创造性，人作为生产力来说充满了各种的可能性，只是说社会的一些体制不能帮助或激发人本身充分利用上苍赋予的一种潜力，所以，归根到底来说还是由于制度而不是人口导致了贫穷。
目前，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指出要在2015年之前使全球贫穷人口减半，现在在孟加拉国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且进展速度也并不滞后。可见，虽然孟加拉国人数基数大，人口增长率高，人口密度大，但是同时这个潮流也可以逆转，关键是我们改善了这些处在社会低层人的生活境遇，只要使这些人的生活有所改变，整个国家就会很快地发生变化。
《21世纪》：你们目前给多少穷人提供了贷款?平均每笔贷款额度有多大?你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慈善行为还是商业行为?
尤努斯：我们的贷款户有800多万人，每月放贷1亿美元，平均每笔大约10-18美元。我们的做法同传统商业银行是相反的。传统银行主要对男人放款，我们主要对女人;传统银行是客户求着放贷，我们是主动出击;传统银行放贷要抵押，我们不要;传统银行要律师讨债，我们不要;传统银行关心客户历史资料，我们只注重客户的未来;传统银行由富人办，我们是穷人拥有。
我们是帮助穷困者的，希望贷款者能真正得到发展，并不是要挣钱。另外，我觉得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体制。
但我们并不是慈善行为，我们也是银行，要讲究盈利可持续。不同的是，我们盈利返还给股东，他们同时也是我们的贷款客户。另外，我们强调社会责任，一笔贷款十几美元可能并不多，但却改变了穷人的命运。目前孟加拉有80%的家庭接受我们的贷款，大多数人因此摆脱了穷困。我希望几年后我们的贷款能够覆盖到所有的穷人。
中国小额信贷风险仍来自于政策面
《21世纪》：目前，从您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小额信贷的经验来看，信贷回款的风险是否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大因素?
尤努斯：我觉得把这个小额信贷放贷放出去后，信贷的回款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难题，比如我们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虽然以发放小额信贷为主，但独特的运作方式维持了高达98.89%的还款率。而真正的困难和障碍主要是来自法律、行政和监管，而这些实际上都是人造的障碍和困难。
在有些国家设立小额信贷的服务很容易，而在另一些国家可能有种种限制，需要获得许可、授权等等的限制。比如说在欧洲，这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比较多的大洲，这些国家的国民每个月都可以拿到社会福利的支票，而且可以兑现，所以其对小额信贷的需求空间就很小，也就是说，这种福利制度实际上与小额信贷的制度是有冲突的，而在美国，这种冲突更加明显，拿社会福利的人每个月可以拿到社会福利账户上的钱，但是如果这个月赚了1美元就必须向福利机构上报，上报之后下一个月拿到的福利金当中就会把本月赚的1美元扣除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鼓励大家赚钱的设计，那么这同样使得在这些区域发展小额信贷缺乏动力，所以我觉得困难实际上来自于这些方面，至于说小额信贷的放贷和还款本身问题并不大。
《21世纪》：您曾到过中国许多的农村，去帮助当地在建立小额信贷的项目上提供一些咨询意见，在您看来，对于中国来说，小额信贷市场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否也同样来自于国家有关政策?而中国国内的这些限制因素主要是包括什么?
尤努斯：我认为无论在哪个区域或是哪个国家，小额信贷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而解决的方法也完全类似，实际上，国家的有关条规的限制都是发展小额贷款的主要桎梏。
当然，中国同样也不例外。
首先，从中国的有关法律角度上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第一次与中国政府有关官员商讨小额信贷的问题时，当时中国还没有相应的小额信贷的立法或者是相关法律制度。后来随着中国信贷市场的逐步发展，建立了一些所谓的小额信贷公司，自此相应配套的法律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其次，是有关实施规定问题，比如上述中国的此类小额信贷公司虽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系，但在其实施规则上，却存在经营“门槛”高，而吸储能力差的缺陷。
按之前中国国内的有关规定，小额信贷公司必须要有5000万人民币才能获得这种经营的许可，如此高的成本就决定了必须是大体制、大投入才能做。如果想做一些小项目基本上就只能望洋兴叹。而同时，此类小额信贷公司目前却又不具有吸储的能力，只能向外贷款，那么它必须从外部寻找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才能把这个资金放贷出去。
《21世纪》：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是只贷不存，面临后续资金严重不足问题，你有何建议?你们这方面是如何做的呢?
尤努斯：不能吸储确实给公司发展带来很大障碍，这样的话小贷公司业务无法扩大。但如果允许其吸收存款的话，当局又担心它拿钱到别处发财怎么办。我的建议是在体制设计中，让小贷公司承担起社会责任，并允许它们吸纳存款。
我们在放贷的同时也吸纳存款，而且贷款额中70%来自借款人的储蓄。因此贷款客户本身也是我们的股东。通常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开设的新机构，在12个月内一般都能实现存贷款平衡。就全行而讲，我们的存款是高于贷款额的，因此我们不缺钱。
《21世纪》：那么中国国内小额信贷公司要发展，有关政策又该如何引导?
尤努斯：要使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更进一步发展，就要使其拥有这种吸储的能力。当然这样建立的小额信贷公司必须是一个社会企业。
三年前我在巴黎碰到了达能集团的CEO弗兰克·里布先生，我就向他们提到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之后，里布先生接受了我的邀请，促成了在孟加拉国第一个试点的格莱珉达能食品公司这样一个“社会企业”的试点项目，该公司主要做的一方面是生产强化型酸奶来控制当地营养不良的状况，另一方面，控制酸奶的价格在7美分一杯，使人人都可以买得起。
而最近弗兰克·里布先生专门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内容就是“探讨作为一个企业家要自己反省自己办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赚钱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也就是说只有当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成为与之类似的社会企业的公司，那么它才可能允许具有吸储功能，且其吸收储备的钱不能用于其他的地方做其他用途。我想如果把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中国的小额信贷公司发展起来应该会更顺利一些。
《21世纪》：目前您与国内哪些地区有合作项目，您在中国发展小额信贷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
尤努斯：我之前去过河北省的部分乡村，去帮助当地建立小额信贷的项目，而目前，海南省也在准备做小额信贷方面的尝试工作，他们也邀请我去参与其试点项目。
之前中国外交部多次访问孟加拉国，看到我们有关小额信贷的做法觉得很好，曾想在云南做一个试点项目。今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可以在云南做这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