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捐10元钱，每个月要倒贴500元钱。76岁的胡明被街坊们视为“老糊涂了”。
半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直以为胡明的家住得很近，否则怎么会“三天两头来”。很少有人知道，胡明参军时落下了腿伤，长时间走路或站立“都会疼得很苦”，这500元，是这位退休老人每月“省下”的打车钱。
每次参加扶贫基金会的研讨会，老人总会穿好西装，戴上黑毡帽，拿起钢笔认真地记录每个发言者的“慈善主张”。现在，“NGO”、“第三部门”这些公益概念已经被老胡揣摩得很透彻，他甚至还能精确地告诉你“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有56600家，75％的美国人会经常捐款”。
当然，这些大词儿、数字都是为他的“10元月捐”计划准备的。
可自己捐出第一张10元钱，那可是费了“牛”劲儿。
四川汶川地震后，看着电视画面中“一行行滚动攀升的捐款数字”，胡明有了个模糊的设想，“如果献爱心的过程能细水长流，那心里被激发出来的善意会不会也常驻常青。”
他剪下了各类报纸上的公益组织广告，但总是“找不到电话和地址”；他在电视里看到了李连杰的“壹基金”，激动地打114查询，结果换来的却是“对不起，没有这个信息”。
“找个能捐一辈子钱的地方，咋这么难呢。”胡明愤愤地说。
2009年4月，不放过报纸上“每一个小豆腐块公益广告”的胡明终于“找到了组织”，在《北京晚报》一块小小的中缝广告上，他一眼拽出了那个公益月捐项目，“我一定要推广它，到我入土为止。”
“月捐大计”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一个慈善项目，参加者在银行开个账户，基金会每月定期从中扣除10元钱。这也是国外很多慈善项目的通行方式。
为了第二个、第三个“10元钱”，胡老采取了“杀熟”的策略。对儿子，他说“少抽包烟”；对女儿，他说“少打次车”；对孙女，他说“少买个汉堡”，总之，“每个月就10元钱，多吗？”
“拿下”小辈后，迎头而来的就是一盆凉水。老伴儿黄素菊说他“昏头了”，提醒他有很多假基金会，小心上当。“这个世界永远是好人多”，胡明像小孩子一般执拗，在他眼里“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最后，“最难拿下”的老伴儿都开始帮他宣传了。
在甘东社区，擅书画的胡明已经为退休老人们义务讲授了7年的书画课，大家都喜欢叫他胡老师。那些白头发的“学生”也成了他的游说对象。如今，被他劝捐的成员已经有了20多人。
“为了推广月捐的事，胡明太不容易了。”他的一个“学生”说。
80多岁的高韵华腿脚不便，胡明便一趟趟地替他跑基金会、拿表、填表；13岁的张宇瑶到现在都记得胡爷爷帮自己开账户时说的那句“从小做个好人”；胡尔铁老人是当地“胡”姓家族的族长，远在辽宁的他愣是被胡明请到了北京，“一定要让月捐在咱的黑土地上也烧起来。”
不过，总有些难题是这个退休老人解决不了的。
胡明想去社区的其他老年班搞推广，居委会的领导告诉他“上面还没指示”；跑到海淀区慈善协会求助，人家一翻白眼，“这事不归我们管”；向居委会借会议室开“月捐迎新会”，结果被告知“程序不对啊”。
他经常会翻出一张旧报纸，是关于2008年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的新闻，“你看，胡锦涛总书记都说了，各级领导要大力支持慈善事业，我找的不都是各级领导么。”
坚信中国慈善事业“一定有大发展”的胡明没想过退缩，他已经给海淀区区长写好了一封献言信，最近，他又“惊喜地发现”前任区长写过一篇关于慈善事业的文章，“准备找找他，也许他会同情我。”
胡明总喜欢跟人算账，“10元钱，太微不足道了。但如果中国有1亿人能参加月捐，一年下来就是120亿元啊，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力量啊。”
常常是，国家的“大账”刚跟人算完，胡明又忙着整理衣装，准备自费打车去基金会交流推广经验。
“这笔账，一定要算的过来。”老人挥舞着拳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