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一种社会身份，近年来教师职业一向被视为较适合女性从事，已具有明显的性别标识，尤其义务教育阶段，女性教师更是成为教育场域的主力军。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显示：我国中小学女教师所占比例已达52.93%。其中，小学城市女教师比例高达79.39%。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高等教育中来，可以预测，未来各级女教师的比例还会增长。面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关于教师队伍里“阴盛阳衰”的现象，师范院校将成为“女子院校”的感慨，高考“女状元独领风骚”的惊叹，以及中小学教育中的“男孩危机”的忧虑等频频见诸报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教职女性化为何成为问题?
最近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关于高等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的调查也显示：在27 所师范院校近万人抽样中，在校师范生男女比例差距明显加大—— 女生65.3％ ，男生仅34.7％，甚至有的师范院校男女生比例已接近2∶8，被媒体直接冠之为“女儿国”，这其中隐含的“男教师危机”成为关注的重点。有学者焦虑地表示，“男女教师比例悬殊不是一个小问题，这种悬殊必须矫正”。
是什么原因导致女性更适合或更愿意选择师范院校和教师职业？教师职业的性别标识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还有一系列前置性问题需要厘清：研究者主要依据什么来判断中小学教师呈现“女性化趋势”就是“问题”？这种比例悬殊必须矫正的理由是什么？是否有确切的科学研究证据显示“男孩危机”、“高考女状元多”等“问题”与女教师比例太高存在一定或必然的相关性？即使有“相关性”研究报告，它又是基于何种研究模式、方法以及视角？
对于以上相关问题，《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曾晓东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教师女性化对男孩子带来什么必然影响。”尽管如此，这似乎并没有消除社会上关于“男教师危机”的普遍疑虑，也没有缓解众多师范院校将变成“女子院校”的隐忧。从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学校和各类师范院校的认知观念及处理策略来看，也极少有人深入探究这个问题。
事实上，“教师职业”如同社会上的许多职业一样，最早也是属于男性精英的活动，英国在1870年时，男教师的数目尚略高于女性（100∶99），到了1930年时女教师人数已远胜于男性（100∶366）；美国也是这样，1840 年时只有39%的教师是女性，但在1930 年时，女教师的比例已经高达89.5%。对于这种现象，爱泊尔（Apple）认为是父权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历程。
教师职业原本是女性走出家庭，步入公共领域，改变既存父权秩序的重要途径，但是为女性争取教学机会的理由却并不是在为女性开创一个公正和性别平等的社会。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虽然大量进入教师行业，开启了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管道，但女教师所从事的“教职”并未在公领域被认可为真正的“专业”，教师职业接受女性，且将教师工作定义为“女性的专业”，就是强调教职母性的特质——爱心、耐心、温和、包容等，把女教师在学校的工作作为家庭中母亲角色的延续，从事教职并不能协助女性突破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限制。
在主流职业社会学的研究中，中小学教师职业更是经常作为一个“半专业”典范进行分析，研究者所列原因虽多，但均与中小学教师职业女性化有相当的关系，辛普森（Simpson）更是直接指陈中小学教学永远无法成为“专业”，就是因为女性占了多数。
历史和现实似乎也都显示了这样的现象：女性集中的行业也恰恰是职业声望较低的行业，如护士、社会工作与图书管理员等，而当教职成为更适合女性的工作之后，男性也开始逐渐退出教坛，转任其他因工业化、信息化所带来的更理想的工作，或担任更高级的教育行政工作。
需要改变对男女角色及职业的刻板印象
无论中外，现在中小学教师的女性化趋势都较明显，各类师范院校男女生比例似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所以各种质疑与忧虑还将持续。现在之所以有人把“教职女性化”及“师范类院校男女比例失调”视为“不正常”而强调要“矫正”，主要还是基于对性别问题认知的差异与偏见。教师职业的女性化及师范类院校男女比例失衡并不是“女性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一些人的性别和职业观念值得反思。
笔者以为，对于教职女性化及师范类院校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并没有像有些人想象和推测的那样严重和可怕，在过往的时代，当所有教师或绝大多数教师都是男性时，极少有人把其作为“问题”待之，男教师们也没有把女学生个个都塑造成“女汉子”，即使塑造成了“女汉子”，女性都走向了自主与独立，这难道是教育的“失败”吗？
社会太强调性别差异，其实个体差异更值得关注。目前社会上关于教师职业认知的诸多质疑与提问，许多都是被权力话语（特别是隐而不显的父权制话语）建构起来的伪问题。教职的女性化作为“问题”被关注，也并非出于性别平等的诉求，它反映了人们对性别议题与性别公正的盲视与误读，以及社会性别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对教育的操控。
针对最近27所高等院校师范生培养状况的调查结果，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认为，鉴于高等师范院校男女性别比例日益悬殊的情形，在加强师范专业宣传的基础上，应当吸引更多男性投入教育事业，对于师范生中的男生群体，要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他们对教师职业的认同感。他表示，“同时也需要在课程内容和教学中予以男生更多的鼓励和关注”。
这些是否是促使师范类院校男女生比例趋向平衡的有效手段？对此笔者心中存疑。
因为男生较少涉足师范类院校及相关专业，根本原因可能并非是宣传力度不够，鼓励与关注的欠缺，主要还在于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和结构性的职业性别隔离。如果教师的职业地位、职业声望、职业待遇得不到提升，社会上的性别刻板观念没有改变，仅靠宣传教育、提升职业认同感、调整教育策略、甚至营造某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和奉献精神等恐怕成效有限。
作为管理者和教育者，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应该是着眼于分析教师职业背后可能隐含着的性别化逻辑以及传统的社会性别、职业观念、制度和结构上的原因。
任何关于性别、身高、容貌、家庭出生等先赋性因素都不应该成为一个追求正义的社会阻碍性别公平、教育公正的借口，社会需要改变的恰恰是对男女角色及职业的刻板印象，并从政策和制度等层面去关注、干预、变革，以提高教师的职业声望和专业化程度。
如果教师职业声誉日隆，教师社会地位、经济待遇足以让教师们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教师的女性化趋势以及师范类院校男女比例失衡还会成为一个“必须矫正的问题”吗？作为教育机构，在促进职业领域性别公平的进程中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不能推诿、规避乃至合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