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为探索扶贫开发新模式，2006年4月，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开始在乐安、宁都、兴国3个县，进行为期3年的NGO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试点,在全国首开“政府采购NGO服务”的先河。NGO即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等。
深秋季节，记者行走在乐安县几个贫困山村，村民们念叨最多的便是NGO与政府合作扶贫的事，他们兴奋的表情、朴素的话语让记者强烈地感受到，这3年的扶贫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变化。
“种瓜种豆”村民自己做主
“贫困地区的群众需要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更渴求得到决定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决策权。以前搞扶贫，往往是政府指定项目，干部指挥农民去干或者承包给人实施。许多村民错误地认为，实施什么项目、怎样实施项目那是政府的事，对扶贫项目漠不关心。”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乡长杨辉感慨地说，“实施合作扶贫后，由村民自己选择项目、管理资金，自己实施、监督和验收项目，极大地唤醒了村民的参与意识，效果更好。”
金竹乡贫困山村的村民们不会忘记，在与政府合作实施扶贫项目的过程中，NGO充分尊重民意，逐家逐户上门了解情况，征询意见，听取民声；召开各种会议，由与会人员将村民最迫切要解决的事一一写出，将其列为扶贫规划；选举产生由人大代表、“三老”和贫困户代表组成的项目管理理事会，负责资金的管理和项目的监督、验收等具体事务……
金竹村北元村小组村民张观保、张小满回忆起第一次参会的情景，仍然很兴奋。在会上村民们轮流发言，说出自己想说的事。多次召开民主会议之后，金竹村最终选定了改水、改厕和修通“金竹——竹园”、“金竹——小金竹”两条约7公里的水泥路等项目。为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村民们自发地每人捐款200元以上，并纷纷主动投工投劳。金竹村委会主任杨九龙说：“这种参与式的扶贫模式很受群众的喜欢，村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而且每一分钱都用在明处，大家心里亮堂多了。”
政府由实施者变为监督者
实施合作扶贫后，NGO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规划、设计工作，大大分减了政府事务工作量。
作为NGO的工作人员，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主任呼延钦与金竹的村民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扶贫的日子里，呼延钦经常深入村民家中征询意见，尽力帮助村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2007年修建“金竹——竹园”公路时，需要占用部分耕地，竹园村泥乌村小组村民杨欣才家里只有2.5亩耕地，此次修路就要占去1.2亩地，他不太乐意。呼延钦便经常与当地村干部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有次，呼延钦严重感冒，可为了不耽误工期，仍然来到杨欣才家中。看到前来的呼延钦咳嗽不停，杨欣才感动不已：“你们千里迢迢到我们这里扶贫，这么认真，这么辛苦，我们不配合，不应该啊。”
昆明思得瑞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院成员宋鼎珊担任牛田镇的扶贫工作。2008年7月，村里规划修建一条“官庄——三脚街”长2.4公里的水泥公路，需要拆迁村民房屋。官庄村民黄兴不同意。宋鼎珊在3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里，先后五次来到黄兴家中，与他促膝谈心，并发动其他村民来帮助做工作，最终黄兴同意拆迁。
在乐安扶贫的日子里，NGO工作人员经常跋山涉水，广泛调查。而政府只负责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帮助NGO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等。政府由项目实施者向监督者的转变，让其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搞宏观决策，从而更好地保证了扶贫项目的高质量完成。
给困难群体充分的尊严和自信
在合作扶贫过程中，NGO充分尊重民意、听取民声、集中民智。“在商量工作时，NGO要求村里的妇女、贫困户和困难群体都参加，并注重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突出其主体地位，给他们尊严和自信，这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乐安县金竹畲族乡一位驻村干部如是说。
在金竹畲族乡引水村的河边，一个长10米，宽2米，可容纳20多人同时洗衣的洗衣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村妇黄丙秀、邓林英说，这个洗衣台是她们参加全村会议时提出来的，得到了采纳，大大方便了村里妇女洗衣服。
听说记者前来，金竹畲族乡引水村席元村小组83岁的贫困老人刘老金从屋里走了出来。他高兴地带着记者去看一条砂石公路：这是一条从引水通往席元的路，长约2公里，干净平坦。老人眼中闪着泪花说：“这条路投资了10万元，是我在村里召开的会上提出来的，能被采纳真高兴。”
“扶贫开发不仅要改善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要着力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素质，增强他们的致富本领，同时要给弱势群体充分的尊严和自信，点燃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灯。”离别乐安，这样一个在当地干部心中扎下根的理念，在记者的脑中也挥之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