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艾滋病检测演变成“卖血”》，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刚过2天，美国《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的这个标题多少显得有点触目惊心。该文对盖茨基金会目前在中国的防艾工作提出了质疑。
以盖茨基金会为代表的国际基金组织在中国防艾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们遭遇到了怎样的成长的烦恼？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特此奔赴南京寻找答案……
南京某个街角的酒吧，12月8日这晚的9点和别的夜晚没有什么不同，劲爆的音乐节奏有些震耳欲聋，近百名男同性恋者聚集在这家同性恋酒吧，喝酒聊天。
每个进入酒吧的人都可以获得两张卡，一张是标有“选择安全之路”的宣传卡，另一张则是“南京市健康体检卡”。在卫生间边的一个小窗台上，贴着一排黑字：凭此卡可到省疾控中心或秦淮区疾控中心进行HIV、梅毒免费检测，凭此卡的回执单到本酒吧免费领取价值30元的酒水或饮料。
接受本报采访时，酒吧老板的眼神有些忧郁，最近酒吧的熟人中有人检测出HIV呈阳性，“我一直以为艾滋病离我们很远，但看到身边的人检出阳性，说实话刚开始我心里真有些恐慌。”他说，过去七年里这里一直风平浪静，似乎从来没有人会把艾滋病当回事。
现在，当地疾控中心在酒吧投放了大量的安全套和宣传材料用于防艾，每晚这些套套都会被拿光。有时，还有人上台作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动员顾客们前去检测。遇到周末，医生还会到现场进行采血，现在每次都有10人左右接受采血。酒吧老板说：“我认为这并不会扫顾客的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艾滋病在这个圈子的传播。”
今年年初，这间酒吧申请了盖茨基金会中国防艾项目（以下简称“中盖”），酒吧每动员检测1例可获得62元的经费资助。
目前，在全国14个城市，接受中盖资金的组织已有300多家，这类非政府组织（NGO）一方面动员检测以发现新的感染者，另一方面对感染者进行关怀。
然而，最近《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打破了原有的这份宁静。该文声称，现金奖励艾滋病检测让中盖在华防艾变味，一些NGO组织的目的就是从盖茨基金会敛财，一些卖血者因为看中其中几十元的好处一天多次抽血。文章在美国引起强烈关注，甚至引起其他国际基金会的忧虑。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检测是第一大难关
据估计中国大约有74万艾滋病感染者，其中大概有2/3的感染者仍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感染状况
一切要从两年前中盖雄心勃勃的计划说起。
中盖项目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合作实施的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盖茨基金会承诺给予该项目5000万美元的经费，在全中国北至哈尔滨、南至海南，包括北京、上海、西安、南京等在内的14个城市开展工作。项目于2007年11月启动，为期5年。
项目受益人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和高危行为人群（男男性行为者MSM、女性性工作者CSW和注射吸毒者IDU）。目前，针对感染率在中国MSM人群上升较快的趋势，中盖对项目进行了适度调整，将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点放在MSM人群上。
可以说，两年来，中盖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如何动员高危人群参与检测。
中国卫生部最新报告显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累计为319877例，这只是获得卫生部门确诊的数字。而中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等的联合评估结果认为，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有74万人，这意味着大概有2/3的感染者仍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感染状况。
“这些人相当部分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而这个时期传播风险极高。”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赵金扣博士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
中盖的操作模式是，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合作，寻找合适的NGO，项目经费直接用于NGO开展活动，包括在艾滋病高危人群相对集中的场所如酒吧、浴池等开展防艾活动。
在南京，NGO与政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互动。每周，疾控中心都会派出医生专门到酒吧和浴室进行采血。一家浴池老板说，浴池会给检测者10元代金澡券的奖励，据澡堂伙计说，现在每周检测的人维持在20多人左右，而以前这个数字是零，“因为他们害怕个人隐私会暴露”。而医生在检测前的一系列咨询交流慢慢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同时医生会给每个受检人进行专门的编号，以避免重复。
在中国到目前为止，已有11000多人在中盖动员下接受了检测。
靠同病相怜者来说话
“我对他说，我是过来人，知道你的处境，有话无处说，有泪无处流，我们感染者就算是同病相怜吧”
在南京市秦淮区疾控中心，几本《非政府机构动员检测人群登记表》记录着这一年多来疾控中心与NGO合作的成果。据秦淮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来亦超介绍，中心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已经接受了NGO动员来的1200多名MSM人群。与官方对社会大众所做的宣传相比，这种直接由特殊群体动员的效果显得更为立竿见影。此前，来疾控中心检测的人大多都不是这类高危人群，其中部分是恐艾症者。
然而，检测还仅仅是第一步。在中国，真正的防艾难题还在于之后的随访管理环节。
检测出新的感染者后，对这类人群进行干预、咨询、治疗成为疾控中心的重要工作内容。与一般传染病不同，目前的治疗手段无法完全治愈艾滋病，因此疾控中心需要对感染者和病人进行终生关怀。但是，由于严重的社会歧视现象存在，虽然鼓励被检测者提供真实姓名和地址，仍有部分匿名检测者无法取得联系，更没有办法进行进一步的随访关怀。在检测人群登记表上，本报记者看到在阳性感染者的备注栏里，有些电话号码后面标注着“拨打无人接听”或“是空号”。
面对这一难题，中盖和一些NGO的办法是，靠同病相怜者来说话。
现在，如果秦淮区疾控中心检出新的感染者，医生会向他们介绍“南京快乐人生互助组”，这是承担艾滋病关怀职能的一个NGO。
“快乐人生”的志愿者之一唐朝自己就是一名感染者，坐在本报记者面前，他的乐观让人根本无法与服药四年的病人联系起来。
唐朝关怀的一个例子是让感染者老刘“走出来”。老刘50多岁，今年5月他被确诊感染，一度绝望的他先后吃安眠药和割脉自杀。唐朝说，老刘是站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准备第三次自杀时给他打的电话。唐朝接通电话后，在电话里即表明了自己感染者的身份，“我对他说，我是过来人，知道你的处境，有话无处说，有泪无处流，我们感染者就算是同病相怜吧。”老刘这才答应和唐朝见面谈谈，后来，另几个成员每天都会给老刘打电话，还邀请老刘参加组织活动。后来，老刘自己成了组织的一名志愿者。
按照中盖协议，“快乐人生”每年成功关怀一个人，根据设定的考核指标，小组可以获得300元的资金。现在“快乐人生”有了自己专门的办公室，至少成员接电话不用再像以前做“兼职”时那样偷偷摸摸了。
让NGO走出灰色地带
一个NGO成员介绍说，在酒吧发放安全套时经常担心，“遇到警察无法解释清楚”
面对外媒就盖茨基金会以现金激励模式运作的一些质疑之声，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叶雷博士表示，各个草根抗艾NGO组织会发挥想像力、运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现金补助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因为有时这样做的确可以动员更多高危行为人群来接受干预和检测。”叶雷说：“但是对于一些组织和个人弄虚作假、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检测，我们是坚决反对的。”针对存在的少数违规情况，中盖正在制定更严格的评价体系，随时对NGO的申报人员进行评估，大浪淘沙，以便找到真正愿意并有能力为防艾事业做贡献的NGO组织。
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由于中国NGO需要找到主管单位才可以在民政局申请注册，而在目前社会环境下，谁也不敢给同性恋小组和感染者小组充当主管人，这导致了不少防艾NGO无法注册，处于灰色地带。中盖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对NGO是否注册并没有要求，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皆可跨入这个门槛。
“江苏同天”作为一家成立于2002年的NGO组织，一直致力于为MSM人群提供艾滋病干预。骨干成员黑子介绍说，由于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同天在组织活动和发放安全套时经常担心，“有时在酒吧活动，遇到警察我们都无法解释清楚”。
不过，对于NGO在防艾方面的重要性，中国官方已经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在国内同性恋人群高感染率出现的新形势下。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吴尊友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草根组织介入是防艾工作特别需要的，同性恋社区能接触这些高危人群，NGO、医院、疾控部门可以密切配合。
叶雷认为，中盖项目的运作模式是目前中国现有状况和社会体制法律环境下的一个理想的运行模式。“中盖希望可以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和中国一起探索出一套在MSM人群中有效防控艾滋病的机制。这样，即使像我们这样的国际资助项目结束了，仍可以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据防艾专家、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介绍，除了中盖，在中国开展艾滋病项目的还有全球基金及其他一些中美、中英合作项目，中国已经申请了5轮全球基金，每次都获得了几千万美元的资金，其中部分用于艾滋病项目。
面对中国的艾滋病现状和防艾难题，NGO与政府互动合作可能是迎难而上的唯一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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