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行者”刘猛。 南都记者 吴珊 摄
14位再孕妈妈和她们的宝宝们。 刘猛摄于2009年10月18日
5月8日，妈妈之家的志愿者接受香港老师的培训。 南都记者 吴珊 摄
“什么是‘默行者’？他是作为一个公民而存在的，不仅仅去说，而是去做，在实践中真正地去引领。从这个意义上说，‘妈妈之家’和我刘猛都不是孤案，而是一种端倪。”
南都记者 吴珊 发自四川都江堰 5月12日
凌晨6点，60多名“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从北川擂鼓镇出发，默默走向北川县城。这段路程，正好是5公里多一点点。这些“5·12默行者”，用默哀行走5.12公里祭奠遇难者，同时为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作证。
活动发起人为都江堰草根民间组织“妈妈之家”的总干事刘猛。两年前，刘猛从河北经贸大学病休，病间空闲在北京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做兼职顾问。地震后的5月19日，他到达都江堰，建立“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帐篷安置点里为200多名孩子建立天府阳光爱心学校。
此后他跟踪服务都江堰四川农大分校安置点的5000多位受灾居民，“全国心理援助联盟”也在2009年3月注册为“妈妈之家”，至今机构服务扩展到更多人群，并筹备向玉树和北川延伸。
他是唯一一个坚守灾区两年的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除了对灾民实施援助，他在都江堰两年的存在，示范意义还表现在，志愿服务是一条逐渐让自己成长为合格公民的道路。
在“5·12”两周年到来之际，他向外界宣称，“我不是英雄，而是作为一个公民在这里存在着。”他身后，有越来越多潜在的默行者。
两年的时光
5·12汶川大地震两周年倒数的日子里，都江堰雨水不断。城北馨居板房区改建了围墙，墙内的人们还在焦急等待着分配安置房的日子。这个有山有水的城市，物价很高，周末任意一条无名的小河边都挤满了喝茶、打牌、搓麻将的人群。只是在漆黑的冷雨夜里，不知哪里仍能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哭声。
这是刘猛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们在板房区外度过的第一个“5·12”周年，去年的“5·12”，他们集体去了北川，在都江堰消失了5天。去年的8月4日，他们因为“板房区面临拆迁”而被迫撤出城北馨居板房区，但“妈妈之家”却并未解散，在附近租住了一套单元楼作为工作站，继续为目标居民提供心理服务。
刘猛对城北馨居受灾居民跟踪提供心理救援也将满两周年。2008年5月19日，刘猛等10名心理救援志愿者从北京飞赴灾区，进入“四川农大都江堰分校操场”安置点，建立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和灾区第一个帐篷学校。“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在2009年3月8日随着再孕妈妈的增多而注册为“妈妈之家”，刘猛也成为驻守灾区时间最长的志愿心理咨询师。
“5·12”一周年的时候，他就被媒体频繁地问及一个问题：“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他没有理会那些为“英雄”准备好眼泪和欢呼的人们，淡淡地说“只是事情没有做完，就像用手术刀给病人拉开了一个口子，不能还没缝合上就跑了”。
只有在受灾群众反复“被咨询”，反复被各路来来去去的心理咨询师“半途”丢下的时候，他才站出来大声疾呼：“激情退却之后，援助才刚刚开始”。在灾区被称为“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那段日子里，他被媒体形容为“一个人在战斗”，对他个人做追踪报道的媒体塞满了板房区那几间狭小的工作站。
“5·12”两周年紧跟着“母亲节”，“妈妈之家”吸取一周年时的经验教训准备在成都和上海街头做“妈妈之花”的大型义卖，志愿者来自两地各个熟识或不熟识的民间组织。
5月6日下午，在四川团省委拿到活动的批文之后，刘猛和“妈妈之家”的志愿者晓文去找成都义卖活动的总负责人、一个社区助残民间组织的负责人静做工作交接，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华西都市报社谈义卖活动的合作。
记者在这流水线上的一个节点好不容易跟住他，这是个奉行在灾区“不是坐着而是走着，不是用口而是用心”来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我叫刘猛，勇猛的猛。”跟人握手的时候，每一次他都很用力，眼睛定定地看住你，模样让人想起小时候看的图画书上的鲁智深，声音却又很平静柔和。
这天午夜，都江堰刘猛卧室里时钟的滴答声显得格外清晰。带状疱疹的疼痛从腰部的皮肉挠到神经，他半躺在床上，眼睛微闭，“到现在媒体还会为我而来，说明前期的报道没有挖掘到真正的东西，事实上那些报道确实没能真正进入我的内心”。语速语调一如既往地平静，这是一个他可以打开自己的时刻。
手捧灯芯的侍者
一篇刚刚为《华西都市报》赶制的文章摆在手边，“你看一遍吧，这是一个引子”，他说。文章中22岁的北川姑娘蒋玲，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和刚刚出生67天的儿子，还有13位身边的亲人。“如果说世界上最纯正无私的爱就是母爱，那么世界上最刻骨深痛的哀伤便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的哀伤，世界上最凄然无助的哀怜便是失去了母亲的孩子的哀怜。”
蒋玲在自杀之前拨通了刘猛的电话。“那是一种对情感最深底层的触摸，我被这种漆黑下不时迸发出的更为漆黑的体验所震撼，震撼到窒息，那十几年的专业经验在她面前单薄到只剩下了无言的陪伴。……我渐渐失去了最后一丝的职业矜持。终于，我收起了心理专家的招牌，她成了妹妹，那是2008年底……”
这样的电话或现场，两年来他经历了20多起。“你曾经看到过在风中飘摇的油灯吗？如果你有幸做过那个手捧灯芯的侍者，你应该理解我呵护蒋玲时的感受……那是当一个人因为你的存在而存活下来……我留到现在跟这个不能说没有关系。”间隔中他用沉默来代替。
他资助的一个8岁女孩郭子益，地震时为救姐姐被倒塌的教学楼掩埋。雨水的润滑下水泥板一点点滑落，为了保护她，姐姐班上的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拖着断腿和断臂趴到她身上，在16个小时等待救援的时间里一点点地死去。
11岁的姐姐孔令维遇难；爷爷孔凡其抑郁成疾，2009年3月确诊为胃癌晚期；奶奶患上了严重的肺心病；爸爸孔祥清遭受精神打击，今年8月也确诊为鼻癌中晚期；妈妈郭闵在大女儿去世后开始厌食，一直靠吃生米来排遣内心的痛苦，至今已经吃掉了百余公斤。刘猛不忍用心理学的技术来帮她戒除怪癖，“没有了紧咬牙关的自我存在感，她的生命将何以支撑？”
按心理学的规范，心理咨询师需要帮助灾区的人们明白的是，地震带给他们的影响是什么，会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和怎么办，并且次序不能颠倒。但刘猛知道没人能够回答第一个问题。“这场大地震到底意味着什么，无人可以言说，它超越了所有人的认知范围。”
只是2008年的5月19日，当刘猛到达都江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两个月后就回去”的计划是不可能了，他辞掉北京心理机构的兼职工作，不再想什么时候会离开。“好像完全没有选择，并没有经过思考，如果有选择的权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留下来。”
“哗地来了，哗地又走了。”他排斥这种“没有定性的躁狂状态”，用日本心理援助支援队队长富永良喜的话来说，就是“不能保证对灾民进行持续援助的心理援助者和团体，不可以直接和灾民接触”。对于违反这个心理学最基本原则的那些心理咨询师，他认为是缺乏对这个专业起码的敬畏之心。“选择了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就变成了你本身。遵从它的规定性，才能够坦然面对自己。”
“土八路”方法论
在对灾民的援助上，刘猛倾向于自己的团队是“土八路”而非“正规军”。“未到达部署战役的目的地前，你经过一个村庄，看到小股日本鬼子正在焚烧房屋、奸淫妇女，你打不打这一仗？”他喜欢用这个假设来定位，“土八路”当时肯定顺手就打了，“正规军”则未必，他们有更严格的军人的职责。
地震后孩子们失去了学校，震后第十天刘猛就在都江堰市天府水云间帐篷安置点建立起“天府阳光学校”；迁入城北馨居板房区，丧子的母亲开始自然生发出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刘猛和志愿者们就开办“妈妈之家”，帮助和鼓励丧子母亲度过再孕期和抚养新生儿。在他看来，心理援助远不是简单地消除症状，而是要帮助居民恢复或重建生活秩序和精神支撑。
他摸索出的“灾后社区心理援助系统协作模式”也不是从教科书中照搬而来，而是基于在灾后的现实环境中对服务群体的需求的捕捉。这个模式与环境的对接体现在，将心理援助和重建精神家园的基本单位放在“社区”，而不是“学校”、“机关”或“企业单位”；还必须把“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工师”、“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四个领域的人员协同起来，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城北馨居板房区里的200多位丧子母亲，在地震两周年到来的时候已经自然地划分为三个群体：60多个怀孕中的和已经生了孩子的；更多一直努力再孕却还没有成功的或再孕又流产的；剩下的就是年龄偏大、疾病偏重或已经离异，不可能再孕的母亲。
每天下午，年纪大多在30多岁的再孕妈妈们自发地从板房区来到附近小区的“妈妈之家”，妈妈们在外面的客厅流水线制作“妈妈之花”，孩子们就在志愿者的照看下进入堆满玩具的儿童房里睡觉或玩耍。
“妈妈之花”也来源于一个志愿者的女朋友的“发明”。妈妈们喜欢这种用彩纸折叠出的玫瑰花，刘猛和志愿者们就鼓励她们都来学着做，在灾后因为丧子而最悲痛的那段时期，这些手工小花的制作极大地转移了妈妈们的注意力，缓解了她们的痛苦。“妈妈之花”成为意义的一部分，其中既有对逝者的追思，也有对生之向往。
5月6日，10多个妈妈在自然分工的“妈妈之花”工作台上流水线作业，一边热烈地用四川话交谈。每个爸爸、妈妈、孩子的到来，都会引发满堂的欢笑。6个新生儿在志愿者雷梅等和妈妈们手中传递着，志愿者熟练地给孩子们换尿片、灌奶瓶。儿童房里最热闹的“节目”，是看年纪最大的宝宝喻延蹒跚学步。
再孕失败或丧失再孕能力的妈妈一般不会去“妈妈之家”，项目负责人雷梅几乎每天都会去板房区做家访。刘猛也是隔几天就会去吉园的“重点家庭”看看。这些“重点家庭”的成员不见得是有特别严重的心理疾患，也可能是地震本身把他们拖入了具体的生活困境之中，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精神压力。
5月8日，刘猛走进城北馨居吉园板房区，散步的孕妇、抱着新生儿的妈妈、上学的孩子、打乒乓球的中年男人，每个遇见的居民都热情地称呼他“刘老师”，他则叮嘱孕妇记得去“妈妈之家”，在新生儿“坤哥”面前扮鬼脸，还有给上学的孩子找糖吃。
他去探访一个“重点家庭”，92岁的老母亲一直拖着他的手，眼神像看自己的亲儿子。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地震前就已离异，带着老母亲和儿子一起生活，老母亲地震后一直害怕住楼房。家访中他得知今年“5·12”之后这个家庭可能就要搬家，他除了答应女主人帮助搬家的请求，还在琢磨着如何才能减轻老母亲对楼房的恐惧。
“无子母亲”的阴霾
5月8日，志愿者李丹丹从广西坐火车回到都江堰，自去年8月离开“妈妈之家”后第一次“回娘家”，为的是兑现陪一位丧子母亲陈丽蓉过母亲节的诺言。
在这母亲节的前一天，丹丹在吉园外的超市买了鸡蛋、红枣和芝麻糊，去看望另一位妈妈殷丽君。46岁的殷丽君的小女儿在地震中遇难，大儿子已年满18岁，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已不可能。志愿者雷梅比殷丽君的女儿小两岁，便认殷丽君做干妈。
曾是雷梅搭档的丹丹，在板房区昏暗的灯光下寻找着殷妈妈的家，一眼看见脚步匆匆迎出来的殷丽君，便张开双臂飞奔过去，像妈妈和女儿一样拥抱在一起。
去年丹丹因为妈妈突然检查出癌症晚期而急急离开“妈妈之家”，殷丽君等妈妈们听说了之后给丹丹的妈妈做了一束“妈妈之花”，并嘱咐丹丹把“妈妈之家”的故事好好地告诉妈妈。
殷妈妈的丈夫和儿子在电视机前吃晚饭，两只小狗，一黑一白，在饭桌前打架。殷妈妈顾不上吃饭，拖着丹丹的手坐在床沿上说话。
殷丽君和陈丽蓉是刘猛最担心的丧子母亲中的第三个群体：不可能再生育的无子母亲。“如果说再孕和再生产母亲已经有了新的希望，而再孕失败的母亲则处于对困难的焦虑之中，无子母亲则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
“对无子母亲的角色认同是最大的困难。”在度过了“稳定情绪”和“消除症状”的时期之后，这一群体即将在震后两周年开始“角色认同”和“重建生活”。两年后的突发事件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趋于平淡，“丧子母亲”不得不接受“无子母亲”这个角色，“对于这个群体的困难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
“那是无止境的阴霾的天，不是狂风暴雨。”对此刘猛也找不到答案：中国的妈妈很难有自我实现的意愿，夫妻生活靠子女来维系，失去了养育子女的时间和这一根本意义，他们的后半生还有什么可以依托的生命价值？(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心理援助的“症状”的范畴，而进入了人的存在意义本身。刘猛在文章里写，“有人说，治疗哀伤最好的良药是时间。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那是一种捱过，对于那段时间，仅有的一个表征生命状态的词语就是‘活着’，那是一具具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他求助了自己的老师，老师说治疗哀伤最好的良药不是“时间”而是“生活”。(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但如何能够帮助不能抚育儿女的妈妈们从“活着”进入“生活”，老师没说。他在想像着妈妈们重新获得幸福感的那个时刻。
“专业志愿者”学校
“妈妈之家”目前保持了一支十几个人的志愿者团队，没有假期，早上9点钟的早会之后，各人开始运转手头的工作，一直到午夜才休息。
“妈妈之家”的服务项目从一开始的对丧子母亲进行心理援助扩展到贫困、单亲家庭儿童的“经济、亲情、心灵三方助养”，再扩展到十局小学的心理工作室的建立，还包括了对志愿者和学校老师的心理援助的培训。
新一批加入的志愿者服务时间都要求在半年以上，目的就是要维护团队的稳定性。和其他志愿者团队一样，除了刘猛这个“70后”，“80后”是这个团队绝对的主体。与震后一周年相比，这支团队已渐渐从激情回归到理性。
志愿者的生活本身是非常枯燥的，常常是日复一日地重复。刘猛认为衡量一个真正的志愿者的标准是，他是否为灾民而非自己的需求而来，以及他是否具备为灾民服务的能力。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志愿者不是来做好人好事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
震后那一年，每个志愿者来的时候大家都热烈欢迎，走的时候又抱头痛哭。刘猛却从来都很平静，志愿者来他也不激动，走他也从来不送，也不哭。这常常被志愿者形容为“冷漠”和“铁石心肠”，他却觉得“跟他们好像是在两个世界”。
“你相信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是哲学的基本命题。你是为自己的情感体验而来，还是为受灾人群的需求而来？这是一个志愿服务的基本命题。”而现在这个团队更能跟他的内心相吻合。
刘猛也认为这个团队和那些有假期、每个月有两千多块志愿者津贴的志愿者团队根本是两个群体，“做项目和做志愿服务不是一回事”———“我们的驱动力是内在的，自己想干，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却不拿津贴；而做项目的更像一份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拿津贴，还会为休假争吵。”但前者的人员稳定性也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