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沈洁11月30日向中国日报披露，民政部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NGO）注册的相关规定，以便于广大非政府组织注册，继而获得合法身份。对此消息，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也予以了证实，他说，民政部已着手开始相关法律的修改工作。
对广大非政府组织成员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就目前情形分析，所谓放宽非政府组织注册还是有相当限度的，放宽不等于放开。非政府组织种类繁多，不可能对所有非政府组织放宽注册，在对哪些非政府组织放宽注册问题上肯定大有讲究。按照美国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行为研究会前会长丹尼斯的研究，NGO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补余模式，主要是由NGO组织负责政府无暇顾及的领域，为政府分忧补台。另外两种是冲突模式和合作模式。我想，民政部只会对第一种模式放宽注册。果能如此，也是莫大的进步。
那么，民政部会怎样修改非政府组织注册的相关规定呢？孙局长所说的相关法律应该指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该条例对非政府组织的注册申请、批准、撤销等做了详细规定。10多年过去了，社会已经今非昔比，生活形态日益多元化，社会环境渐趋宽松，有志于从事公益事业的公民不断增多，这从汶川救灾中众多活跃的志愿者身影中可见一斑。但受制于《条例》的限制，众多NGO因为没有注册证，无法获得合法地位，因而在各种救灾尤其是汶川救灾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今年5月16日的《南方窗》在题为《震区ＮＧO，摇摆在进退之间》一文作了详细描述。
要改变NGO注册难的现状，给它们一个合法地位，首先应对《条例》进行修改。以今天的眼光检视11年前的《条例》，当会发现有些规定不能不改。譬如第九条：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由发起人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筹备。再如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等，就设立分支机构、变更登记事项、申请注销登记等，规定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照此规定运作，NGO就不会是真正的民间社团，只能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部门，俗称“二政府”。观诸现实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大多都是这类角色，既非真正的官方机构，又非真正的民间团体，不尴不尬，其积弊广受诟病。
除了这一规定应放宽以外，此外，还应给更多的民间组织申请注册的机会，如自治工会、自治农会、同性恋组织、性工作者组织等，放宽此类组织的准入门槛。秦晖先生在一篇答记者问的文章中提出：“我认为农民也应该有结社自由，能组织农会来与其他利益群体打交道，形成集体谈判与博弈的权力”（06年10月9日《南方周末》）相比于政府，拆迁户、农民工、三轮车夫、讨工薪者、下岗职工、上访人员等都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利益常常会遭到强势力量的侵害，可由于缺乏组织力量，在维权过程中即使付出很高的成本也难以自保。允许这部分人结社天塌不下来。
现在民政部已表态要改相关规定，这很好。至于怎么改，愚以为，不能关起门来改，而是应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建议，在充分汲取民意（譬如听证）的基础上，再来实施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