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最富有的两个人——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去年5月在纽约召集亿万富豪秘密聚餐的时候，整个媒体圈炸开了锅：这是个兼具财经影响力和娱乐性的好话题，具备一切成为好新闻的基本元素。据说当时是约翰·洛克菲勒做东，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皆有出席，餐会谈论的主要话题是慈善捐赠。
今年，盖茨和巴菲特(被戏称为“巴比”)正式启动了“捐赠誓言”活动(Giving Pledge)。他们摊开福布斯400富豪榜，计划游说榜单上每一位富豪，希望这些富豪在有生之年或去世之前捐出至少一半的资产给慈善机构。2009年，福布斯400富豪总资产高达1.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巴比劝募成功，全球用于慈善的资金将增加6000万美元。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
5月份以来，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又进行了2轮慈善捐赠主题宴会，据说已经有40余位富豪发表了自己的捐赠誓言。现在这两位富豪开始放眼全球，盖茨及其夫人在伦敦邀请了当地富豪，紧接着印度和中国的富豪也分别收到邀请。9月29日，收到邀请的中国富豪将飞往北京赴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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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资本主义
盖茨和巴菲特只是近10年来西方社会掀起的慈善资本主义热潮中的两位最突出的积极分子。
事实上，上世纪初，美国只有寥寥几个基金会，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基金会的数目增至2.2万家；到90年代中，增至 4万家。现在这一数字又已经翻倍达到8万家。而基金会资产的增值更是突飞猛进。2005年，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为2602.8亿美元，现在光是盖茨和巴菲特的可捐赠资产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慷慨再度流行，慈善成为富豪和名流们的新时尚。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在《新慈善家》一书中写道，美国社会很早就有“回馈”的传统，但以往的大部分捐赠方向都是宗教组织、自己的母校，或设立奖学金、资助医院的新楼、博物馆收藏品或歌剧。现在，慈善发生了变化，“慈善和慷慨得到了重新定义，美国从它对待世界穷人的一贯迷蒙冷淡态度中回醒过来”。
富豪们争相捐钱已经不止是一种体面高雅的生活方式、花钱方法。特蕾莎·劳埃德为英国慈善总会所做的调查文章《富翁为什么做慈善》中指出，富豪们想亲身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想要帮助别人，而不仅仅是在支票上签字，把钱捐赠出去了事。
提出“慈善资本”概念的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加文·戴维斯也认为，目前的慈善市场和慈善投资效率偏低，商业成功人士应当为慈善事业付出时间和智慧，而不仅仅是支票。为此他决定自己开设咨询公司，致力于打通慈善界与外部经济世界的隔阂，创造一种贯通社会事务的混合影响力。2006年2月，《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慈善资本主义的诞生”的文章，宣告这一新时代的到来。
这正是盖茨和巴菲特现在所做的。2008年盖茨宣布从微软退役，甚至还收起了高尔夫球杆，他觉得高尔夫太占用时间。自此他全职投入基金会工作，成为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说的“新慈善家”。
远非做秀或者公关，慈善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企业社会责任。
“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但这只服务于有钱人。而穷人就只能依靠政府援助和慈善。21世纪的新型资本主义需要对此进行调整，通过市场的力量以及制度创新，来服务穷人。”2008年1月，盖茨在达沃斯论坛发表的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一次演讲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盖茨或许是第一个公开作此宣言的企业家，理论界却早有这方面的探讨。管理大师亨利·明茨伯格在1983年的文章中写道：“建立在一连串半真半假基础上的自私综合症已经控制了我们的公司和社会，并控制了我们的思想……把我们从视自己为经济人的狭隘见解，进一步退化到股东利益的扭曲价值观……到视整个社会为不断增长的繁荣幻象。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就像一座用纸牌搭起的房子，在它完全倒塌之前，一整套截然不同的信念保持着它的平衡。”他在书里引述进化生物学专家厄恩斯特·梅伊尔的研究论述道，“社会群体间那种利他主义及和睦合作的倾向在物种的自然选择中占有优势。过去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严格的利己主义——是建立在对动物，特别是社会性的动物种类，一知半解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旧有的模式需要通过慈善作为第三种分配方式来加以纠正。
盖茨和巴菲特在全球发起捐赠誓言活动之后，虽然不少富豪并不喜欢这种太过高调的捐款模式，但迄今也已有40余位亿万富豪宣誓赠予，其中包括微软另一创始人保罗·艾伦，甲骨文创始人埃利森等等。而巴比晚宴在中国发出邀请函之后，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已经站出来表示，他决定自己去世后将所有资产捐赠给慈善机构，爱国者公司总裁冯军也不甘落后，成为中国裸捐第二人。
“巴比”一生最大的善举
然而，一些富豪选择了用脚投票。
9 月8日，福布斯中国网站上贴出了一篇意味深长的短文，称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将缺席巴比晚宴，因为他选择了参加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2010年福布斯全球CEO峰会。不久，江苏远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蒋锡培公开表示，“(巴菲特和盖茨)他们的商业影响非常大，又希望用好财富，我们会向他们学习。但我们肯定会做得比他们好。请他们放心。不用劝我们。”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也拿出他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调调，“公开场合捐1元钱就可以了。”以表示自己对盖茨和巴菲特两位劝捐的态度。
很多中国富豪对巴比晚宴说“NO”，尽管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项目负责人做出“无需做捐款承诺”的解释说明时依然如此。这背后每个人可能都有各自的考虑，但是作为一名旁观者，从企业经营发展的角度看，他们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显然，在做好事之前，企业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在中国私营企业中非常难得。
盖茨之所以能够在50岁出头就从自己创办的企业里彻底退休，把所有的钱都捐赠出来，并全职投入慈善事业，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之外，也得益于西方企业良好的管理体系和完整的制度建设。例如，微软接班人的培养早就在董事局的安排之中。而美国相对完善的慈善捐赠体系也让盖茨的捐赠作为个人行为丝毫不会影响到微软的业务。
但在中国，很多私营企业的历史很短，而且大都是典型的家族企业，必须仰仗创始人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以及关系网络才能顺利运行。他们在挑选接班人时，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一般只在选项无多的“富二代”中选择，二代接班现在还是民营企业最大的管理风险。哪怕已经上市的公众公司，也不见得就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支持企业脱离创始人独自运营的风险，最近的国美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种状况之下，企业家本人自然无法投入太多时间和精力来参与慈善事业。
退一步讲，哪怕他们把企业内部关系全部理顺，可以捐赠了，如何捐赠、捐赠给谁也还是个巨大的问题。2008年底就计划着要把自己名下大部分股票捐赠出来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现在也还没有机会看到以自己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基金会的成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媒体和网民怀疑福耀想要借机逃税；另一方面，政府目前还不能接受股票或者其他有价证券捐赠的安排，因为股票或有价证券的监管权隶属证监会，已经超出民政部门管辖的范围。而无论是民政部还是证监会，对此类捐赠管理都还没有先例。
“实际上，即便中国富人愿意狠狠心，将所有股权、股票折现，成立基金会，恐怕也并非易事。理由是，所有基金会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才能设立。”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认为。而找到主管单位的难度甚至超过了资金方面的限制，以李连杰的声望和努力都可能难免壹基金夭折的命运，其中的麻烦可见一斑。
巴比劝捐引起的立场和意见分歧，反映了中国尚处于慈善资本主义理念的启蒙阶段。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后发展国家的缘故，还在于目前制度环境(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的欠缺对慈善事业造成的阻碍和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菲特和盖茨这两位商业偶像此次来华劝捐，如果能给中国公司带来管理理念上的进步，促使制度环境发生积极变化，那就是他们一生所做的最大的善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