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改变出身，但我有权获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企业不应该把我们当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使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新一代产业工人对精神权益的追求日益明显；其诉求内容正从单纯谋生向追求幸福感与归属感转变，从忍耐坚持向追求平等转变，其精神支柱也从承担家庭责任向实现自我价值转变。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在浙江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访后的一个深刻印象。
追求幸福感与归属感
中国计量学院零点调查协会“三农”调研中心前不久对浙江杭州440名外来务工者的调查显示，66%的被访者更看重精神生活。在农民工列出的精神生活清单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排在前列。
浙江省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说，现在青年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之高的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很多企业出现用工短缺，是因为工人刚招来就走了。为什么走人？因为工人觉得做得不开心。没有老乡、没有朋友，都会成为员工流动的原因。这在以前是难以理解的，但现在这种心理非常普遍。”
在杭州打工的湖南女孩王艳萍说：“我是不会加班的。每天中午我都要去打篮球，晚上我会去图书馆看书，总之要确保身心快乐。”
但是新一代产业工人内心渴望的愉悦工作，在现实中是很难找到的。调查显示，48%的农民工跟周围的工友几乎没有交流。由于收入微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文化娱乐消费能力。
杭州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负责人徐文财说，工人的文化娱乐生活可以说几乎是真空。他们没时间也没钱去娱乐；没时间也没心思交朋友。“服装厂、电子厂都是两班倒，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周一天的休息都不能保证，一天工作下来就想睡觉，谁还出去娱乐？不加班的工作是有，但是月收入不会超过1500元，这点收入谁消费得起？”
由于现实生活中朋友很少，许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在一家日资电子企业工作的陈芳春说：“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加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什么也买不起。”她的朋友王波波说：“我根本不会进城。看着别人消费，心里不舒服。”
从忍耐坚持到追求平等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新一代产业工人最突出的精神诉求是要求平等。主要是人格平等、报酬平等和发展机会的平等。
前不久的一个深夜，杭州市总工会职工维权帮扶中心主任何剑兴，接到一名在杭州工作的外地女青年的电话。她当时就站在一家大酒店楼顶准备跳楼，原因是被企业主责骂，想不开。何剑兴认为，类似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一方面是一些青年员工内心脆弱所致，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新一代产业工人追求人格尊严的意识。一旦这一底线受到侵犯，他们会异常敏感，反应也会特别强烈，甚至出现不理智举动。
杭州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拥有1万多名员工，一线工人平均年龄不到25岁。该公司工会主席吴华说，近几年新员工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等价交换意识强烈。老一辈的农民工在衡量工资收入时，是跟自己务农收入比，以养家糊口。而新一代农民工已经开始为自己定价，如果达不到收入预期，就频繁换工作。有的宁可失业，也不能忍受被人责骂或歧视。
追求“起跑线上的平等”，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心声。难以融入城市，培训、学习机会缺乏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机会不平等。今年22岁的湖南人王艳萍到杭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刚刚一个月。她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获得一次培训学习的机会”。“我无法改变出身，但我有权利获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企业不应该把我们当成机器上的螺丝钉使用。”
寻求个人价值实现
据国内第一家农民工网站“新农门”CEO肖克文介绍，80后、90后的农民工几乎“人人都上网”，很多人用手机在线聊天。在网络时代，他们对人生的规划和价值取向，跟城市青年已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一代农民工的特点是不满足于一辈子打工，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上升通道；不满足于低层次劳动，而是努力追求生活的意义。”
28岁的宣少锋在浙江一家外资企业做电梯装配工。尽管月收入有3000元，但他还是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有意义。为实现个人价值，宣少锋选择到农民工非政府组织“草根之家”做志愿者。他对本刊记者说；“白天工作虽然赚钱不算少，但是那种机械化的劳动没意思。晚上的工作虽然一分钱报酬也没有，有时还要自己贴钱，但我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认为，新一代产业工人是有梦想的一代，但是他们现在最感困惑的是绝大多数梦想可能都无法实现，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对任何人来说，只要有奔头，哪怕苦一点，都可以承受。上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新一代农民工是想在城市里立足，但在很多城市这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心中的愿望很多时候只能是画饼充饥。”
要补精神福利
杭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谭牡频对本刊记者说，从近年来的接访案例看，除了薪酬、工伤问题外，越来越多的“看不见的权益”被侵害事件出现，集中反映出新一代产业工人对尊严和幸福感的新要求。
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则表示，当前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宜高度重视工人的“精神福利”问题，改变当前产业工人“物质积累机械化，精神世界真空化”的状况，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卓勇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承担了较苦较累的劳动，但是得到的回报却不够。“最近几年工资收入过低的问题刚刚被意识到，但是农民工付出的家庭缺失、情感孤寂等却是没法用物质来衡量的。农民工的‘精神损伤’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受访专家认为，政府、社会和企业要形成合力，加大对产业工人“精神福利”方面的保障。
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强对产业工人精神权利的保护，保障劳动者的尊严和人格不受侵犯。卓勇良指出，当前我国在职工精神权益保护方面的立法和监管还是空白，这使得一些合资、外资企业得以靠无限制地强化企业管理，最大程度地压榨劳动力。
他建议，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范围宜从欠薪、劳动合同等，扩大到一些明显有损人格尊严、明显侵害个人精神权利的行为上。同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干预，消除严重损害工人心理健康的管理方法。
其次，引导企业重视员工的精神需求，把给员工发放一定的“精神福利”纳入企业预算。一些企业的工会负责人认为，如果企业仅仅注重利润最大化，沿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管理员工，员工受到无形的精神伤害，就会降低生产效率和归属感，企业最终也会受到损害。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认为，生产线的枯燥乏味是现代企业一线工人无法避免的，但是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加以优化和改进。“比如在某些车间，每天上、下午给员工留出一定时间聊天、吃东西，缓解其精神压力。”
一些大型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认为，在给工人发放“精神福利”方面，企业可作为的空间很大。比如允许工人充分表达诉求，合理安排工人休息时间，增加工人间交流机会，提供足够的文化娱乐设施，过年给员工包车回家，组织员工集体旅游，帮助员工解决子女就学，提供培训机会，等等。
其三，可以考虑在农民工聚居区按人口配套公益性文化娱乐设施，鼓励社会团体、民间机构参与工人精神文化建设，支持农民工自发组织文化娱乐活动。
据了解，新一代产业工人文化消费欲望强烈，但是他们消费得起的文化场所少之又少。打工多年的陈少春最近在浙江东阳一个企业集聚区开了一家低档消费商店。他告诉记者，青年农民工每天晚上所谓的娱乐也就是花一元钱唱几首歌，或者花两元钱打一小时台球。“一个晚上能消费10元的人都很少。更多的农民工就是在夜市上走走看看，一分钱也不花。”
受访的多位基层社区干部建议，在沿海发达地区，政府每年可投入一定资金在农民工聚居地，建设乒乓球室、篮球场、健身设施等，免费向工人开放；城市中的图书馆、文化场馆，可以面向工人免费开放或者费用优惠；鼓励商业化运营的电影院、溜冰场等为农民工提供低价服务。
徐文财认为，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活动最好是农民工自己搞，政府提供场地、设施或部分经费。本刊记者在“草根之家”看到，这里虽然设施简陋，却吸引了很多农民工。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崔文伟说，这里是农民工自己办的，来了很随意，能够找到家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