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NGO文化很丰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容忽视地就业市场。
德国法律甚至允许各个政党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且由政府给予资金。每年政府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预算，按每个政党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分配其所属基金会相适应的资金。比如绿党占有10%的议席，其所属基金会就在政府预算中获得10%的份额。虽然政党之间有竞争，但是隶属不同政党的基金会之间却经常合作。
基金会对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有很大的支配权，虽然也有监督机制，但是原则上基金会不受政府控制，依然属于私人性质，其主要的职责是帮助其所属政党在海外扩大影响、宣扬理念等，并且开发、实施一些海外项目。虽然是政府买的“服务”，但这些基金会照样指手画脚，毫不客气地批评政府部门的工作。
不过，哪里都有异类，像绿色和平，就拒绝向政府或者大企业申请资金，而完全依靠私人捐助运行，以确保其独立性。
在德国，除了政党的NGO，还有许许多多资金来源不一得NGO，NGO在政府眼里甚至已经成为解决就业的一个不错的途径。但是，它也遇到了与普通公司一样的“劲敌”，那就是行业竞争。由于有太多的NGO，以至于其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相互之间都在努力将对方踢出局。
NGO在争取资助时，会想出很多点子，当然“投其所好”是制胜的关键。在气候变化议题还没有这么“得宠”时，人们关注的焦点比较多样，大约1993年前后，德国人很关注童工现象，所以涉及童工的内容就会较容易得到资助。一位德国朋友就亲历了一个小故事，他去香港出差，一位香港的NGO人员向他提交了一份项目书（方案），其间就提及了童工问题，这位德国人就问，你这个项目似乎和童工不大有联系，但是这位香港NGO成员毫不讳言地对他说；“我这样做可以比较容易在德国获得支持。”
现在气候变化是个热场，能吸引很多资金，于是哪个NGO要是对“气候变化”有个好主意，就像商业机密一样被珍视，试图瞒过其他NGO，因为一旦这个好点子被窃，那么就等于给自己建立了竞争对手。
大的、知名度高的NGO显然更容易获得资助，于是有的大NGO还发明了“业务外包”。据说一个非洲的教会组织在加拿大、新西兰、日本等国成功游说，获得了大笔资助艾滋病的资金，于是将这个大项目分成若干个小项目，分包给当地的一些小的NGO去实施。
说服公司或者个人无偿资助你的理念或者主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现在大的NGO组织已经倾向于成立专门的筹资部门，独立于做项目的部门，但是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即这些没有深入做项目的专职筹资人对具体的实施工作不了解，在向公众做解释时，往往浮于表面，这使该组织与公众之间出现沟通障碍，对于一个NGO而言，一旦不能和公众有效地沟通，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人们对NGO的理解也往往有偏差，认为在NGO工作，应该是一种类似志愿者的成员，而忽视了这些工作人员本身的生活诉求。德国的NGO文化如此繁盛，但也存在这样现象，比如，人们愿意向非洲饥饿儿童解囊，但不能忍受NGO的工作人员在这笔钱中花用一分，其实于大多数工作人员而言，在NGO做事，可能只是一种职业生涯而已。一般政府、公司或者私人资助的项目，会允许NGO提取20%左右的经费作为运行经费，但是NGO成员有时也会抱怨，这个额度太少，往往做得很紧张、很辛苦，而经费可能还是不够。
一个NGO即便已经成立了几十年，依然不能确定明天是否能得到资助，所以在NGO工作，是不能指望稳定的职业生涯。一位德国NGO成员告诉我，“做NGO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你现在做的正是你想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