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
索南达杰毕业的时候，放弃了留在西宁或北京的机会，回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当了一名老师。他骑马回家乡招了扎多进中学，第一次改变了扎多的命运。
从民族中学到青海邮电学校，扎多一步一步见识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他看到了楼房，在西宁说了4年的汉话，经常说得嘴都干了，还兴高采烈。
对于20出头的年轻人扎多来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社会里充满了变革的味道。他和朋友们组建了自己的团体“唤醒会”，办杂志，发小册子，上台演讲批评县领导，试图用极其先锋派的行为敲打沉闷的县城。
有人打小报告说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州里派了一位副书记来调查。领导看完他们小团体章程，指着第一条说：“小伙子啊，这一条救了你们。”
“唤醒会”开宗明义第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扎多和朋友们申请去民族中学当老师，放弃高收入，要用教育改变家乡人的思想。
他们在学校的改革又一次失败了。
当老师是扎多社会改造计划的最后一步，现在退无可退了，他彷徨，看不到前方的路。
妻子博雷看到县农业银行外面张贴的一张红纸，治多县委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工作人员，兼任西部工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正是索南达杰。
扎多和朋友兴冲冲投奔过去，却被索书记劈头盖脸大骂一顿。索南达杰觉得这帮小年轻连在学校这点委屈都受不了，更不可能跟着自己干事业去。
他的心很大，包括了可可西里，面积和宁夏一样大的无人区。
扎多倒是觉得索南达杰虽然脾气臭了点，但是个值得追随的人。从少年时代开始，索南达杰就已经是他的偶像了。他加入了西部工委，成了索南达杰的秘书。直到1994年1月，18个月里12次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
在亲历者扎多眼中，索南达杰并不是一个如此先知先觉的人，他成立西部工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开发搞建设。
身为草原的儿子，索南达杰很清楚单靠畜牧业，草原人没办法富裕，一场雪灾就足以让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他把眼光投向了可可西里，隶属于索加乡的无人区，这里有金矿，他成立了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索南达杰是个异类干部：当中学老师，敢违抗上命，让学生把捡来的虫草卖给商人，而不是政府指定的供销公司，因为价钱更高；当乡党委书记，敢不交税，因为牧民实在太穷困，因而被戏称为“索加人民共和国”；作为下级，他敢拍着桌子骂县委书记然后再若无其事“道歉”；对于他看上眼的领导，再怎么柔顺的话他都能说出来。
扎多现在想，除了矿产，或许是可可西里的氛围吸引了索南达杰，他实在是个很难融入周遭氛围的人，他太有个性了。
扎多还记得，第一次去可可西里，索书记看的是《工业矿产手册》，边看边说：“你要是没有知识，就变成野牦牛了。”
西部工委成立就是为了开发可可西里，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执行下去，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
索南达杰手里看的书变成了复印的散页《濒危动物名录》，除了盗金者，他们的敌人多了藏羚羊的盗猎者。
藏羚羊的绒毛编织成的“沙图什”，是世界上顶级奢侈品。这个美丽的物种开始成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扎多始终没有能够搞明白，索南达杰何以成为一个环保主义者，这个词在90年代初的青藏高原，还显得特别陌生。他把索南达杰的作为理解成了因为对家乡的责任感而产生的文化自觉：眼看着大批藏羚羊被血腥屠杀，索南达杰内心的藏族传统价值观还是得以体现：不杀生、众生平等。
当然，作为一名真正意义的共产党员，盗矿和盗猎都不是索书记所能原谅的。
1994年1月，扎多和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走进可可西里。出发前，扎多留心了一眼吉普车的车牌号“青G0519”，他心里暗自嘀咕，真不吉利——我要救。
索南达杰骂他：“分明是我要金。”
车队行进不久，遭遇一大伙盗猎者，经过一场枪战，将敌人全部拿下。枪战中盗猎者司机被击中。他把扎多悄悄叫到一边，叮嘱回去汇报要统一口径：“一定要说是我打的。”
扎多心想，你要抢功啊，分明是咱们的向导开枪打的。索南达杰告诉他：向导是老百姓，如果说是他打的，回去要被人报复的，咱们是政府的人，回去没人敢找事。
为了照顾伤员，索南达杰临时决定，让扎多和司机带着伤员提前回去，他带着队伍押着大队盗猎者。
临别时，索南达杰把所有的子弹留给扎多，告诉他如何从草地和冰块上辨认方位，如何寻找北极星，还警告了扎多带走的有病盗猎者：“如果动了他一根毫毛，我下辈子不做书记了，专门抄你的老窝。”
几经波折，扎多的吉普车爬到了五道梁。
而索南达杰，一位难以定义的英雄，最后寡不敌众，与盗猎者殊死搏斗后牺牲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怒目圆睁，保持着射击的姿势。在零下几十度严寒下，化成了一座冰雕。
前程
寺庙里，索南达杰遗体身覆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上千盏酥油灯点燃，400位喇嘛诵经三天三夜为其超度。
索南达杰书记生前不信藏传佛教，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圆寂才有资格进行的仪式。
当地的秋吉活佛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如同一个真正的比丘。”
索南达杰走了，也带走了扎多的魂魄。他失去了老师、领导，又一次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扎巴多杰来了，他是索南达杰的妹夫，曾经当过县公安局长和监察院长，现在是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受索南达杰影响，他拉了一支队伍保护藏羚羊，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野牦牛队”。
扎多拒绝了入队的邀请。
可可西里实在太可怕，他害怕了，每次出发时看着家人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想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看到人就知道肯定是坏人，就是你死我活；一次回来，看到马路，他整个人就瘫在了上面。
县里风言风语，说是他害死了索南达杰，为此他还在招待所待了好几天，交待事情经过。
扎多觉得累了，受够了，要奔前程了。再见了，可可西里。
领导让他找个想去的单位，他选择了宣传部，他想宣传索南达杰。在整理英雄事迹过程中，他又一次次被感动，决心加入索南达杰的那个组织。
甚至，他还参演了一部《杰桑•索南达杰》的电影，在里面扮演了自己，可惜电影从来就没有上映过。
他喜欢读书，看到学校就高兴。现在机会来了，他从县委党校副校长的位置去了省委党校脱产进修，锦绣前程开始摆在面前。
在西宁读书的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很多青海之外的朋友。杨欣，“绿色江河”创始人，著名环保人，听说了索南达杰的事迹，带着《北京青年报》记者过来，还帮忙成立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他也第一次知道还有非政府组织，还第一次结识了外国NGO朋友，他的眼界越来越宽。
这段时间里，他渐渐知道世上还有“生态”这个词，他又琢磨，索书记干的不就是生态的事情么。在图书馆找到一本《生态经济学》，看完后他想：“如果能在我的家乡建一个这样的，该有多好。就是山上动物好好的，水也好好的，经济也发展，这些都放在一起的理想模式。”
他的毕业论文作的是《环长江中国生态区生态保护设想》，答辩时，老师们不敢相信这会是一个来自治多的藏族基层干部写的，直接就问哪里抄的。扎多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一个老师反复对他说：一定不要放弃，要坚持。
他不时会想起，索书记最后看的是《濒危动物保护名册》，为什么？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回到治多县，他和当年“唤醒会”的朋友们成立了一个NGO“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当然，他也去索加乡当乡党委书记，和索南达杰当年一样。
又是个不一样的书记，在索加乡这种不通电话的地方，扎多带着在西宁认识的外国朋友进入牧区，送医送药。为成立新的“帐篷小学”，申请海外基金会的资金。
在NGO“自然之友”和“起步高原”的帮助下，他举办了第一个大型活动，培训藏族中小学老师。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招待所里，扎多走上讲台，看着下面30多双眼睛，他说不出话，低声喃喃自语：“你看，我们分手后，我没有当逃兵，我跟着你的脚步走，现在我办成了！这是星星之火，我在影响整个青藏高原，你看到了么？”
NGO
他还是离开了体制：从索加回到县里，他当上了宣传部长，但实在不喜欢，最后保留薪水去干环保了。2008年，县里下了规定，像他这种成天到处乱跑的人，被退休了。
扎多和朋友发起了“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一心一意走上了NGO的道路。
他们做了很多项目，都围绕三江源地区的环境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环保不同，扎多用力在“绿色社区”，他不觉得为了保护环境，就一定得把当地人民弄走，藏族人的生活习惯乃至宗教信仰都天然地和生态保护契合。
三江源协会主要工作人员就4个：扎多（秘书长、全面工作）、欧要（行政主管）、亚卓（财务，在玉树，项目总协调人）、扎拉（拍摄、主要是流动车项目）。
欧要才仁是个有趣的小伙子，快30了，是扎多的侄子，又高又帅，像《加油！好男儿》冠军蒲巴甲。
欧要平时要做一些琐碎的工作，比如写报告，他不喜欢这种案头工作，一边打字一边咬牙切齿。尽管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但他还是更喜欢去野外，去“上面”做项目（青海人对玉树等高海拔地区的称呼），他去年在“上面”一次就待了3个月。
在扎多的三江源协会，重要工作就是要教育当地牧民如何做环保。对于这点，欧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显然是做社会基金更容易被人看到，比如盖了多少楼，捐助了多少小学，而环保十年二十年都未必看到成效，甚至我们这一代人都看不到成绩，但还是要去做。
2009年底，三江源协会得到了李连杰壹基金“典范工程”的支持，获得了10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
这笔钱他们用在了3个项目上：一、绿色补偿：真正让村民自主决定如何操作，如何运作，事实上相比于给钱，藏民们更喜欢把环保的权力放在自己手中。二、黑帐篷学校： 选取对环保感兴趣的骨干，进行集中培训。三、流动车计划：主要是宣传环保理念。他们会到某地就放电影，吸引人来，给牧民DV，让他们拍，最后剪辑放给他们看。
今年还有一个项目，绿色健康，培训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选几名，总共十几人，请玉树当地老藏医，然后主要提供一些医疗设备，由台湾的一家基金会赞助。此外还有“绿色职责”，由香港培才教育基金会赞助，每年选取十几个贫困大学生进行资助，两千块，但是要求从事一些公益活动，哪怕是教弟弟认字。
在藏区做环保看起来很难，受现实条件所限，很多活动无法开展，比如高原反应就能赶走大部分人。语言障碍也是一个大问题，但对于扎多他们来说，这片土地就是自己的家乡，他不是扎多秘书长，也不是扎多书记，就是这片土地的儿子。
他在很多村子做完项目后，和一大帮人都成了朋友，以后村子里的人会给他打电话：“喂！扎多，我女儿有个麻烦，你能不能帮忙？”
做了以后肯定是没完没了的联系，这是扎多所乐意看到的，草原上举行赛马会，一定要扎多出席，尽管他早已经不是什么领导，但老人们会说，扎多还没有讲话呢。这份荣耀是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
归途
扎多的手腕上带着一串佛珠。
和扎多一起成立三江源协会的朋友是虔诚的藏传佛教徒，扎多很羡慕他的虔诚，因为可以从中获取力量。
这些年，扎多走过了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外面精彩的世界一次次让他“哇”，但每次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向往高原上的家，他喜欢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他的人生兜兜绕绕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在草原上没有“现在几点”的概念，就是生活，生活里没有房子收入这些问题，什么目标都没有，就是活着，所以那个地方是个充满歌声的地方，有人说你用原生态的唱法唱两句，那是怎么唱出来的呢？是憋不住了，高兴。
我们这里一天可以感受到四季，你可以看到冰雹，你可以看到下雪，也可以看见下雨。从自然来说，在这样的极端的生存状态中，对生命的感觉是心的坚强。
以为只有GDP增长了，有钱有房子才会幸福，我自己觉得是蛮错误的。现代文明里有很多特别好的东西，但现在是物质化的问题，是物质可以带来一切，没有其他，比如说人们之间的信赖，说话是不是算数。这方面来说，我觉得丢了很多东西。我们既有钱，又有人情，又有亲情，人文、自然，这多美啊，这才是叫发展。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社会的主流的趋势是盲动的，以前文化大革命，哗！现在经济大革命，哗！
现在我们只有技术教育。你是博士，我是学核电的，他是学数学计算机的。就是看谁的技术厉害，或者谁的钱最多，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孩子们很辛苦，那么小从能背书包的时候开始什么都学，天文地理全知道。其实没必要这样，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呢？
传统文化里有很多舒服的东西，你看以前的建筑，就感觉舒服。现在都是西方的东西，它的麻烦是太人本主义了，一个人再厉害也离不开自然。这次玉树地震，你跳出来到山上去看，人全部被淹死了，河流依然流着，高山睡着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时候你真感觉人是一群蚂蚁。
生态保护也可以是一种欣赏，用独到的见解跟你说山是什么东西。眼下是看到山就想到矿产，一看到水就想到大坝。人类基本背离自然了，不行的，因为离不了自然，我们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小不点。
(本文参考了刘鉴强著作《天珠》，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