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台湾的长期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包含几组复杂而丰富的面向：最重要也最基础的，是战后政府支持的台湾小农体制，当然，随著经济作物的引进，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扩张而重构的资本农业，也在台湾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台湾的农业体制，是小农生产与资本农业双轨并置的型态。规模化利润导向的农业并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我们仅有30%的粮食自给率，即源自于对国际农粮市场体系的依赖，这使得台湾的农业经济陷于既要外向的追求利润，同时，又要内向满足内部消费的两难。然而，此一矛盾处境是以GDP为衡量指标，仅仅将“农”限缩在经济部门，却忽略了“农意识”、“农文化”、“农生活”、“城乡连结”的社会人文面向。
宝岛台湾的长期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包含几组复杂而丰富的面向：最重要也最基础的，是战后政府支持的台湾小农体制，当然，随著经济作物的引进，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扩张而重构的资本农业，也在台湾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因而，台湾的农业体制，是小农生产与资本农业双轨并置的型态。规模化利润导向的农业并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我们仅有30%的粮食自给率，即源自于对国际农粮市场体系的依赖，这使得台湾的农业经济陷于既要外向的追求利润，同时，又要内向满足内部消费的两难。然而，此一矛盾处境是以GDP为衡量指标，仅仅将“农”限缩在经济部门，却忽略了“农意识”、“农文化”、“农生活”、“城乡连结”的社会人文面向。
尽管维持粮食主权（food sovereignty）是至关重大的议题，不过，我们想在此展开巨观的生产结构与总体政策之外的面向，从而转向思索“农”的复杂多义。故事从当代台湾正蓬勃苏兴的农艺复兴谈起这里的“艺”指是艺术、工艺、美学，理所当然的，也是一种以农为本、以人在土地上的劳动为根的深刻经验。我们一方面试图处于广角的位置展开对当代台湾“农艺复兴”的探讨，也思索如何在“小农为本”与“城乡共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足以松动支配结构的论述和行动，这是一条多线展开的路径，各自在不同的位置踏出实践的履迹。
农很有用、为农所用
挟带着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眼光的台湾主流社会，农村被视为“过去的”、“传统的”、“不时的”、“土的”。然而，农村的“土气”，若进入历史脉络以梳理地方的人文肌理，是以小农耕作体系为基础，串起绵密而互惠的社会网络，是因应生产与生活而迭起丰硕、涵纳了深刻底蕴的小农文化。而这些文化或所谓“农村文明”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人们又如何在现代城市与工业文明当道的台湾社会，再生皮转化“农”的文化符号？再者，城市居民与消费者，与农村/农业的互动方式或关系会是什么？这些问题都不可能、也不该得出一个绝对的答案，而是凭藉实践与思考，进行的持续辩证的过程。我们也期待那会是多元且不同层次的尝试。
试图阐述“野地花开、生气蓬勃”之前，我们先从“农用”谈起。往年的台湾，只要在报废的车上喷上“农用”二字，就可以在乡间小路行驶，无需缴交牌照税。“农用”在这里头，有两层意义：一来，“农用车”是被现代国家体制视为“无用”的，然而，“农用车”实际上仍具有实质且重要的功能。当台湾农村阵线将“农用”印上那只深色的帆布书包，便是希望将“农用”转化为积极意义的诠释，“农”是极富能动性的实践——农很有用、为农所用。然而，“农”的本质与价值是什么？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其空间和文化意义为何？我们能如何伫立在现实的基础，扎实的论述“农很有用、为农所用”？“以农为本”在当代的台湾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农”的美学与生活实践
让我们从年轻的创作队伍谈起。一群艺术学院的学生与艺术工作者，从“农”的思维中萃取、创造文化的元素，挖掘台湾的农村并行承载的生产意义与文化厚度，比如 2011年7月矗立于凯道、用稻草扎编成的永生树，这不只是作为传承“农”文化与生命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这群年轻人在发想与创作的过程，群起而自发的劳动，是在另一个时空体现了传统农家“换工”的互惠关系。这群年轻人因抗议浮滥土地征收而集结为“美农小组”，在这场政治意义强烈的行动中，使“破”的同时也开展“立”的美学实践。当然，农村美学的行动不局限于社运场域，更多的队伍己遍及艺术创作、美术设计的各个领域，举凡：立足于南台湾的“野上野下”、甫成立的“土沟农村艺术馆”、在诚品设柜的“小农主意”、丰富节气美感己有多本专书的“种籽设计”，农村美学被带进常民的生活空间。
再者，是著墨于日常生活的反思与实践。“传统”意昧著什么？“传统”和“现代”是否在本质上抵触？“绿兔子”是一个牌子，却并非仅只于此，他们反省工业文明的高效率与便利性，也从现实中发现它的两面性——因为大量与规格化生产，是以自然环境作为换取的代价，于此同时，人类遂逐渐失去尊重与感知自然的能力。“绿兔子”从“传统”的元素里头，找到顺应环境的智慧与生活态度，将人重新置入于自然之中，发展出“自然民具”与“节气生活商品”，试图藉由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以及使用生活用品的习惯，在人与自然间、生产者与消费者间重建“共好”的关系。
那么“共好”的关系，如何在不同的节点之间——如生产者与消费者、城与乡，长出友善的连结，或其他异质的可能？若以“食物”的层面谈论“农”这件事，生产者与消费者、城与乡，理应是生命共同体。“共同体”，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性的思考，如杨儒门倡导的“粗食”，简约朴实的食材，都是来自小农友善耕作的生产，这些耕种以及渔民捕捞与养殖的方法，以符合生态循环为原则，善用生态系服务功能的互惠关系，维持或营造生物多样性的种作与养殖环境。“共好”也坚持“适切”的原则适地适种、适量生产，进而透过“食物”和“小农市集”的平台，例如合朴农民市集在产销和城乡两端，构筑了相互看见与交流的空间，并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协作部落，使小农“取之于大地、还之于大地”的意识，进入这样的空间，触发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点点滴滴的看见彼此，从生活经验中省思工业生产模式。当小农向消费者分享他们的种植理念与方式、或返乡归农/土的动机与历程，“农”即不再是远在天边的他者，它的价值透过食物被直接体现，而食物生产过程的农务劳动——广义而言的耕种知识与技艺、以及农人与环境的互动，也因此有了被理解的机会。于此，“共好”是一个理想，从看见与理解落实“共好”得以发生的基础，且厚实的深根。
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断裂的城乡，大多数的我们失落了“农”的视野，于此，“共好”的可能需要各个位置的人进行不同的行动，串起有机连动的网络，媒体则在这工程中，拓展了更宽广的相互看见的视域，特别在网路书写盛行的当下，从“小地方”到“上下游News&Market新闻市集”，与长期投注心神于农村和农业议题的独立媒体工作者和公民记者，善用网路的“一人一媒体”的便利性，更难能可贵的，是“上下游”提供了小农（特别是新兴农民）在网路平台写下自己友善耕作的经验等，使种作过程引发的思考和尝试，能分享给各个角落关注著的人们，广义而言，这也是互惠的社会网络。此外，平面媒体维系著一定程度的重要角色，比如丰年社于1991年发行的《乡间小路》，作为“农业生活月刊”，透过采访纪录，挖掘农业在经济生产层次之外的生活型态，以皮农人的价值观——时间观、身体观、环境观、人观等等。
在生产意义层次的“共好”，是扎根在土地上实践“身土不二”的友善农耕或另类农法。台湾是以小农的生产模式为农村的主要型态，农户间互动频繁，知识与资材的交换、品种改良等技术，时常在关系紧密的人际网络中进行。然而，因为第一波绿色革命，以及台湾的农粮市场被整并进新自由主义架构下的自由贸易市场，农药、化肥与大型农机具被广泛使用，以追求更大规模的产量为目标。使得长期以来依循著节气的农耕劳动，所发展出顺应当地环境的地域性农法，因为工业化农耕而逐渐失传，人与生物共存的田间渐渐被换上一幅机械作业的地景，“农业”遂也被窄化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标准化作业模式。近年来，许多小农与关注在地农法的NGO工作者及研究人员，积极投入各种尝试，并试图重探老农的农耕技艺与智慧，他们重新学习观察环境，试验因地制宜、对自然环境之干扰程度最低的农耕方法，包括开展生态农业（eco- agriculture）的论述、另类农法（alternative farming）的国际经验交流与实践，将可持续性（sustainable）农业/耕作为努力的目标。透过这些尝试，也使小农得以渐次掌握耕种过程的自主权——粗浅而论，即小农拥有自主决定其生产方法与生产资源的权力，进而逐步减少对农药与化肥的倚赖。
然而，只在农法上著力仍不足以集聚更广泛的改变，小农得面对攸关生存的产销问题，若欲讨论小农的产销问题，则又不能忽略战后台湾的历史进程，以及农业产销结构在历史进程中被形塑的政治经济脉络。前己提及台湾的农业在发展主义的计划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己呈现小农生产与资本农业双轨并置的轴线。换句话说，摆在眼前的道路，不仅仅是农的多元实践与以农为主的意识型态的美学阐扬，建立永续农业、小农耕作的思索，不可能自外在现实的生产关系，因此如何在以市场为导向以利润为依归的思维中，创建符合小农耕作多元实践的社会关系与交换模式，亦即建立起在地经济的小农耕作经验，就在人们既存的结构中，缓步前行的介入。
台湾农村阵线与浩然基金会共同执行的“小农耕作、绿色消费”计划，包含著合作组织的摸索、地域农法的整合、小型加工的尝试、常民文化的展现、城乡连结的建立。正是秉持在地经济的实践，从既有的小农生产体系推想与拓展在地经济的模式，著建于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建立。因为生产者与消费者有了厚实而多样化的关系——这也必然包含合作与某种程度的情感连带，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推行的小农复耕计划，是试图重新找回小农经济的可能，并藉此使小农得以突围现有的农企业规模经营模式，以及跨国际的、远端的粮食供应市场；另外，在生产的层次，则透过小农复耕发展出合适当地生产力及环境条件的产业重建模式”。
另一种类型的“在地经济”实践，是社区协力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透过小规模的社区农场，将生产的粮食作物或蔬果，不直接进入一般市场被秤斤论两，而是透过支持会员的营运机制，生产者与支持者是互助的关系，因此“支持者”与市场机制下的“消费者”有多重意义上的差异。社区协力农业是因地制宜，因为不同的地方脉络而有不同的运作方式，然而可归纳的基本原则是：小农在生产的过程中，利用友善环境的耕作方法，实践永续农耕，支持者则与小农共同承担天灾与其他环境风险，收获的农作物则与支持者共享，是以为当代的“在地经济”模式。社区协力农业的尝试，是试图突围现下农粮产销体制对小农的不友善，包括中间盘商（指收购农生产品的中间商）的层层剥削。“社区协力农业”是以“社区农场”的，将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直接连结，也将失去“农”视野的人们拉回土地，重新使人们意识到农与工、城与乡、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没有谁比较高位，而是互为主体的位置。小规模的、位处城乡交界地带的社区协力农业，农民的生产并非进入市场体制，因此有条件拒绝采行追求产量的大规模或惯性农业的路径，那些使土地超过其承载力的方法。另外，小农与支持者在互助的关系网络得以共同对农耕方法进行沟通，因为沟通而取得共识，小农有更多的空间去尝试适切的、与环境共存的种作方法。社区协力农业是值得努力的在地经济模式，在宜兰的穀东俱乐部是台湾最典型的CSA模式，近年宜兰小田田，以及新竹彩虹农场，都有不错的进展。然而，台湾也需要更多人投入实践，以滋养更多于在地长出的经验，进行相互的参照。
这场正在发生的台湾农艺复兴，是一场慢革命。“慢”的概念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强调高产能、高效率的“快”，以及带著绝对自信的、过度信仰市场经济理性的姿态；“慢”同时也是关照彼此、关照环境的状态。“慢”的概念也类似于杨儒门的“粗食”，带著一点“土气”与“人气”，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习惯，慢慢调整生活型态，人们也可能因而意识到人作为自己及其生活的主体，并敢于试验主流价值观之外的选择。而“慢”，也将使农民和消费者更敢于共同尝试友善环境的农耕方式，这将是扎根于在地的、顺应环境而持续修正的“地域性农法”实践。“农艺复兴”绝非架空现实的烂漫之词或乌托邦狂想曲，而是在历史涓流中梳理台湾农村在国际政经结构、与政府主导的发展主义下的变与不变，也梳理”农“的社会位置与文化意义。稳稳的扎在现实基础上，我们思考“农”何以作为“艺”——除了可言说的技术与操作原则，还有许多无法透过语言文字表述的、透过身体或经验传承的农耕技艺，是小农之于自然而有的细腻的、恣意的却又敬畏的关系，是小农在劳动过程中养成的肢体艺术。“艺”也是从农村（耕）淳炼出的象征性符号，如农农文创、美浓野上野下的美学实践。
从角落长出的芽，或深或浅，如何在象征意义的行动之外，能够凝聚更多的论述或实践，进而足以处理或松动更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也非圄限于台湾内部，面对国际与区域间政经局势的讨论，比如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仍待更细致、根植于在地经验的论述，这是我们需要反省且持续著力的。落笔至此，我们思忖：这波的农艺复兴的发生是可贵的，然而如何增强力道？如何更深化农艺复兴的内涵、如何扎根？也反省到我们在行动的过程中，是否己然接受了现存的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主流的、正典的（normative）、高的，从而自居/自限/自甘于边缘或另类（alternative），而不自知？之所以自许或定位这波农艺复兴为一场“革命”，即意识到它需要更多样性且多层次的论述与实践，仍待缓步而行。在行走的路途中所激发出的思辨，不会有单一而绝对的解答，思考与行动的交互辩证才能找到农民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