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浇水工在森林公园中，只是执行命令的每天拖着水管走来走去，周围的游人对于他而言都是陌生人。他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也感受不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也无法参与到更多的社会事务中，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直到有一天，这个浇水工看到了带着女儿来公园游玩的母亲。女儿的手脏了，母亲希望能借用浇水工的水龙头洗洗手。浇水工没有任何犹豫地就答应了。洗完手后，母女都很高兴地感谢浇水工的帮助。浇水工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别人对他的尊重。他也很开心。
这种举手之劳就让自己感受到快乐，这促使浇水工有了做志愿者的念头，渐渐地，浇水工也不再满足于仅仅做志愿者，而是开始参与到社会组织中去，开始为社会组织捐款。“这些帮助别人的小举动可以带来友好、尊重、价值，如果将其扩大，他感受到了快乐，会去做志愿者，进行捐赠，这样发展下去，这就是‘公益的主干道’。”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陶传进说。
在12月5日，陶传进在广州举办的“2010年全民公益启动大会暨全民公益论坛”上讲述的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如何参与到公益中去的故事。这个论坛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扶贫基金会”）共同主办。
在陶传进看来，这种小人物参与到公益组织中去的志愿者的行为，就是“民众”的公益。如果有更多的“浇水工”参与到社会组织中，必然会形成“全民公益”。“全民公益是民众公益，是普通人的公益。”
陶传进认为，捐钱的行为本来只是一种动机和愿望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全民公益不一定只有捐钱这一种选择，随着公益意识的发展，普通人最终是可以走到捐钱这一阶段的。但是，这只是“全民公益”故事的开始，这个故事是不是会继续，还是未知。
浇水工的风险
“浇水工到了为社会组织捐款的阶段，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陶传进所指的风险是，社会组织如何能够保证，浇水工在捐款后，如何能够一直感受到自愿捐款的快乐，并感觉到最大化的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有被强迫的感觉。也就是，社会组织如何通过机构的透明、专业来很好地为捐款人做好服务。
风险不仅仅存在于社会组织，更多人担心的是，在“全民公益”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我们的经济发展、国势强大，有很多官员特别愿意选择风险比较低的领域做公益。但我不希望在全民公益的过程，政府扮演着一个动员性太强的角色。”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韩俊奎直言，不希望中国的慈善变成一个动员式的，暴风骤雨式的，而应该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辐射。“政府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改善慈善环境，引导慈善的发展方面。”
陶传进认为，小人物要想实现他的价值，首先遇到的就是公益组织，其次才是政府，政府比公益组织风险更大，因此我们怎么化解公益组织的风险、怎么化解政府的风险，“把这个系统打通了，小人物才能在做公益的过程中获得收益。”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于政府在慈善中的角色定位有同样的担心。邓表示，政府在公益慈善方面确实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和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一定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和慈善组织之间的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些方面如果越位了，就有可能挤压公益慈善组织的力量。
如果社会组织不发达，意味着公众和全民的参与缺乏爱心的平台。有学者提出现代公益的特点在于组织化程度比较高，通过现代公益慈善组织从事公益慈善行为。“在这方面，因为政府的角色不清，很多大量公益慈善组织还是体制内的，独立性、自主性不高，因此对民间的组织形成了一定的挤压。”
“公益主干道上的社会发育，现在是去政府化的过程，社会的公益热情与公益能力上升的过程，逐渐完善的过程。”陶传进不无担忧地表示，现在在推动全民公益实际还是存在很大风险，全民公益的渠道还没有完全建设起来，监管者也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的个人观点就是，去政府化，要公益组织为浇水工服务。”陶传进表示，要真正实现全民公益，只要在做到这两者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
“月捐”是尝试
扶贫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号召全民以月月捐的形式，参与到全民公益中来，广东是此次全民公益的试点地区。
“全民公益的号召和开展最大的意义在于对全民思想的启蒙，在全民范围内传播公益精神和公民理念，这种启蒙对未来的作用是很重要的。”韩俊奎认为。
在扶贫基金会全民公益的方案设计中，他们选择了月月捐的形式。扶贫基金会与中国银行合作，利用中国银行在全国的1万个营业网点，开通扶贫月捐业务，公众可以在各网点填写《“扶贫月捐”捐赠人申请表》办理捐赠业务。中国银行根据申请表中确定的捐赠额度和年限，每月从该捐赠人的账户中扣取授权的捐赠款项（每月最低10元），月捐募款汇入扶贫基金会账户。
月捐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扶贫基金会将与有意愿参与月捐活动的城市、高校、社区、家庭和企业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并以之为基本单元来开展全民公益活动。
“通过合作媒体的宣传，首先动员这些基本单元的成员了解公益，参与月捐，进而通过他们影响更多周围的人参与月捐。”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介绍说。
作为此次全民公益活动的倡导者和方案制定者，扶贫基金会显得信心十足。在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看来，全民公益的倡导和开展建立在充分的现实背景之上，是恰逢其时的。
对于扶贫基金会通过月捐来推动全民公益的行为，陶传进认为，选择月捐作为全民公益的执行方案是公益组织自己的选择，选择的方案如果合理，就会“实打实”地做起来；而如果选择不合理，所造成的结果就会让两方受害：公益组织受害、捐款人也会受害。“现在社会好就好在不仅仅只有一个扶贫基金会可以选择，出了扶贫基金会，也可以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公信力和透明度都很强的社会组织。适者生存，有能力的公益组织就长起来了，没能力的就死掉了。”
网民的力量
基于拥有大量网民的新媒体的兴起，为全民公益的实现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据统计，今年3月份，QQ的在线人数超过1个亿；而支付宝的用户，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线注册人数达到5个亿。据互联网研究中心的数据统计，今年6月底手机网民人数1.77亿，网民上网的时间在上升。
“我们观察注意到，现在不简简单单遇到网络社会，更多的是移动的互联网的社会，移动互联网社会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应用的创新，应用的创新使得我们以网民为基础的媒体空间促进全民公益时代的蓬勃发展。”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师曾志说，网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新基因。
经过研究，师曾志发现，公益方面，新媒体的存在一方面是可以带动公益极大的发展，同时加大了对公益项目执行力和执行的透明度，也加大了对项目执行的监督力。这对社会组织也带来了很大挑战，“可能一个公益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某人发了一个微薄，就会对公益机构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做的项目起到反面的作用。”
师曾志对于新媒体的兴盛，在推动全民公益中发挥积极作用还是持有乐观态度。“互联网为公益捐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各方的行动者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公益活动的监督。政府、各类组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政府不缺位、不越位，进一步完善公益法律法规。”师曾志强调，探索完善慈善公益捐助的监督机制，提高公益组织的透明度、专业性、问责力，重视新媒体作为公益捐助的支持平台，鼓励普通个体的日常捐助和志愿服务，全民慈善，由民到公民、由公民到公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