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带着富人的视角讲穷人，说他们穷就是因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们给了穷人致富的神话——要脱贫先立志。作为“职业的非富人”和作为“社会人的非穷人”来工作，助贫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们的行为、话语呈现出逻辑上的不一致。
贫困的问题很多，你们可以提一百个有关贫困的问题，但是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我们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核心，也涉及我们想办法缩小人与人差距的努力。我们做扶贫研究的人，常常会遇到很多困扰、挑战和困境。比如以凉山彝族为例，有一种说法是凉山的彝族非常落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凉山的彝族被扶贫惯坏了。有各种各样的话语（discourse）。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我们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往往失去了方向。
要回答什么是贫困的元问题，我们需要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
从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在驱动我们每天的行为。一是基于生物学——生存性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人类从最原初的状态逐渐社会化，再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一直有这么一个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东西。什么是结构？男和女、好和坏就是结构化的。一定要有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才能称之为结构。
在狩猎社会，行动快速、强有力的人能够捕捉到很多猎物，容易被神秘化，人们会认为这个力量是天生就有的，是不可动摇的；而且还将其崇拜化。在这个过程中，差别和权威就形成了。每个人都希望像他那样，因为那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物质。大家可以看一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他解释了在生存性的伦理基础之上，如何由于竞争产生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进一步地社会化和政治化——这就是国家的形成。
政治权力形成以后，即使在物质缺乏的状态下，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集团和个人都是趋向于拥有较多的物质财富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非洲部落，它虽然呈现出低物质供给的均衡，但部落酋长会拥有更多的牛或者皮革，他一定会用物质的丰裕程度来象征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会受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动力的弘扬和崇拜，而非贬低——他们具备的这种物质上的优越，主要不是来源于剥削，而是来源于对于人“能力”的力量感的崇拜。
今天我们对财物的获得也会有崇拜，也会觉得人家有本事，是应该的，我们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不平等就这样产生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有另一种和上述力量相制衡的东西。比如，你拿了很多东西，会自然地把东西分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再给周围的亲戚朋友。所以在相对原始的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兄弟姐妹”很多。非洲的朋友和我们交谈，总说“my brother”、“my sister”……他会说出几十个brother、sister，但不全是血缘上的。他会让自己的社会网络展现得越过自己的家庭、血缘关系，到整个社区。他们很自然地说，“我有东西就要分享”。今天很多的社会形态都依然保留了这种状态，就是在物质层面一定要分享。有些学者认为，那是因为有很多戒律和要求才会这样做。但我不认同，因为他们是非常自发地做这些事情。
前面讲的是非制度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说更制度化的一些东西。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世界，动物之间也有相互帮助。我在非洲看角马过河，发现一些强者先过河了，但那些强者会回过头来帮助困在马纳河中间的角马，实在帮不了，它们就走了。有了宗教，我们就进入了非常社会化、组织化的阶段。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是歧视商业的，他们认为做生意是可耻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也讲了，“就知道做生意、赚钱的人是可耻的”。这种力量进来以后，对我们前面说的那种自利性的力量构成约束、相互制衡、不断消长，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关系体。
宗教曾经把人的创造力压抑到不能压抑的程度，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启蒙主义开始改变这一状况。改革首先主张的是赋权，以前只有那些贵族可以读拉丁文，可以读圣经。那么改革者就要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英文，让老百姓都可以读圣经。他们认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不是只有贵族是上帝的儿子”，这样就把神权打破了。
宗教改革后，接着是启蒙主义、新教形成，资本主义的出现。人类那种要求获得更多物质东西的第一种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这就是理性主义。所以韦伯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了悲观，他认为，人类的理性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就是极限了，没有什么“后理性”了。
接着，“万恶的资本主义”思想根源、意识形态就出现了——新教伦理，它倡导人们努力工作、创造财富。但同时新教徒又不断告诉每个人一定要节俭，不管你有没有钱，你都是上帝派来的财富的守护者，而不是拥有者。现代西方社会通过宗教形成了一种新的财富分配意识形态，它超越了原始集体性的生存性质伦理。因为，宗教是大众化的，所以这种意识形态也就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总是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社会有那么多人捐款。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没有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人会想，我有了钱以后我会好好地玩，全世界跑，可能发现别的都没意思的时候才会去做慈善。
美国建国的意识形态是新教。工业化初期，逃离贪婪的资本主义泛滥，一些想逃离的加尔文主义者（新教徒）在英国呆不下去了，他们觉得社会很糟糕，就跑到荷兰去。荷兰也是一个特别商业的社会，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也待不下去了，他们就回到英国，到了今天的港口城市普利茅斯，登上“五月花”号，到了北美。在这路上死了不少人。船上有不少无赖、流氓，不会写字，相互残杀。而另一些想要建立理想国的精英们制止了他们的行为，起草了一个《五月花公约》。《五月花公约》是带有新教伦理色彩的，它是美国宪法的基础。许多现在的美国精英都可以追溯到从那艘船上走下来的几十个人。
回过头来讲，那两种不同的张力，其中一个力量一定会产生贫困、产生差异；第二个力量一定在制衡差异。这两者构成了我说的贫困和扶贫的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难道富人天生是伟大的吗？难道穷人天生就该贫困吗？这就触及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学问题。建议大家看《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再回到现实，消除贫困为什么这么难？实际上消除贫困就是个很难的过程。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话语是不平等的。富人针对穷人的话语是“不开化、懒惰、懒散”，但富人很少暴露他致富的真实故事。要是有穷人问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富人敢讲吗？不敢的原因在于，致富的真实故事恰恰是利用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某种差异。扶贫的元问题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差异足以导致两者在福利方面存在如此之大的不同吗？
这就是原罪，人的原罪都深深埋在心底，呈现的东西又比较虚伪，神秘化又道德化。“我跑得快、我勤劳”，富人就是这么对穷人说的。穷人说富人，就是“人家能干、聪明、有文化、关系、技术……”话语（discourse）完全不一样。话语差异的道德尺度在于：现代社会的富人永远不会披露致富的真相，穷人永远被话语迷惑。有人会发现，“我一辈子认真工作，一点钱没挣到”。穷人认为，把孩子送到大学就可以挣钱了。其实贫困问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接下来再看看“助贫人”的话语。我们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我们是助贫人。我们经常带着富人的视角讲穷人，说他们穷就是因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们给了穷人致富的神话——要脱贫先立志。作为“职业的非富人”和作为“社会人的非穷人”来工作，助贫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们的行为、话语呈现出逻辑上的不一致。在这里我们需要自我批判，我们需要把穷人的角度和我们的预期结合起来看扶贫的效果。
回过头来，贫困的元问题是什么？可能就是：生存性竞争导致的基于物质获取差异的社会化过程，基于对物质的崇拜和基于物质贫乏而产生的耻辱，社会化的道德出现；社会阶层对于差异的固化以及现代社会理性扩张导致的不同种群和国家之间在物质供给方面的差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里也提到现代性伦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条件下，个人之间的福利差异可能更多地出于“能力”的差异，而不同文化条件下，可能更多地出于现代性伦理的差异。
那么什么是扶贫的元方案？刚才我提到，我们的扶贫出现了话语和行动的一种逻辑混乱。我们需要基于贫困的元问题，提出相应的元方案，这就构成一个隐喻，也就是现代国家的伦理和道德——集体性生存伦理的维护和对现代性过度扩张的控制以及协助落后于现代化的群体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扶贫的哲学含义）。
扶贫的元方案，就是把现代性扩张到没有掌握现代性伦理的群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和一些特别贫困的地方，他们可能自己觉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们告诉他们——你们过得不好，孩子没上学，生了病没医疗，猪圈和居住空间交叠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变。这些人没有我们这些概念，处于低物质均衡的阶段，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逻辑。但是我们要打破他们，就像马云说要打破穷人的思维。
“现代化的穷人”是指没有或很少被现代性伦理影响到的，不具备现代性伦理思维方式的群体。让他们接近或把握现代性伦理的约束，真是太不容易了。在特别贫困的地方搞一个合作社太难了。我扶贫的那个村庄来了一个温州小伙子，他说，“要是这个地方在温州，早就变得巨好了”。有人建议我做合作社，我也没做过，但觉得在贫困地区搞产权、股份制，真的是很天真，那里只有平均主义。在传统的地方让他们很快掌握现代性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我们在非洲做研究，发现非洲从殖民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现代性缺失的问题。
韦伯曾经认为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现代性的，但我们实现了，这是个很大的谜，理论上还没有解开。但我们现在还是不具备源于欧洲那套理性的东西，整个社会依然有失范。比如北京路上一些司机开车都乱开，乱按喇叭，而且也没有能超越传统慈善的那种公益伦理，所以社会才有这样大的差异。
所以，扶贫的元方案在于，有没有可能让一个特别传统的群体发生改变？一个人改变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个群体就很难改变了。习主席讲深度性贫困地区是扶贫的难中之难。“深度贫困”从特征上讲，还主要在于现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展“问题。理论上来讲，对很多处于前现代的群体而言，难就难在如何让他们接近和把握现代性伦理。成功案例一定是对接市场的，失败也是因为难于对接市场。
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是一个发展主义者，也是一个发展实践的工作者，我的工作是让更多的人接近和把握现代伦理，从而改善福利。但我不希望自己的发展实践是盲目的，不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框架，我希望这个发展路径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我在云南一个村庄做扶贫，这个村庄不是完全与现代化隔离的，但是他们的生存性伦理与现代性伦理有很大的距离。我要找一个把它和现代性连在一起的对接点，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去思考，终于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
当地瑶族干栏式建筑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因为山地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只能靠着木料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晒太阳。感受阳光，是他们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对接现代性的线索。我实践的对接点就是建造一座充满阳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们没有的概念：一个瑶族特色的客房来赚钱。简单地说，我做了一个实验来说明我们有可能突破一个结构、改变一个社会。
至于是否成功，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