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虽小，魏伟的梦想却很大：不仅希望在大陆各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甚至想将分支机构设立到香港，向香港市民筹钱，用来维护进城农民工的利益。
53岁的李永全从河南商水老家来北京打工干了半个多月的活儿。粉刷服装厂库房，一天120块，他很知足。
11月2日，包工头来验收，李永全和工友们大早就起来收拾，算计着每人能拿2千多块钱。李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家务农，大儿子在南京当兵，都二十五六了，却没一个娶媳妇。李永全最大的心愿就是趁身体好多挣点钱，回老家给儿子们盖新房讨老婆。
没想到的是来验收的包工头却对他们的粉刷很不满意，说质量不好，垃圾也没处理干净，并以此为借口不给大家开支。
从老家带的钱基本都花光了，每天的正常吃喝已经成问题。见包工头转身要走，李永全跟几名工友追了出去，拦在对方的小轿车前，要求赶快结账。紧接着是理论，厮打，很快上了年纪的李永全被包工头和司机手里的砖头打倒，头部开始大量出血。
11月6日，李永全的妻子在通州区法医鉴定中心的太平间里见到了丈夫的遗体。有好心工友支招让告诉她去法院告，去政府闹，还有的说要请个律师，可没钱又没文化，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帮农民工讨回公道
免费为农民工维权
峰回路转。11月9日下午，李永全的大儿子李双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说是专门为进城的农民工维权，可以免费帮李永全家打官司。
给李双建打电话的人叫魏伟，是“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的创办者。9日上午，他在一家都市报上得知了这一事故，立刻通过报社记者与李双建取得了联系。
“主要是提供律师帮助，我们机构里有很多律师志愿者，他们都愿意免费为进城的农民工维护利益。”魏伟介绍这次代理案件的律师叫侯安春，是“小小鸟”多年的志愿者。
“厂方负责人答应现场支付16600元人民币，工人们表示同意了结此事。我们出据了一份调解协议书，三方签字。辛苦总算没有白费，工人们拿到了自己的血汗钱。”这是“小小鸟”工作人员王国良一篇维权日记的结尾。日记里，他还写道：如何平息双方的怒火，进行合理的沟通与协商的技巧，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当天，他同志愿律师来到大兴区榆垡镇的一家工厂为铺地板砖的工人与厂房负责人进行调解。一天前，他接到工人打来的求助热线。
近年来，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在为社会付出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他们却很难得到应得的利益。有资料显示，近四成的农民工未和企业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有一半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得不到工伤补偿，80%的不能带薪休假，80%的女农民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90%没有享受住房补贴或住房公积金。
“他们只要有活干就行了，有钱挣就行了，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魏伟说“小小鸟”的宗旨就是帮农民工讨回公道“捍卫民工权益”。
“人民调解委员会”撑腰
渴望飞向全国
“李永全事件与‘小小鸟’的一般维权流程并不尽相同。”魏伟说“小小鸟”的工作模式通常是在接待农民工的来电、来访后，先与资方进行电话调解，必要时派工作人员和志愿律师到现场调解。如果涉及人数众多，款项巨大或者影响恶劣会与媒体记者联系，帮助协调一同出面。“特殊的我们会指导求助者向劳动部门投诉或委托律师提起诉讼。”
“我们这些都是免费的，并且我的维权成功率在70%以上。”魏伟强调。
实际上，“小小鸟”零成本又高效的维权得益于“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身份的确立。小小鸟热线早在1999年已经创办，虽然名声在外，却因“名不正言不顺”而一直不温不火。“我去给人维权常常底气不足，还总是碰壁，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好的解决。”
直到2004年8月24日，北京市东城区司法局通过了魏伟提出的《关于成立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请示》，同意小小鸟进行人民调解工作。
“这样我们底气就足了，威慑力也大了，志愿律师也多了，通常那些拖欠工资的资方，听到我们说的那些政策上的危害，再了解我们身份，就比较害怕。”魏伟说从2008年调委会成立到2010年10月，“小小鸟”已经解决来访求助二千三百余件，累计设计二万四千余人，帮助讨回拖欠工资近九千万元。
除了“小小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身份，让“小小鸟”在维权的时候如鱼得水，“小小鸟”的筹资能力也助它越飞越高。从2004年得到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第一笔10万元捐赠外，“小小鸟”已经获得资助四百万余元人民币。
“小小鸟”早就不满足于仅仅为北京的农民工群体提供维权服务。2006年4月，“小小鸟”飞到了深圳：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分支机构—开通深圳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2006年10月，“小小鸟”飞到了沈阳：在沈阳成功开设了第二家分支机构—开通沈阳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
谈及未来的规划，魏伟“野心勃勃”：希望在上海、广州、成都这些打工者比较多的城市都设立分支，还争取在香港设立办公室，这样可以向香港市民筹款。“总之是想让‘小小鸟’飞向全国吧。”魏伟踌躇满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