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慈善家一样，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总是对自己捐出的善款去向不放心。他今年与扶贫基金会的合作就开了一个问责先例。这无疑是个增加中国慈善事业透明度的可复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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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福耀玻璃创始人曹德旺没有想到，他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又开创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个“第一”。福耀玻璃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
今年9月28日中午，曹德旺去北京参加巴菲特、盖茨组织的慈善晚宴，见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资源开拓部干事杨晋。他对杨晋说：你们做得不错。杨晋开玩笑地补问了一句：真心话？曹笑了。
事情缘起于今年3月份的西南大旱，曹德旺决定向灾区捐赠2亿元。中国扶贫基金会因此迅速“盯”上了他——他们希望曹能将这笔善款捐赠给基金会，然后再通过基金会发到灾民手上。但曹表示自己要监督善款的发放。这个简略的表态后来被细化成了协议——如果超过1％的不合格率，赔偿30倍。“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形，即便是慈善法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说。但他们还是签下了这个中国慈善事业史上的“问责第一单”。
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国务院扶贫办，在中国现有的九百余家公募基金会和六百余家私募基金会中，它虽然属于少有的中央级别，但与其他民间机构一样，同样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做大做强”——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愿意做这个“赔本买卖”的根本原因。
“苛刻”的协议
在5个月前的玉树地震央视赈灾晚会上，曹德旺之子曹晖为玉树捐出了一个亿，在上台举牌的同时，他对外宣布，“家父还将向西南旱区捐赠2亿元。”
同在现场的杨晋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动，“可不可以说服曹总捐给我们？”
当晚，她便四处找人要到了曹德旺的电话，第二天打了过去，正在香港转机的曹德旺表示，“可以考虑”。“但我要检查，发不到灾民手上，要赔偿的。”曹德旺补充说。至于怎么检查、怎么赔，曹还没来得及思考具体细节。
此后几天，杨晋又给曹打了几个电话，向其“推销”有着十多年运作经验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并表示，他说的条件，可以具体谈。
八天之后，曹德旺到北京参加一个活动。杨晋和她的领导一行三人，赶到了其下榻的昆仑饭店，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之后，曹德旺让他们第二天再来。
当他们再次见面时，曹德旺身边多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律师，一个是央视《经济半小时》的主编。“律师是代表我来谈具体条件的，主编是我带来监督你们的。”曹德旺说。
这阵势，在扶贫基金会做了十多年的副秘书长李利也是第一次见。
曹德旺的“赔偿建议”最后被细化成了一个条款——在善款下发之后，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超过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
这还只是曹德旺的条件之一。
为实现项目运转，基金会一般会收取善款一定额度的“管理费”，行规一般为善款的8％－10％，但曹一开始提出，只愿意给1.5％，也就是300万元。
“我们初步核算，至少要项目管理费的5％才能做成。”李利说，曹开出的条件让他们无法接受，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各让一步，确定为3％，也就是600万元。
曹还提出，所有项目需要在11月30日之前完成，在此之后，如果还有捐赠款没有发放到户，这些善款将由其全部收回。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做过的所有项目中，这么多的“苛刻”条件，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也曾一度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接下这个项目。5月4日，会长段应碧、副秘书长李利等专程飞往曹德旺位于福州的家中，签下了这份协议。
“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
然而，这份在乙方——中国扶贫基金会看来颇为“苛刻”的协议，在甲方——捐赠人曹德旺看来，却一点也不苛刻。
曹德旺出身巨贾之家，却历经坎坷。其父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回福建老家后，万贯家财遗失殆尽。9岁才上学的曹德旺，14岁就被迫辍学。他放过牛，修过车，贩过水果，直到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有限公司，人生才得以彻底转机。
在商海摸爬滚打半生，让曹德旺饱经人间百态。他曾有许多名言，诸如，“一切都是空的，只有饭桌上的酒和肉才是真的”、“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等。
“签这个协议，也是为了监督他们，”曹德旺解释说，“只要他们做得足够好，再大的赔偿，他们应该也不怕。”
在慈善界，曹德旺算得上是老牌慈善人。在2008年胡润慈善榜中，曹德旺以捐赠金额1.46亿元位居第14位。他还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
去年2月份，他因开“股捐”先河而名噪一时。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已开始做慈善。1998年长江水灾，他亲自飞往武汉，捐出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他的捐款清单就不断延长，数额也越来越大，至今累计已达四五亿元之巨。
但是，与众多的慈善家不同，曹德旺的捐赠一大半都是“亲力亲为”。
他曾出资修道路，建学校，盖公园，建图书馆等，几乎每一个工程，他都自己组建团队，买材料，设计，施工，都亲自上阵。做得多了，曹对工程造价、图纸设计等，如同开发商一般烂熟于心。
这其实并非曹德旺本意——公司的生意已经够他忙的了，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去年儿子曹晖从国外回来接班后，他才有了空闲时间。
刚刚富起来的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和工作效率都难如人意。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始他也向一些慈善机构捐款，汶川地震，他捐了两千多万；玉树地震，他捐了一个亿，但最后钱花到了哪里，他其实“并不清楚”。
为了保护好自己的善款，大多数时候，曹德旺只得无奈地选择自我承担所有项目。“我可以给你钱，但我必须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他说。
其实，对于西南旱灾这笔捐款，曹一开始同样是打算自己来做的。
早在3月份，曹德旺便派了几个人去云南、贵州等地了解旱情，“看看灾民们有什么需要，怎样才可以帮到他们。”
回来的报告各种各样，有的说需要粮食，有的说需要肥料，有的说需要耕牛，有的说需要种子，莫衷一是。
“我一开始想买些大米送过去，但看他们需求不一，还是决定换个方式。”曹德旺说。
恰在此时，中国扶贫基金会找到了他，他们为其提了不少建议。曹决定，还是给钱最方便，“他们需要什么，让他们自己去买。”
“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
曹德旺一开始跟扶贫基金会商量定的发放善款标准是每户3000元，基金会觉得有点高，“不如以最低贫困线1196元为标准，每户2000元。”
但这2000元怎么发，却又是一个难题。曹德旺提出了一个大的原则，给到“最穷的地方，最穷的人”，同时特意强调，“当官的不能给”。但什么是最穷的地方，谁是最穷的人，却没有一个可以照搬的标准；同样，“当官的”也没有具体规定。
协议的效力，因此而被发挥出来。
为了达到曹的要求，5月13日，在国务院扶贫办的召集下，西南五省扶贫口的相关领导集聚北京，共同商讨这2个亿怎么花。
而为了转嫁风险，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云南、贵州等西南五省扶贫办分别签订了一个协议，其中特别规定，如果因为其工作中的问题导致基金会蒙受捐赠方罚款的，它们需要全部承担。
而各省扶贫办又与下属的各市、县等签订相关协议，压力层层传导，到有些村里时，已经非常之严厉——如果查出一个村有1户不合格，取消全村人的受助资格。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基金会还聘请了来自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534名志愿者进入17个县的所有项目村进行“逐户核查”。
负责项目实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介绍，一开始，不予资助的判断标准只有7条，但后来增加到了15条。“既要符合曹总的要求，也不能引起村与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矛盾，所以、每一项标准，都应该是农民们一看，就能清晰判断的。”他举例说，曹提出的“当官的不能给”过于模糊，经过反复讨论，他们花了很大篇幅进行定义。比如，“两代以内直系血亲中有副科级（含）以上干部的，不能给”，理由是，“副科级以上干部在贫困地区属于‘精英’群体，他们的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源有条件造福整个家族。”“家庭成员中（以户口簿上信息为依据）有村委会三职干部、村医、兽医的，也不能给”，理由是，“他们每个月固定从政府领取工资”，但这其中，不能包括“行政村的计划生育宣传员、自然村的村长、村组长、会计等”，因为“他们的特征为每年仅领取几百元补贴”。
而为了做到避免万一，他坦言，审核时，“从严不从宽”，标准设置“比曹德旺本来的想法还要提高很多”。比如，对于房屋装修档次明显高于本村平均水平的，不予资助，因为“气派的房屋最容易引起舆论的误会”。
赔偿压力如同一柄高悬的剑，让基金会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他们不知道的是，曹德旺还有另外一重考虑——以赔偿压力来抵抗“雁过拔毛者”，“遇到有人找他们要钱，基金会正好可以往我身上推，说我给得少，弄不好，还要他们赔的”。
在这方面，作为商人的曹德旺，他的“精明”和“远见”的确发挥了作用。
陈红涛告诉记者，由于此次资助量大面广，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职人员总共也就120多人，他们必须借助官方扶贫系统，为此，他们需要向其支付一部分补贴。因为曹德旺“抠”得特别紧，他们支付给地方政府的补贴也比以往少——每资助一个农户，支付给省扶贫办2元，县扶贫办5元。
“这基本只够材料复印费。”陈红涛说，按照以往，这个补贴可以是20元、30元甚至更多，“我们省钱也就省在了这一块”。
对于基金会“钱不够用”的抱怨，曹德旺认为，那是在“哭穷”，“我捐的是2亿，不是200万，基数大，管理费的比例就不能那么高”。
在他看来，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建一个透明的玻璃缸，让他看到，钱在里面是怎么转的，“只要足够透明，还怕捐赠人不往里面送钱吗？”
9月初，基金会根据曹德旺的要求，曾经安排了一次为期六天的检查，曹临时有事没去。对是否还会再去抽查的疑问，曹德旺的回答斩钉截铁，“一定会！”
他说：“信任都是监督出来的，这次不去，他们就会有侥幸心理，下次就做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