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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工程评委批公益行政化

   10月16日至17日,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进入决选答辩阶段。该项目由中国红十字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创办,始于2008年,今年是第三届,围绕“公信、专业、执行、持续”四个标准,评选团将评选出六家组织治理严谨、运营能力优秀、财务透明、可持续发展及有社会影响力的典范公益组织,并给每家公益组织颁发100万元人民币资助金。壹基金希望通过表彰那些达到国际运作标准的非盈利机构,并支持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广泛社会意义新起步的非盈利机构,从而建立一套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慈善公益机构运作标准和评估体系,推动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标准化和产业化。 

    立“标杆”树样板工程

    主持人: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是公益界的一件大事,但对于公众来说还比较陌生,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它的评选标准,比如什么叫做国际运营标准?

    使命愿景应该明确

    在判断一个机构是否达到国际运营标准时,杨团认为,首先要问这个机构的使命及愿景,机构为什么要做,它的发展方向如何确定,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现在有很多非盈利机构做得久了,就忘记了当初的愿景,开始随波逐流。 

    其次就是要关注这个公益机构的内部治理问题。 

    关注结构而非项目 

    陈建民称,壹基金典范工程评选并非关注这些非盈利组织的一两个项目,而是要看整个机构的发展是不是成熟,它的内部治理是不是完善,内部监督、处理有关财务是否透明,面对外部问责如何应对等等。 

    根据国际规定,公益机构的内部行政费用不能过高,在国内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反而是工资过低,无法吸引人才,造成人才上的流失。 

    高小贤是2008年壹基金典范工程的获奖者,在亲身参与过典范工程评选后,她理解的典范工程评选是脱离机构项目,只针对组织管理机构。“一个好的公益项目,背后一定有一个好的公益机构”,但一个机构不是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就再无生命力了,整个公益事业是长期持续的发展,这就需要很多自身治理结构完善公益组织。 

    在国内,公益组织的发展时间较短,相对于国际标准可能存在落差,但民间公益组织也有自己的长项,应对外部环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一个机构要想持续发展,它必然要考虑到结构、公信力等一系列问题,在成立机构之前,并不知道国际对于民间公益组织有什么规定。但经过长期的实践,它发现如果做不好内部管理就得不到资金支持,服务对象就会产生质疑,在不断检讨的过程中,机构就会自觉地关注内部治理及公信力问题。 

    设立规矩树标杆 

    现在社会上仍有大量的公共服务无人提供,比如残疾人服务和老年人服务,老年人现在有1.62亿,参与服务的人群远远不够。 

    针对这种情况,杨团说,如果真正做好老人服务,护理员就需要1000万,但实际上现有人员只有20万,合格的仅有2万,因此这个空间无限,需要众多非盈利组织去填补,而在此过程中就需要树立典范。 

    最近5年,大量民间组织涌现,很多并不符合法律法规,开展典范工程评选,就是为了树立一个规矩,也可以称为“及格线”。如果公益机构在内部治理、财务监管等方面都符合规范,可以在服务领域中树立一个标杆形象、样板工程,供其他组织学习,引领公益组织向正确方向发展。

    “黑马”和困境并存

    主持人:三位都是长期在壹基金典范工程任评委,今年和往届这些公益组织相比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外忧内患阻碍发展

    参选典范工程的机构发展规模已经比较大。在评选过程中,陈建民发现,公益机构普遍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内部治理及财务问题,这与国家体制相关。 

    他举例说,有些机构在规模扩大后,服务人群也逐渐增多,地域逐渐扩大,服务于这个机构的人群也分布在全国各地。如果登记成为一个全国性机构,国家基本不会批准,因此执行人必须将整个组织拆成许多部分,这样就会造成内部治理、财务等问题的出现。 

    其次,公益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接班人的问题,第一代创办NGO的人一般都怀揣着理想,可能放弃很多东西,但无法要求第二代秉承同样的精神,如果找不到很好的接班人,公益机构的发展也会面临问题。 

    “黑马”挑起大梁 

    相较于陈建民的担忧,杨团比较乐观,在此次评选过程中,她发现有几匹黑马脱颖而出,他们中既有本土的机构也有境外机构,比如广东汉达麻风协会,它是一个麻风病人自己的组织,社团现有人数3800多人,机构自1998年起运营,十几年间一直帮扶麻风病群体,非常低调,没有任何宣传;在浙江平湖的新华爱心教育基金会,是12名退休的台胞及企业精英,放弃自身工作到大陆进行公益工作,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乡,为此地的发展不断努力;北京的山水生态伙伴自然保护中心,机构本身是境外民间组织的一个项目办事处,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断努力,机构与境外组织分离,在3年中,工作非常扎实,比从前的项目做得还出色。 

    这些机构不光为弱势群体服务,也确实符合国际标准,使命和目标非常清晰。与以往机构相比能力较强,像这样的组织能够通过壹基金典范工程展示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确实有一批人在努力地承担社会责任,他们是中国人的脊梁,为中国的公益事业不断努力。 

    多样化填补空白 

    高小贤也说,两年前,公益机构的项目大多集中于助学扶贫,但在此次评选过程中,她发现公益机构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项目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类别众多,填补了社会服务的空白。

    ■精彩对话

    >>基金会参选背后

    登记管理政策亟待突破

    主持人:我留意到,这次壹基金典范工程候选人中首次有了基金会,几位怎么看待这个变化? 

    陈建民:基金会种类分为很多种,对于自己筹款,然后给NGO拨款的基金会是不应当参加典范工程评选的,但还有自己运作项目,也提供服务的私募基金会,他们更偏向于执行层面,这次入围的两个基金会都是后者的情况。 

    高小贤:我不赞同非公募基金会加入到评选中间来。对于非公募基金会,尤其是有境外筹资能力的基金会,让他们和国内的社会组织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有失公允。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获得壹基金100万对机构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是很大的帮助,典范工程的立足点还是应该重点扶植国内优秀的草根组织。对于有筹款能力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有更高的要求。 

    杨团:其实这次评委对基金会参评资质的讨论,也反映了我国对社会组织登记体制的问题。非公募基金会是从2004年才开始的,个人申请非公募基金会最低的注册资金是200万,但注册成功就可以享受各种免税优惠。而目前国内大量的草根民间组织,由于很难在民政进行社团登记,只能退而求其次注册“民办非企业单位”。“民非”虽然做公益的事,可没有任何税收优惠。因此很多民间组织从税收、财务方便等方面考量,干脆东拼西凑200万做一个服务性的非公募基金会。 

    陈建民:一些所谓的境外基金会其实也就是设立在香港、台湾,因为在国内注册一个基金会对他们来说太“头痛”,所以有些干脆就在香港设立基金会筹集资金,在国内注册一个“民非”做项目。 

    杨团:这又牵扯出了另一个问题,如何让所谓的境外基金会真正本土化,这还是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在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工作上有所突破。

    >>民间组织资金瓶颈

    公益去行政化才能治本

    主持人:几位在对社会组织考评时,对他们的可持续性关注高吗?也就是维持他们运作的资金来源渠道吗? 

    陈建民: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一个成熟的组织资金来源需要多元化,如果只依赖于某一个基金会,一旦基金会不再支持了,那组织岂不是也要垮掉了。通过参评典范工程,我们看到国内大部分民间组织在资金方面都是捉襟见肘的。这和地方政府的意识有很大关系,比如香港政府每年会花钱购买非盈利组织的服务,然后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的需求,而国内政府在购买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方面所占比例太少了。 

    高小贤:我作为一个草根组织对资金问题深有体会,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即便有些基金会给我们钱,也只是支付项目经费,而不考虑管理经费。 

    主持人:对于服务型的机构来说,最大的成本不就是专业服务人员的工资成本吗? 

    高小贤:对于一对一的服务,比如老年人护理、残疾人护理是可以通过受助人群购买服务获得一些资金的,但对于弱势群体帮扶、环境保护、反家庭暴力等就没有这部分收入了。即便对于前一种服务,还需要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办公等经费的。现在很多基金会筹钱后自己给自己留有行政管理经费,但给基层社会组织拨款时则不考虑。这是不公平的。基金会有时会埋怨民间组织,给你们提供钱,你们还有这么多牢骚,我告诉他们,咱们是平等的,我是通过专业的服务帮你花好钱,让你对捐赠者能有一个交代。 

    杨团:现在很多民间组织工作人员一个月才1000块,怎么保证他的稳定性呢?孟加拉国那么穷,但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是基本和市场水平相当的。 

    陈建民:整体来看,还是公益领域的资金不够,这个蛋糕太小了。 

    杨团:我认为中国的捐赠总量和目前社会组织的发展基本还是匹配的,甚至可能还多出来。但大量的捐赠资金被行政化了,就是官方背景的基金会从民间筹到的钱又回到了政府系统里面,而没有注入民间社会组织中。在资金方面,只有实现公益去行政化,捐赠人、基金会、民间组织才能各得其所,各行其是。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政府愿不愿意放开,以及一些官方背景的基金会能否转变思路。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侯雪竹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张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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