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安元鼎的名字在访民中几乎无人不知
一对在北京上访的母子。
软禁
尽管天空下起了雨，赵桂荣还是起了个大早，匆匆赶到北京南站。她的背包里，塞满了上访材料，已经提前装进牛皮纸信封了，每个信封对应一个地址，是寄给国家领导人看的。
昨天，几位经常碰面的访友，相约今天上午一起去府右街，那边有个邮局，快递比其他地方便宜，大伙儿都有很多信件急着发出去，仔细算下来，到那里，能省下不少钱。
赵桂荣知道，这段日子，别去天安门和三里屯转悠了，那样很容易被保安公司的特保捉走，关进隐秘的地点。最保险的方式是改用邮寄反映情况。
赵桂荣的丈夫邢世库，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三年多，这位曾经的哈尔滨的哥，直到今天还被关在医院里，而在此之前，他是一位多次赴京反映单位领导问题的执著上访者。
为了力证丈夫没有任何疾病，而是被当地政府打击报复，原本在哈尔滨道外区开商店的赵桂荣，也走上了漫长的上访道路，一旦谈及丈夫蒙冤和这几年来的奔波无果，赵桂荣就泪流满面。
2009年9月30日，赵桂荣第一次乘坐火车出远门，她带着材料来到北京后，当天就去了国家信访局，也就是在这一天，她知道，北京原来有家保安公司，叫做安元鼎。
那天下午，赵桂荣被民警仔细盘问了一遍，警车把她从国家信访局门口，送到了丰台区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
与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一样，久敬庄是个访民集散地。现在，马家楼的业务停了，久敬庄承担了马家楼的功能。
在久敬庄大院里头，刚待了一会，一个自称黑龙江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人，找到了赵桂荣，在他的身后，是七八个体型魁梧的小伙子，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戴白色钢盔，乍一看，完全是特警的样子。
这名声称能帮助赵桂荣解决问题的人说，走吧，先出去，到车上谈。赵桂荣有些犹疑，因为不认识，但看了看对方身后的几个“特警”，她觉得，反抗大概是没有用的。
已经是后半夜了，走出大院，上了一辆白色依维柯轿车，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这让本来就昏暗的视线，变得更加模糊。
车子开了几分钟，停了，眼前是一座二层小楼，一楼大厅亮着灯，这时候的赵桂荣发现，这一队穿着制服的年轻人，袖标上写着的是“特保”，而不是“特警”，那个自称官员的中年人，只是这个公司的一名员工。她知道，被骗了。
灯光映衬下，赵桂荣看到了楼顶的红色标牌，这个牌子，更加直接地告诉她，她来到的，是一个叫做“安元鼎保安公司”的地方。
拒绝和逃跑不再可能，赵桂荣只想问对方，他们有什么权力扣押她，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准备扣押她到什么时候。
年轻的保安们只是朝她笑笑，除了告诉她这是奉上级领导命令行事以外，没有回答她的其他任何问题。
赵桂荣被带到了一楼大厅，她的钱包手机身份证全部被没收了，跟进拘留所一样。从这时起，她知道，自己被软禁了。
过了七天，从票贩子手里买到火车票的保安公司，把赵桂荣和另外一个老乡兼访友，送上了从北京开往哈尔滨的直达列车。
“招待”访民的所有支出，显然不是安元鼎埋单。
火车门关闭前，送行的特保走进车厢，跟列车员低声说了几分钟后，列车员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之后每过一个小时，这节车厢的列车员都要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他总是回过头来看一眼赵桂荣他们俩，对着电话说，还在呢。
遣送
吉林省舒兰市水泥厂前职工赵桂香，今年47岁，上访10年，她与安元鼎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去年，当时，她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经过，被派出所民警拦住盘问，抓到了马家楼。
按照访民们的说法，拉到马家楼的，都是通过非正常途径上访的，所谓非正常，就是访民去了信访部门之外的地方。
赵桂香在马家楼待了几个小时，舒兰市驻京办来了一个人，要接她回去，她拒绝了。晚上七点多，这个人又来了一趟，回答还是照旧。
来者拂袖而去，没过多大一会，“带来了一帮武警（其实是保安）”，钢盔皮靴防弹衣。十几个大汉围成了一圈，其中一个人指着赵桂香问旁边的人，就是她吧？几个特保上前几步，拖起她就往外走，“我大喊起来，‘你们干啥呢’，他们不停，就跟提溜只小鸡一样，把我拖出去了。”
这群人太像特警了，于是一路上，赵桂香高喊的是，“救命啊，警察打人了。”接济中心的附近，的确有警察和保安在巡逻，他们向这边看了看，没有走过来。
一个高约一米九的胖保安，把赵桂香拖到车上，一搡，她便仰倒在了座椅上，这个重达两百多斤的保安，照着赵桂香的胸口，就是几拳。拳打脚踢四五分钟后，赵桂香身上全青了，衣服上都是脚印子，脑袋上磕了好几个包，本来腰部就有伤，这下就再也动弹不了了。
本来是到北京寻找“青天大老爷”的赵桂香，屈辱难当，哭成了一团。
事后赵桂香得知，这个动手的并不是警察，而是安元鼎一个姓赵的特保。
一名曾经在安元鼎干过一年的张姓保安透露说，在安元鼎，制服有若干套，穿什么衣服是什么，特勤可以当特保，特保也可以当保安，不过要成为特保，必须“身体强壮，至少要1米75以上，上访的闹事者要制服得了”。
那一天，赵桂香和另外两个舒兰访民，被装进车子，在五个男特保、一个女特保押送下，于夜色之中，朝着吉林方向开去。
赵桂香说，她看到上车时，舒兰市驻京办负责人，在车门边，给了收钱的保安2000块，车子即将开进舒兰境内时，司机打了个电话，问，他们还差多少？电话里回答，7000元。司机重复了一句，7000元啊，行。
赵桂香听到了。金钱与权力，在这一刻，水乳交融。
基地
赵桂荣回到当地，丈夫邢世库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赵桂荣又跑到了北京，之后几乎常驻，这其间，她又有两次被安元鼎收押遣返。上访，关押，遣返，问题不解决，再上访，再关押，再遣返，循环往复，这成了访民的宿命。
渐渐地，赵桂荣了解到，当地政府不舍得花钱，所以安元鼎买火车票让他们自己走，而她认识的一些被关押访民，回原藉是由多名特保开车遣返的，这样可以向属地官员收取高达数万元的费用。
多名曾被安元鼎秘密关押的访民介绍说，除了位于南四环红寺桥附近的总部，安元鼎关押访民的地点有几十个，有的是废弃的仓库，有的是郊区封闭的院子，还有的是山边的养殖场，而这些访民无一例外，进去就不能出来，长的被关押几个月，短的三五天，只有当地政府向安元鼎交足了费用，访民才有可能被接走。
先后三次，赵桂荣被安元鼎关押，地点不同，相同的是，这些地方，居住条件差，保安态度恶劣，由于访民太多，房间不够，经常一张床睡两个人，打地铺也是普遍状况，多数房间为上下铺、男女混居。很多女访民，睡觉不敢脱衣服。
一些男性访民反映，他们本来是到北京申冤的，结果被扣下了，他们不能忍受这种没有任何说法的秘密关押，觉得自己被绑架了，要求出去，与保安发生冲突。结果是，一群保安围攻一个访民，直到把访民打得头破血流屈服为止。访民说，在安元鼎关押点，被打残打伤的访民并不鲜见，除了极少数人获赔几千块医疗费，剩下的，很多不了了之了。
有一回，个头不高的赵桂荣，打饭时多说了一句话，被一个牛姓主任叫到二楼办公室，他使了个眼色，站在门边的山西特保，狠狠地给了她一脚，她当场就哭了。
赵桂荣说，她最震惊的是，她第二次被安元鼎扣押时，被送到一个叫二号基地的地方，保安常常在晚上跑到女访民的床前骚扰，暗示或者直接要求对方“陪他睡觉”。
赵桂荣记得，关押点上一个金姓主任常对女访民说，他能把材料直接递给高层领导。这样充满诱惑力的表达，使一些访民信以为真。“有些女访民，穿着睡衣，袒胸露背地去了主任办公室。”
另一名访民陈连清凭借着关押过十几次的机会，曾经观察过二号基地。他说，院子是狭窄的一条过道，不足三五米，关押访民的房间灰突突的，没有朝外的窗户，只有面向走廊的，所有床位，上下铺加起来，有60多个，总是客满，特殊日子，房间尤其紧张，一张床上挤两个人并不少见。多数情况下，单这一个关押点，就维持着80个访民的规模。
生意经
陈连清说他刚被关进来时，“每天都有冒充国家信访局领导的人来谈话，说可代收访民材料，帮他们解决问题，又说访民一个月之内在这里住满四次，地方上还不给解决问题，中央肯定会出面。”
有些人当真，决定住下来不走了。陈连清认识两个这样的访友，当时，其中一个已经住了47天，另一个住了31天。在关押点，访民吃住是不用自己掏钱的，但这部分开销，安元鼎按照每人每天200元至300元的标准，向地方政府收取，访民住的时间越长，安元鼎赚的也就越多。
陈连清后来了解到，这两人实际上是安元鼎的员工，他的说辞，无非欺骗访民，让他们长住，多住一天，能多赚200元，可这么破烂拥挤肮脏的地方，这么差的饭菜，“别说一天200元了，连20元都不值。”
陈连清观察到，像他这样从石家庄来北京的访民，算是稍微近一点的，当访民人数凑够20个时，安元鼎就派一辆大巴，把访民运回当地，以石家庄为例，住一天，连同路费，是1000元。
“如果是云南贵州偏远地区来京的访民，可能一年也凑不够一车，除非当地有钱，愿意高价委托安元鼎特保遣送，否则访民们就得这么一直在里头待着，直到当地来人把钱交齐，再接他们出去。”
截访，俨然成了这家保安公司最为重要的一项收入来源。不论是关押还是遣送访民，安元鼎都要向地方政府收费。《财经》记者的调查发现，安元鼎近几年业务发展迅速，2007年全年营业收入仅为861.93万元，2008年这一数字变为2100.42万元。其主要业务之一即是帮助各地政府拦截上访者，业务范围甚至已进入上海、成都等地。但吊诡的是，截至2009年5月，安元鼎的许可经营项目仍然为“无”。
在北京，安元鼎的名字在访民中几乎无人不知。他们能在马家楼和久敬庄长期驻扎，能够轻松接走、关押访民而无人过问，这让一直研究上访问题的学者觉得十分可疑。“这还是法制社会吗？为什么北京还有黑保安？谁批准他们关押我们的？”一名被安元鼎关过的女访民说。她今年42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