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东莞母亲韩群凤溺杀脑瘫双胞胎后自杀未遂的案件，成为街头巷尾、互联网内外的讨论焦点。连篇累牍的媒体报道为公众所呈现出来的凄惨，早已超越个案范畴而成为一个群体意象：先天病患所造就的无数残障儿家庭，曾经、正在而且还将继续经历着与韩群凤类似的苦楚，除了不幸的切身体验，几乎无法用语言来精确形容。
作为母亲的韩群凤，照顾因早产而脑瘫的双胞胎儿子整整13年，放弃工作，倾家荡产，无论怎样试图还原这位母亲这些年的遭遇，可能都无法让公众真正了解和感同身受。2010年11月20日晚，她选择溺毙双子而后服毒自尽，之后的事情，则从此超出私人生活范畴成为一个刑事案件——— 因为儿子死了她却被医生救活。在案件侦查阶段，就有数百村民为韩群凤联名求情，在媒体报道之后更是有数十万网友表达怜悯。从检察院方面也传来消息，精神鉴定表明韩群凤在作案时受到抑郁情绪影响，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责任能力，或可得到从轻判决。
个案是否最终能够得到轻判，法律与人情的纠结如何得到妥当解套，有待司法机关的权威判定，舆论与公众似乎都只能静候。倒是本案主审法院的一位法官在其个人微博上的发问让人深思：同情、惋惜、谴责、轻判对于一个只求速死、求死不能的母亲而言，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无法想象，一位可以用13年时间来呵护、照顾自己双胞胎儿子的母亲，在下决心走溺杀这一条路时是怎样的心境？但可以想到的，那一定是一个母亲所有希望的崩溃边缘——— 曾经把希望交托给时间，但最终还是时间一点点消磨掉了一个家庭的念想。
真的，恨不起来，几乎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去苛责这样一个母亲，而且也不能怪公众把矛头指向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社会，是应该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做些什么的，而起码到现在为止，做的实在太少太少。有关“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的感慨与判断，总让人沮丧。政府主管部门乃至整个社会，该承担更多，不能总靠个案的反复刺激才引发社会的一波波讨论：又一个母亲和家庭已经崩溃，还有多少家庭在苦苦支撑？
据当地民政部门表示，东莞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民政部门也多次对韩群凤伸出援手，但均遭到拒绝。到目前为止，这位母亲缘何选择放弃，似乎只有他人视角的一些揣测，而无法进入这位母亲的内心。但可以肯定的是，13年不愿意放弃治疗的这个苦难的家庭，应当不会舍掉任何一丝可能的希望。在这样一种据说百思仍不得其解的主管部门的推脱中，其实是该多一些反躬自省的：社会救助究竟能给这些家庭提供多少帮助？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韩群凤家的情况月均能享受200元补助，节日还能收到200到500元的慰问金，如果当事人有申请，还可以给予每次1000元的临时救助金。这些被罗列出来的救助，对于一个被重病煎熬十几年、消耗了上百万钱财的家庭而言，除了可能还残存的一点精神抚慰价值，这些微薄的救助款意义究竟有多大？
诚然，每年的资金投入在不断增加，只要愿意，还可以再援引一些宏大的数据来佐证，比如东莞市残疾人康复中心就由该地投资5000多万兴建的十项民心工程之一。确实是有进步的，但对于每一个有救助需求的家庭而言，具象化个案中的社会援手，却为何永远是那么杯水车薪？多加几个参照系之后会发现，广东残疾人事业明显滞后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推而广之，整个国家在社会救助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其重视程度和资金投入程度，可能都与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速不成比例。该做点什么？该多做点什么？帮帮他们！
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可能越让人觉得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在任何一个趋于成熟的社会治理状态下，对于居民的生存保障都应当是最起码的制度设计。在这样的时候，国家和社会应当有更多的作为，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专门性的社区服务、专业的心理疏导、义工团队乃至NGO的普遍缺位，才让人们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无力和挫败。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和成熟应对，一定是各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结果，缺少任何一方都将只能不断遭遇捉襟见肘的窘境。
慈母溺杀爱子，这样的人伦惨剧，政府与社会不能总是甘于无力的状态，是到了该认真想一想的时候了。因为，这不是偶发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