措池村成立了野生运动巡护队，这是他们在巡护活动中。
黄河源头的湖泊沙漠化严重。
措池村每年举办以生态保护为主题的赛马节。
玉树的灾后重建，让“三江源”保护的践行者看到新的希望，国家项目的支持，大笔资金的进入，需要推动的只是一个更适合当地的保护和发展模式。然而，什么样的模式更适合三江源，却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
1 环境难题
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中华水塔”是它的另一个名字，那里曾水草丰茂，湖泊星罗密布，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然而近几十年来，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这个地方的生态急剧恶化，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冰川、湿地萎缩，生物多样性锐减。
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甘达村委叶青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0多年，小时候，他眼中的草原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野生动物的生存不会受到威胁，草和水源非常丰富，也不会发生牲畜饿死的现象。那个时候，3岁的母牛和母羊就可以产仔了，但是现在一个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产仔。
看得见的还有草场的退化。
玉树州委副书记文国栋告诉记者，现在就玉树来讲，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在玉树接近20%。沙化面积每年以7.8万亩的速度在扩大。
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书记嘎玛说，他们现在最怕的是开矿，外来的采金、虫草的挖掘对当地的生态也造成了相当的破坏。
这种变化在叶青眼里是这样的：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草场，没有人去挖，去破坏，纪律很严格。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对草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与此同时，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有人来治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
“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叫我们保护区管理局雇人去保护有很多难题，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对当地的生活生产方式不适应，就是适应了以后，也很难长期在那里工作。”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说出了工作中的苦衷，保护区15.23万平方公里，实际上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只有13人，工作站的基本维护有时还得借助抽调，这么大的区域，有非法采金、偷猎之类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2 协议保护探路
一方面是保护区域大，不好管理，一方面是牧民对草原与生俱来的情感，保护的路子能不能找个结合点？
“协议保护更像是倒逼出来的机制。”张德海说。
协议保护是2006年引入中国的一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简单理解，就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土地附属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与经营权类似的权利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在资源所有者和保护者之间通过协议的方式将保护作为权利和义务固定下来，以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协议保护在青海的第一个案例是在措池村，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把该村2440平方公里的保护权下放给当地村民，与村民签订保护协议，村民仍旧住在保护区里，但同时肩负起保护生态环境责任，每户负责管理自己的草原，定期监测，冬天增加保护巡护，负责清理公路沿线的垃圾，阻止打猎，并对不制止打猎的人进行处罚。
“实施协议保护后，牧民获得保护权利，这是他们很看重的。”嘎玛说。
第一批颁发巡护证那次，50多个人，当时还停电了，用的手摇发电机，虽然很简单，却非常庄重，你能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来。一位当事人这么告诉记者。
嘎玛说有没有巡护证对村民来说是不一样的，之前没有巡护证，曾经有来自西藏的人打旱獭，阻止他们，但是没有人听。之后有了政府授权的巡护证，去年有人来村子采矿，拿出证给他们看，就制止了采矿事件。
保护区管理局每年会请第三方机构做效果评估，做得好的会员会有两万元钱的奖励，此外还成立了“措池村保护基金”，通过社区小额贷款的方式运行，利息用作补助困难学生等。2007年开始，政府开始帮助措池村举办生态文化节，当时外出打工的不少年轻人都回来参加，据说村子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这也被村民视作对他们保护工作的回报。
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说，山水实施了14个协议保护项目点，从已经保护的70多万公顷土地来看，平均一年一公顷的费用不到4元钱，参照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8到37元钱一年一公顷的标准，协议从资金来说是可以实施的。
项目开展以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共制止5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了解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村民自发地划定了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让出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划定3块永久禁牧区，开展了6项关于当地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
“保护的权利是核心，这个权利给谁？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他组织都可以拥有，但是真正谁运用这个权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村民。这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这样评价。
3 文化约束力困惑
扎西桑俄还很清楚地记得2007年创办保护协会时的情形，当地民政局并不清楚NGO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具体的审批怎么受理，跑了好多次，才有了现在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年保玉则生态保护协会，年保玉则是当地的一座雪山，是协会保护的对象。
“每年会有5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做冰川、湖泊、动物植物物种的观测记录，有文字，有影像。”扎西说，苏门羚以前是比较热一点地方的动物，现在他们的牧区和草原上面有很多这种动物，还有猕猴，原来是在森林里面，但是现在在牧区也出现了。
“你相信有恐龙吗？”扎西突然问我，接着又自己回答：“我信，因为我见过发掘出来的恐龙化石。再过几十年，那时的小孩儿可能会不相信年保玉则是雪山，曾有这样的动物或植物，留不住的东西，能有个好的记录也好。”
这几年，扎西所在的保护协会主要做的是一些鸟类保护的案例，比如藏鹀，一种仅分布在巴颜喀拉山地区的珍稀鸟类，扎西在家乡建立了藏鹀保护小区，向该地区的拥有者支付土地租用费用于保护区域内的藏鹀。经双方协定，同意在商定的期限内不得在保护区内进行放牧等有害于藏鹀栖息繁殖等活动。
在这几年的环保工作中，扎西发现，原始文化的约束力还是有相当的力量。“那些野生动物咬死了我们的羊。”扎西说以前试着用科学的方法告诉村民保护野生动物，告诉他们那是为自己好，结果却是村民们无法理解。“后来还是用的神山圣水的传统文化。”扎西说，对于年长的人来说，这种观念还是有着很强的约束力，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的约束力能发挥多久的效用，扎西也说不清楚。“一些神话正在消失，那些关于唐古拉山拟人化的歌谣，在年轻人的意识里正在消失。”扎西困惑的是，在传统文化约束力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得乏力的时候，现代环境保护的理念又跳不开发展的掣肘，中间的空白靠什么来填？
玉树州职业学校的老师尼玛江才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困惑。他指着一幅照片告诉记者，“你看这条已经被污染的河，我小的时候还是清澈的，河水是随时可以饮用的。”尼玛说传统的文化观念里，水是用来传递福音的，因为这个理念，水就会变得神圣起来，人们就不会破坏它。但是这些年商业活动增多之后，外来没有受到这些文化影响的人会把垃圾倾倒在河里，时间长了，也开始影响了当地人，当地人也开始松懈，河流一下子就变得污浊起来，道德约束就变得失效了。
尼玛觉得，保护和发展应该建立在高原特色生活方式的延续之上，根据环境实际和社会实际，对农牧商工等各行各业进行合理的调配。
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管理处处长胡敬萍告诉记者，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而其生态系统也绝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包括了人、社会、社区，这个自然系统和这个社会系统是完全耦合在一起的。如果这个关系被打破的话，将来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的衰弱，不仅仅是生态的退化，还有整个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失衡。
4 政府角色
没有人否认，三江源的保护，政府才是最大的靠山，尤其在政策设计和资金投入角度来看很明确。
2003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07亿元，计划在6年内通过还草还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2009年10月又出台了《关于探索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
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吴晓松给出这样一组数字：
自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2005年启动以来，截至2010年底国家累计建设投资37.79亿元，已完成退牧还草、围栏4380万亩，沙漠化土地治理47.08万亩，湿地保护28万亩，黑土滩治理75.1万亩，生态移民37808人。在近几年湿地保护、人工增雨等措施的共同作用下，2009年与2004年相比，三江源主要湖泊面积净增加245平方公里，三江源地区2009年出境水量达到了727亿立方米，比2006年增加了315亿立方米。草地生态能力明显提高，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工程期草场压力不断减轻，植被覆盖度大幅度提高，草地沙化治理区植被覆盖度平均提高23.2%，黑土山覆盖度由20%提高到80%。
退牧还草，生态移民，高附加值的农业、畜牧业，海拔4000米的国际一流都市……政府替牧民们规划着一幅幅蓝图，但是否说明政府就是这场生态保护的主角？
“我们希望有更多保护的权利，牧民离不开草原。”嘎玛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意愿。比起三江源这个称谓，当地牧民更习惯的是草原这样一个概念，世代的游牧，草原不但是家更是灵魂的归属。
当然，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是政府林业、水利、环保等各个部委基于“十二五”规划下的三江源保护框架。
“结古镇的旅游会参照汶川的地震旅游模式，至于其它地方旅游开发到什么程度，还要结合那个地方在生态保护中的所占据的位置。”文国栋告诉记者，“我们有个构建生态特区的构想，就是在三江源的核心区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转换成当地人对这个区域的自发性保护。
这个费用会不会很高？
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算了笔账，如果一户人家5万元一年，或者换句话说差不多1个人一年1万元钱，三江源核心区的居民如果按5万人这个数字来算，一年就需要5亿元。
“这个钱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比如说年轻人的就业，就业做什么呢？就是做生态保护。”吕植说。
三江源的未来会怎样？
政府、商业力量、NGO、当地原住民，都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的答案，在这场寻找中，模式和路径都很重要，而让原住民回归主角地位，成为真正持久的保护力量，更是不可忽视的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