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议题进入大学课堂——香港智行基金会联手复旦大学
面对中国同性恋人群的现实处境，智行基金会将同性恋议题，从公共医学的角度切入大学教育， 期望能够以此推进主流人群对同性恋人群正确认识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智慧的举动。
2006年9月的两个夜晚，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香港智行基金会创办人杜聪分别以“中国的男男同性恋群体”和“艾滋病干预”为题主讲，将今年下半学期的研究生课程——“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和“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拉开帷幕。自1998年在香港成立，智行基金会一直致力于推动平等机会，消除社会对少数人群及弱势人群的误解和歧视。此番“将智慧付诸行动”，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研究生课程，是期望通过大学教育推进主流人群对同性恋人群的正确认识。
在拥挤的课堂背后
在复旦，历时四年的相关课程一路走来，颇受学子们欢迎。9月7日晚上的课堂被挤得满满当当。除了公共卫生学院上选修课（1.5个学分）的研究生，还有闻讯前来旁听的学生，很多人占据了教室后部的空间，站着听完两个小时。
对此情形，杜聪以及同在课堂的几位同事似乎见惯不惊。去年，智行基金会在复旦本部为本科生开设性学和性别研究课程，有数百人报名“竞争”100个名额，最后只好用电脑随机抽取。
杜聪解释，好奇是学生感兴趣的一大动因，而围绕同性恋话题，目前可资讨论的公共空间非常有限，故吸引了求知欲旺盛的学生。举办方不仅将课程的消息通过校内各种资讯渠道广而告之，还电话邀请媒体前往关注，展现了“同志”1组织向外主动拓展的姿态。
学生群中吸引大量“拥趸”的另一个原因，是智行基金会组建了一个由李银河、张北川、万延海、潘绥銘、李楯、靳薇、高燕宁、童戈、高耀洁等约 20位专家学者组成的“豪华”主讲阵容。这些专家在相关领域均颇有建树，由于从事“敏感”问题研究，其中一些专家本身也是媒体关注的争议人物。尽管并非出于刻意策划，这些人带来的“名人效应”客观上应该说也是富有吸引力的热点因素。此外，前年国际华人社区文化名人、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受邀亲往复旦授课，也为课程增添了不少人气。
与专家学者“闪亮”登场形成对应的，是这门课程的“另类”做法：邀请同志社群中愿意站出来的勇敢者、他们的家人、伴侣甚至男性性工作者到课堂上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学生们还可以到同志场所实习，学习如何进行外展工作。如此“另类”的结果是，尽管以公共卫生的角度开设课程，却修正了单纯由主流人群从医学角度审视并研究同志人群的传统做法。这项温和的倡导活动透过宽容的大学氛围呈现同性恋和艾滋病议题。
智行基金会上海办事处负责外联和媒体关系的干事Steven Yang介绍，不同以往的是，本学期还邀请到长期密切关注同性恋的媒体人士和女性同性恋者参与课程，“这是很大的突破”。而前两年的课程讲义被纳入复旦100年校庆系列丛书公开出版，也让智行基金会的员工们感到非常鼓舞。
一个“面向未来”的奖项
此外，智行基金会还面向复旦大学学生举办同性恋议题论文奖。复旦的三位老师，公安大学的荣维毅教授以及杜聪本人，以志愿者的身份担当论文指导和评审工作。去年首届活动征集到50多篇论文，经过评选有十几人获奖并在香港颁奖。杜聪表示，希望与上海以外地区的高校合作，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和提倡对同性恋的研究。
“歧视和偏见来自无知与误解。课程和论文的大部分参加者都不属同性恋人群。我们的宗旨是推动建立和谐健康平等的社会。”杜聪认为，公众的误解与目前同性恋研究的薄弱有关，现有的很多研究并不是基于科学的数据，存在很多主观判断的成分。而从数量上估计，由于同性恋目前还不是一个能登大雅之堂的研究，目前国内研究同性恋的专家学者不足30人。由于觉得敏感，反倒是一些自己是同性恋的学生不敢来听课。杜聪希望，能让大家获得认识，性取向并不构成好与坏的因素，同性恋群体只希望主流群体以平常之心待之，并非要求特权。
因此，智行基金会需要小心对待这个“面向未来”、为培育同性恋的研究基础从长计议的奖项，“不要让政府认为是在鼓励同性恋。”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四年前洽谈此项合作，复旦大学非常慎重，一级级往上报批，最后是党委书记拍板后搞定。开始是面向研究生，第三年才在本科“落地”。迄今为止，复旦还只是大学中的个案，“开课的事情还没有其他学校能够谈成。” 杜聪说。
从公共医学的角度切入大学教育，无疑是一个智慧的举动。不同于西方多元化背景下同性恋运动将议题政治化，直接诉诸街头政治、以集体对抗方式表达权利主张2，中国的同性恋“运动”采用了温和的做法：对内通过为 “同志”社群服务，提高自我认同；对外通过公众教育、争取传媒正面、客观和准确的报道等方式，来影响主流人群，消除歧视和偏见。
向媒体发声
“我们是十分之九会。”杜聪戏称，香港有个同性恋组织“十分之一会”，3与其他很多同类组织一样，主要是为同志社群服务，而智行基金会采用了对外进行公众教育的方式，因为“改变社会歧视不能只针对这个人群工作。”
为此，智行基金会采用了正面影响媒体的策略。2000年5月开始，智行基金会联合香港同志社区联席，香港记者协会，以及一家网上电台共同在香港举办了第一届“同志议题报道奖”，传媒高层在颁奖礼中列席发言，肯定了同志议题的新闻性和社会价值。其后，《同志与传媒》一书在香港民政事务局和其他社会人士资助下出版免费派发。两年一届的“同志议题报道奖”鼓励媒体对同志议题作深入、翔实、客观公正的报道或者演绎，对主流人群起到了正面的沟通作用。
“我们曾考虑在大陆举办同志议题的媒体培训班，但担心太敏感，没有记者敢来，或者政府会干预。”杜聪承认，社会的接纳有一个脱敏的过程，现在社会比以前要开放多了，越来越尊重他人的空间。目前，他认为大陆同志工作的难度在于道德上的排斥，但大陆没有宗教上的阻力问题。在多元的人文社会中，只要不同人群的道德观不相互干涉，都有共存的空间，这是中国同志工作的机遇。
几年前，一些媒体朋友告诉杜聪，同性恋议题和法轮功、西藏、台湾问题等，相传都位列禁止报道的清单。现在对同性恋议题的报道可能有所放开，也有记者愿意“冒险”作报道。杜聪很留意观察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报纸对同志议题的报道情况，感觉小报有可能出于市场考虑，以偏见和猎奇心态在标题及其他方面误导受众。而大报一般很谨慎，尽管报道量偏少，但其立场总体而言持平、全面、中立，比较准确，内容上没有太多歧视。
当然，媒体对同志议题的报道有自身的需求。“他们需要寻找有新闻价值的东西而一些正面的信息对记者而言可能没有新闻价值，但这正是我们想要呈现给媒体的故事和信息。
智行基金会大陆干事Steven说，上海新闻与娱乐频道9月份播出了一个15分钟的节目，反映同志尴尬的生存状态，在同志人群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很正面的报道”中，一位同志正面出镜，一改过去电视节目中对人物进行马赛克或者背影处理的做法。Steven透露，为这个节目的录制和播出，智行基金会作了沟通和联络。
智行基金会的媒体“攻势”不限于此。它的项目干事会关注媒体有关同志议题的报道，如果发现存在不客观、不公平的报道，会主动联系记者进行规劝，表达机构的观点。在一些同志场所进行干预活动，也会邀请媒体的朋友参加。
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是，近年来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给予关注和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高危人群进行艾滋病干预的角度，使同性恋议题得以浮出水面，现身媒体。在Steven印象中，一位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去年还进入了央视的访谈节目。Steven 承认，这样的视角是一枚双刃剑。一方面容易形成艾滋病等同于同性恋的误导信息，但另一方面，社会关注使同性恋群体有了更多倡导和发声的机会。
生活在阳光下
“我们也开展一些很健康很阳光的活动，向社会表明同志人群也可以做其他很多的事情。”杜聪说。
Steven表示，智行基金会策划在上海不久将举办的马拉松上，组织100多位自我认同好的同志集体参加，佩戴象征这个群体的彩虹旗，向世人表明健康向上的形象。
“我们也要生活在阳光下。”Steven说。
后记：
杜聪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外面的一间星巴克咖啡店接受了采访。也许，现在只有星巴克，还能让人隐约联想起他在美国大学的求学背景和华尔街十年的银行业生涯。这段往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他接触到内地艾滋病人后戛然而止。他创办的智行基金会，一方面从事同性恋群体的权益活动，另一方面，从2002年开始直接为大量的内地爱滋孤儿、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提供救助。
可能是由于长期直面同性恋歧视和艾滋病干预等社会问题的挑战，这些严肃问题长期积淀在他的脸上，使他在生活中远离了开朗的大笑，他的笑容至多是放松的表情，仅此而已。
个性温和的杜聪在访谈中始终语调平缓，即便是每隔几分钟星巴克由于装修间或传来刺耳的机器声，他也是一幅不急不躁的样子，继续行进在自己的话语中。
在复旦两晚也是如此。他在研究者和NGO行动者之间转换着角色，不将内心的起伏写在脸上。
杜聪自称由于过去在银行业的从业经验，比较擅长谈判和双赢的方式，因此能够转换角度和地方官员谈判，使智行基金会能够在难以进入的一些艾滋病敏感地区从事救助。智行在大陆地区进行同性恋反歧视倡导的策略上，也采用了非抗争性的公民教育方式。杜聪本人在大学时代就公开了自己的同志身份，从事同性恋权益的倡导活动。 ■
联系： Steven Yang， 021-63808239,
shanghai@chihengfoundation.com
www.chmsm.org
香港同运回顾
（伍成邦）
较有组织的同运在香港，始于80年代末期，经过十年酝酿，由地下转为公开，同志组织也由低调回避传媒，转为争取街头曝光。围绕同志社群面临的家庭、工作以及社会资源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压力开展活动。
公元2000年，香港同志运动无论在传媒、政治与社会事项上的曝光比例已大幅上升。智行基金会举办的同志议题报道奖，在有限的资源下，成功地与传媒建立了善意沟通的桥梁。
2000年立法会竞选期间，以同志社区联席为首，推出了同志选举手册，推介各区亲同志候选人进入立法会，并要求候选人就同志议题表态……表达同志诉求同时，亦要考虑回馈社会。化解社会的误解与歧视，除了抗争与呐喊，服务与承担亦是促成沟通与了解的良方。当“同志”不再是“议题”的时候，社会气氛将变得更加和谐、平等。
摘自《同志与传媒》，智行基金会制作
注释：
1.在本文中专指同性恋者。
2. “1969年6月石墙暴动，当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里顾客反抗例行公事的警察突袭之时，同性恋美国人发起了一场从此不断高涨的大规模争取自由运动。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分类中去除。”摘自《精神病学、心理学和同性恋》，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编印。
3. “十分之一会”的组织名称取自美国印地安大学动物学教授金塞的性学研究报告。金赛认为在美国，完全的同性恋者占美国全部人口的10%。金赛的研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全国性问题研究会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