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发挥出社区的功能，实现有效的社区建设，从‘政府主导，群众帮忙’到‘公民主导，政府支持’将是一条必由之路。
Leah是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当谈起自己在高中时从事社区服务的经历时，她很有些不好意思，因为累计1500小时的服务时间很容易让人误会——在加拿大，用社区服务来弥补一个人犯下的过错是很常见的事情。Leah最初参与社区服务是因为在加拿大的高中，学生只有完成40小时的社区服务才有可能拿到毕业证书，而让她一直保持热情的是在社区服务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参与感和归属感，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重新发现了这个社区，并真正觉得自己是社区里的一部分了”。
社区作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便一直存在。但或许是因为熟视无睹，直到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出版了《社区与社会》一书，“社区”的概念才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滕尼斯富于洞见地指出了社区具有赋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以社会身份的功能，同时又满怀忧虑地观察到大工业时代对于传统社区以及依存于社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破坏。他开出的药方，是要人类回到田园牧歌的农耕时代，而真正复苏社区的却是邻里守望相互扶持的社区精神与蓬勃兴起的各类公益组织。
记得在英国Dorset郡的一个村庄访问时，陪同我的是刚刚被选为村委会委员的一位老太太。在我向她询问哪里最能体现这个乡村的社区感后，她带我去看了三个地方：先是村中心的教堂，墙壁上张贴着各类由邻里间自发组织的活动、免费的社区服务信息；然后是一间慈善商店，由村民们捐赠的二手物品被分门别类地整理并摆放，销售收入全部用于当地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最后是一辆消防车，所有的消防队员都由当地村民在接受过正规培训后义务担任。参观完这三处地方，我发现自己最难忘的却是老人在介绍这一切时脸上由衷自豪的表情。
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像这样自治自助的社区普遍存在，社区建设也成为民众和政府共同关注的领域。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将服务的重点转向了自己所在的社区，就近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也在精神生活和社会交往层面上帮助构建了社区共同体。
美国成年人中有超过一半数量的人平均每周提供不少于四个小时的志愿服务，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社区内完成的。
而在英国，社区居民只需要填一张志愿服务时间表，然后就可在几乎随处可见的社区公益组织登记，三两天就会得到一个合适的社区服务机会，实在没有合适的还可以很容易地发起成立一家自己的机构。
对于青少年来说，通过社区服务来培养社区认同感和公民参与精神已经是一种普遍行为。除了加拿大，英美等国也存在对中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时间要求和各类鼓励措施，其中最典型的要数美国在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案” ，其中明确规定，凡做满1400小时志愿者的青少年，美国政府每年奖励其4725美元的奖学金，这笔钱可以用来作为上大学的学费或者作为职业培训之用，还可用来偿还大学贷款。
另一方面，政府也在积极地扶持社区公益组织，将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交由地方和社区自行提供。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社区建设”概念的国家，又率先提出了“社区照顾”的理念，将过去面向社会公众的慈善服务转向对社区成员的具体服务。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2002年发表《我对英国的愿景》一文，则明确提出，“我们对未来愿景的核心部分，就是要在构建、提供社区服务的层面上，给英国的志愿部门一个更大的舞台。”2010年新一届联合政府上台伊始便提出“大社会”计划，进一步向地方和社区放权，使其承担更多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能。
反观中国，从1933年费孝通等人引入“社区”这一概念，时人鲜有问津。1949年以后，政府包揽了大部分社会功能，连“社会”的概念都不复存在，更遑论社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体制的瓦解，社区和社区建设开始受到政府的重视。如今，稍微像样点的社区都能看到类似“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之类的标语，各类社区志愿者组织纷纷成立，小区内的服务和便民措施也日益增多。然而，这种“自上而下”式的社区服务，内容往往局限于环境卫生、助孤助残之类的计划性活动和为奥运、世博等大型政府活动提供志愿者及安保服务之类的指令性活动上，社区建设由于缺少真正的社区精神，也很难体现社区居民的自主性，所以更像是政府职能在社区内的延伸。
我们已重新发现了“社区”，然而要真正发挥出社区的功能，实现有效的社区建设，从“政府主导，群众帮忙”到“公民主导，政府支持”将是一条必由之路。
